香港、澳门《基本法》“特别行政区法院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这一机制的运转并不畅通。一国两制的复杂性、基本法的框架性、香港法治的特点,联邦制普通法国家司法权的安排,都说明完善此人大释法机制对“一国两制”的成功极为关键。
事实上,陈云与戴耀廷本身都可能未必充分估计到其理论误用和滥用的严重政治后果。不过,任何理论之风行,也绝无可能仅仅是理论家的咒语功夫,而是与香港社会深层次的精神困境有关。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制度的大转型、大变革的社会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强化了晚清以来的“文化对待观”,具体表现为古与今的对峙以及中与西的划分。古今、中西的文化对立,虽然在当时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启蒙,但同时也在观念上带来了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对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开启了后来思想文化···
这种对于中华文化的思考,既包含着执着的应然的价值追寻,又包含对于实然层面的文化发展路径的深长思虑,系统、高远而富有现实意义。余先生生前曾多次感慨,过于表面、浮躁而功利化的所谓文化热,既不能深入文化精神深处,也无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整体性反思把握,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则是对于这两方面的有力推进和重大突破。
对暴力的解禁与放任,就运动本身而言是在七一事件中达到某种极高点。七一暴力占领立法会是“港式太阳花学运”的完成式,也是反修例运动暴力升级的巅峰形式,标志着这场运动合法性与道德基础的自我消解,但其消极后果和长远影响很难短时间消除。
儒学现代转型的任务,不仅是要超越宋明儒学之伦理学与政治学,更根本的是要超越宋明儒学之心灵哲学,实现儒学心灵哲学的新开展。新型儒家心灵哲学的开展应在“显相论(本源论)摄实相论(本体论和广义知识论)”的思想视域下展开,以显相观(本源观、真情观)为根本思想方法,主张“知识出于真情,用于真情”。这种新型的儒家心灵哲学将不···
道德生活在伦理秩序中客观化、现实化,并以调节者而非构成者身份参与伦理秩序的生成,同时也对陷落的伦理生活提供抵抗与转化的资源。伦理秩序以身份或角色的名义,发动对人的动员,其目的在于以规训的方式把个人转换为共同体的成员,对政治社会而言则是“化”人为“民”;与之相反,道德所要求的则是超越具体社会身份与角色的完整之“人”。
哲学具有地方性与世界性,作为文明论的现象,具体的哲学总是历史地与特定的文明形态关联在一起,它不仅出于某种文明体,而且也具有对文明体的承担意识。由此可以构筑一种具有历史纵深与文明厚度的哲学概念,与纯而又纯的追求彻底形式化的哲学相比,可以说它是一种“厚的哲学”。
该项目通过面向基层、面向民众普及传播以孔子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受到社会普遍关注。该项目对促进新时代民间儒学的创新发展、推动官方儒学与精英儒学向民间儒学的转化,做出了有益尝试。总结“孔子学堂”推广建设情况,将有利于民间儒学的进一步开展,也将为深···
借山东大学召开“百年儒学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牟宗三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之机会,参观了烟台栖霞牟氏庄园。在庄园的牟宗三纪念馆中,看到了牟宗三先生早年所写的《自立铭》。这篇《自立铭》,似乎并未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中,很多学者表示是第一次看到。虽短小精悍,但读之却令人震拔奋发,不下于其深邃之哲思文章。
过分的理性,其实就是虚伪。所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朱先生提倡法治的本土资源,应该是不难懂得这个的。
如果以“唐宋变革”为视域,将眼光从外部的佛老或魏晋玄学转至儒学传统的内部,就会发现中晚唐以来经学领域的“信经疑传”等新风气为宋代新儒学实现“思想突破”提供了内在契机;作为训诂之学的传统经学也被注入新的道学思想元素,而不得不面临一场诠释典范的转移。这一典范转移作为新儒学“思想突破”的一种表现,意味着汉唐经学传统被超越,···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礼法社会,有着独特的社会结构,突出强调天下观念而忽视国家观念,重视家庭而淡化团体和个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近代中国进行巨大变革的时期,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冷静理性的思考中国社会之改造。相继撰写了《东西文化及···
人类无法维持民主,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感到吃惊。
现代立国之道有赖于对传统宪制要素的激活和扩展。与既有社会之民情、道德、礼俗相悖、乃至敌对的宪制模式,不会生成秩序性的生命活力,相反会造成整体社会的紊乱动荡。在深受诸种现代意识形态纷扰的转型中国,具有纵深视野地透视治体代兴,深入提炼我们的宪制传统,将是共和政治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道。
礼的历史发源有“巫祭之源”与“情俗之根”两端。中国礼乐文明之所以具有“情理合一”的大智慧,恰恰是源于这样的历史实情:礼来自于巫术的理性化,经由了祭祀的中介,但其中亦留了情;礼来自于民俗的规仪化,经过了乐的环节,但其中亦有了情,这才塑造了中国人至今具有的那种“情理结构”。
“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但是在现代社会,随着拒绝婚姻的人越来越多,离婚率越来越高,单亲家庭现象普遍增多,以及各种性取向合法化,人们不免哀叹“家”正在走向衰落。
在余先生看来,对传统文化的宏扬,必须从文化战略上有个通盘考虑。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琐琐碎碎不是儒者的风气。北宋儒者真正关心的是“国是”——秩序重建,南宋虽然向内转,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国与天下,要在社会政治领域见得儒者之效。谈到这儿,余先生提高了嗓门,一字一顿:“文化应该是有力量的!搞儒学不考虑战略的问题,是根···
虽然老话说“师父师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现代社会是商品经济,知识是产品,学费是价格,也逐渐成为事实和共识。我现在在高校教书,就经常在这两种定位间困惑游移。但在余先生这里,没有这个问题。
如何理解“和谐”的起源与内涵,乃至如何真正进行“和谐”的实践,都成为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和谐”作为一种价值,同样具有一定的普世意义。那么,我们如何定位这一价值,并真正发挥其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