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是很清楚地看到了朱子的论说所存在的问题,从而用种树的方式描述心学的工夫。起于心意的正与不正,终于正心意的不正,用私心去看成圣之学看出来的大多是森林的模样,再进一步也不过是一棵棵树木,这是逆的会使人倒做工夫的,亦是静的会使人分段做工夫的,只有用心去体会才能感受到生意的流转变化,是动的,是顺的,是生意且不息的···
民国时期对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解读,既有以谢无量《阳明学派》为代表的从认识论、伦理学角度的解读,深化了对于知与行不可分割的认识。重要的是,研究民国时期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不同解读,有助于弄清从王阳明“知行合一”到今人所言“知行合一”的思想发展过程。
程颐“天理”观念的内涵可以在易学哲学的视域下加以解读。在易学诠释中,程颐引入“所以”概念表述天理,揭示出其所蕴含的事物活动之法则与事物生成之根据两重意涵。此两重意涵的统一,意味着天理必须被把握为“所当然”之理,其作为对于事物活动之“所当然而不容已”的本质趋向的规定,构成了易道“生生”变化的普遍基础。
“自我—转化”与“超越的突破”均是轴心期的特点,惟有中国文明其“自我—转化”“超越的突破”始终在“世间”与“超世间”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轴心文明中普遍的“自我—转化”现象在儒家这里始终是在人间化、人伦化、在地化乃至肉身化之中展开的。儒家对修身之“身”的理解,本身就决定了中国文明之轴心突破的这种以人为中心而贯通“天文”与“地文”的···
在中国历史上,“郡县制”与“封建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纠缠状态,并且为寻求解决这种历史纠缠进行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1928年4月,国民党青年党员十七人联名呈请中央政治会议撤销孔子后裔衍圣公尊号,并没收曲阜林庙祀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改革曲阜林庙案。改革林庙案遂成尊孔与反孔之总对决与分水岭。该案成因之复杂、延宕之持久、牵涉范围之广泛为民国儒学史上所仅有,凸显了党内外在文化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和儒家传统在中国社会的深厚根基,同时也为认···
阳明后学邹守益、王畿、罗洪先等在良知本体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多种路径的工夫论,然而,他们共同遵从本体上着不得工夫的这一前提。其中,未发戒惧工夫是这一原则的临界点,终于在明晚期有所突破。针对当时学界工夫离于本体和只谈本体不谈工夫的两种情况,学者如刘宗周、孙奇逢等不同于前人所谓“合于本体做工夫”,提出工夫应着于本体而非···
在张载对“形而上”的辨析中,“形而上者,得辞斯得象”与“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代表了他对天道本体及其形成进路的思考,并由此甄别“太虚”与“太极”,最后以“太和”代表二者超越的统一;继而通过“其性”与“其形”的比较,将“太虚”与“太极”的统一拓展为一种本体宇宙论,这就成为二程“天理论”、程朱理气关系及其“理一分殊”说的根源。
以往对咸卦的解读多不能切近其本义。事实上,咸卦的主题是讲交往处事的道理或原则。关于卦辞,传统解读多基于男女相感来理解,其实卦辞着重强调的是屈身虚己、礼贤下士。关于初爻,诸家均未着眼于足拇趾与其他足趾的不同去体会“拇”的本质特征。
从神化体用论来看,张载思想中长期争论的虚、气关系问题也能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虚气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体用关系,虚相当于神、气为化用。这种体用神化论,与玄学的有无论、佛学的色空论,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儒家体用论的生生活力。
在以身体为呈现焦点的存在论中,牟氏理论中身体的“空场”不再是“无”,而是一个相对于直接显现的“不-现”,这一“不现”也即存在论意义上的“能现”,即,使“心体”之显现成为“现前”的“不现”之整体;由此,亦可以说,“身体”乃是“心体”这一“现前”所允诺的其他面相和可能,两者在分解意义上的回环交织能够为我们开显出具有更加丰富宽广内涵的中···
明中后期书院在历经百年沉寂之后得以走向兴盛,与心学的结合密切相关,而心学的流播与发展无法脱离书院这一载体。明代心学名儒湛若水将抽象的心学思想融入书院具体教习之中,使二者紧密联系为一体,不仅映射了心学与书院的结合,更是将内向性的心性理念转为外向性实践。
人贵有“辨”的道德理性主要解决了人物之别、天人之分与人自身结构之辨。由“辨”而“辩”的语言逻辑明确提出了君子必辩以及期、命、辨、说四种思维形态。礼治之“辨”的社会治理方式则蕴含了社会人群的等级贵贱之“辨”、亲疏、远近之“辨”以及和同秩序之“辨”——明分使群的礼序观。
从内在心性、价值观念、社会组织、统治方法等方面对“一”这一富有统率性意义和总体架构性意义的概念进行分析、梳理、诠释性研究,试图从框架结构、逻辑层次、思想维度上说明“一”这个核心性观念深刻体现着荀子哲学所坚持真理的绝对主义与价值的观念上的至上性。同时,也厘清了这一观念所涵具的“齐言行,一统类”的学术思想旨归,表榜出荀···
荀子对“积”的关注超越了在其之前的任何典籍。荀子之“积”涵具教育学意义、人性论意义、伦理学意义、政治学意义等多重意蕴。教育学意义之“积”深入探讨了学习的起点、终点、目的、过程、方法等;人性论意义、伦理学意义之“积”则主要指向“化性起伪”的积伪工夫论;政治学意义或曰德化治道视域下之“积”则包含了君道四统、群居和一的隅积之道···
欧阳修主张的形成,是在北宋“稽古之学”兴起,意欲摆脱汉唐“传注之学”樊篱,倡导通经致用的思想指导下,以己意解经,主观发明的结果。欧阳修以德与功为衡量标准、注重统绪传承的正统史观,支撑了其濮议主张。欧阳修主张为时论所不容,体现出北宋中期士人解经流于主观,导致背离圣人原旨,学统林立,异论相搅的状况。
董仲舒等汉人论定“王鲁说”一方面是上探孔子“缘鲁以言王义”的微旨,另一方面是要处理汉代秦而兴的合法性问题。而在具体处理汉朝代秦而兴的解释学说时,“三统循环”之外尚有“五德终始”,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彼此冲突。出于勾销秦统,为汉立法的意图,董仲舒采用“三统循环”而不取“五德终始”。
上古中国的礼仪实践中,“观”乃内容丰富的常见现象。礼可以观,意味着礼制的成立预设了神灵、宾客、子孙、甚或百姓等第三方的“在场”。古人在礼制实践中,又常常想象后世子孙如何看待现时行为,预想自己的行为如何在后来者的意识中留下痕迹与反应,并期望获取永恒与不朽。宾客参与礼仪活动,宛如进入表演场,主宾之间觥筹交错,相互观摩···
法律的起源或秩序的生成,都需要回到对人性的认识,荀子的“化性起伪”论,指明人性是动态可变的,是可以教化提升的。由治法与治人之辩,对荀子尊君论可以作历史的理解;回归现代文明政制,治理者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同样需要建构对权力的制度性约束,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以及人性中光明部分的发扬。法律制度的设计,需要回归对人性···
《穀梁传》以尊尊、亲亲、贤贤、男女之别为内容的礼义之道;以忠孝、仁义、敬让、以谥正德为内容的人伦之道;以兴文教、重武备、先礼后兵为内容的文武之道;以华夷之辨、存中国为内容的文明之道。《穀梁传》正论是对以礼义仁德为主要内容的礼乐文明所作深层结构的梳理、肯定,从根本上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思维路径和价值取向,而这也···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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