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大义》以体性表示一般认为的体用的含义,体与形体有关,性与功用有关,这与中古的一般非佛教文献的含义一致。《五行大义》论述了五行、五常的体用,在性情问题上亦有讨论。这些讨论在哲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通过对于康氏佚文的考证和分析并结合有关文献进行研究,可知他所追求的孔教“世界主义”并不限于以往学者所关注的大同乌托邦理想,也包括他在早年就已提倡、并在加拿大首先付诸实践的为孔教而“传教”海外的行动策略。基于以孔教为中心的世界主义,康氏在戊戌变法前后曾提出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保教”与“保国、保种”并列的口号。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是为了解决“知行二分”,其欲解决的“知行二分”凡有五种:“外心求理”之“知行二分”、“沉湎经书”之“知行二分”、“言行不一”之“知行二分”、“轻忽念头”之“知行二分”、“冥行虚知”之“知行二分”。如此,王阳明“知行合一”便表现为五大旨趣。五大旨趣的生成正将“知行合一”推向“本体”,而作为本体的“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处理“知···
王船山创造了一个既有深厚文化传统、又有超前意义的思想体系。清咸、同时期湖湘士大夫们推崇船山思想,希望重振湖湘地域理学传统,船山思想成为正在建构的近代湖湘文化的重要资源。辛亥以后,自由主义、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大文化思潮均推崇船山学,他们通过对船山思想的不同诠释而实现湖湘文化的重新建构。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这种手不释卷的情愫,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可谓乐在其中。自去年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举办以来,杨朝明委员或就自己熟谙的领域为其他委员释疑解惑,或认真学习聆听其他委员真知灼见。线上线下的交流与交锋,让读书成为委员们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的一种方式。
《庄子·天下》曰“易以道阴阳”。能否正确理解“阴”“阳”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是否把握了《周易》经传之本义。历代学者多用“阴阳对待”“阴阳交错”“阴阳流转”“阴阳合和”等来表述阴阳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不明白《周易》本身是“崇阳抑阴”还是“崇阴抑阳”,就不可能对上述关系有一个贴切的认识。先儒多认为《周易》是“崇阳抑阴”的,但通过综合分···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是继姚鼐《古文辞类纂》后桐城派影响最大的一部文章选本。是选括囊四部之文,分门别类,类分诸体,体现出鲜明的文体分类观。曾氏的文体分类借鉴吸收了姚选的分类思想,又别具自家面目。是选将姚选所分十三类文体损益为十一类,又聚合成三门,创构了以门、类、体为层级的三级文体纲目,这在古代文体分类由博返约···
金陵本《船山遗书》付梓的最初谋划,始自曾国藩的两位幕僚欧阳兆熊与赵烈文,而其谋刊过程及推进也历经坎坷。自咸丰十一年(1861)秋冬欧阳兆熊与赵烈文有重锓之志,至同治二年(1863)六月曾国荃允复出资,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谋划,重刻《船山遗书》方才基本落实。金陵本《船山遗书》付刊是多方合力促成。
周秦两汉的“亲亲”,是一套整全的制度,建立在封建或门阀基础之上。但在宋代只讲“亲亲”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粉碎,因为此时的“亲”只是规模很小的宗族,甚至是散户。如何聚合起这样的社会?从形上学而言,即是二程的“天理”学说;从实践操作而言,即是“大心”“识仁”“民胞物与”。
儒家正名论及名教理论可以视为一种具体的中国正义论。对正名和名教问题的研讨可以发现,一方面,传统儒家正义论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君子为平民操心的格局,这一格局决定了权利观念何以在儒家思想中隐没不显。另一方面,传统儒家正义论的前提是君子与平民二分的观念及现实。
两汉今文经学以经为常道,克服经的“时间性”与“历史性”,五经之文,在材料的意义上,是先王之法,经过孔子的删削述作,把殊时、异世,各不相沿袭的先王之法,结合成为统一的孔子一王之法。郑玄吸纳《周礼》,并以《周礼》为本注其他经书,将经传中大量与《周礼》不同的内容理解为唐虞夏殷之法,其中最典型的,是在对《士冠礼》“古者生···
“致良知”是王阳明晚年论学的宗旨,也是王阳明对自己心学思想最简易的概括。“致良知”思想的提出是王阳明自身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但也经历了艰辛的心路历程。“致良知”来源于《大学》中的“致知”与《孟子》中的“良知”概念的结合,王阳明赋予它更丰富的内涵。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彰显了道德的价值,确立了道德主体的地位,同时也弘扬了知···
春秋时“诸夏”观念出现,标志古代华夏民族漫长的融合,由“孕育”阶段进入“出生”阶段。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夏融合,学界主流的意见认为是氏族组织解体转向地域组织。可是春秋以后的地域族群是以“国”为中心的组合,地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华夏融合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有独立的方向,就是国家本位的族群聚合。这种“国群”聚合若发展为···
“人类命运”及其“共同体”是非常复杂的课题。人的类存在、类本质是什么?人自身怎么定位?如何分析人类不同的“共同体”与“非共同体”的存在状况?人之同类中不同种族、民族、语言、性别、宗教、文化、时代、地域的人的生存处境与诉求、命运、信仰、理想,十分复杂,其相接相处之道就更加繁复。人之类的生存与非同类的生存有密切的关联,在···
“天”是儒学的最高观念,但其含义丰富且随着社会历史和儒学自身的发展而变化。儒学“天”观念渊源于上古三代的思想传统,主要包括主宰之天、物化之天和生命之天三重含义。就儒学“天”观念含义的历史演进看,先秦儒学“天”观念的三种含义次第展开,汉唐儒学呈现主宰之天与物化之天的双向演进态势,宋明新儒学则确立了生命之天的主导地位。
公私德之辨的背后,不是已成定局的“古今之变”,而是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各自政治体制不同的“中西之争”。中西之争在规则(政治秩序)与执行规则之能力(德性)的双重张力中展开。这首先体现为对规则执行者是否应当具有道德之善的不同态度,另一方面,中西之争也同时呈现为规则的现成性与规则执行者的自主权变性之间的张力。
当代中国经历了实质性的政治改革,重建贤能政治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尚贤制也会带来激烈竞争,我们需要儒家式的软实力与民主开放、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路线和道家式的怀疑相结合,并充分肯定“非政治”生活方式的社会价值。
孔庙从祀制度秉承“崇德报功”的原则,意在表彰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接续儒学“道统”者。清代以前,从祀孔庙者多为“传道”“明道”之儒,以其道德文章名世。宋儒范仲淹是清代新增从祀孔庙之第一人,也是以事功著称的“行道之儒”从祀孔庙的先行者。
大家好,今年朱子之路的启动仪式已经开始了,主办者让我跟大家讲几句话。我想讲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青年朋友,而且朱子之路走过的这几个点都是朱子青年时代经历过的地方,所以我想讲讲青年朱子的成长之路,也可以说是涉及朱子的成长史吧。
中国经学的思维,具有极其独特的方式和魅力,它是独一无二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无法比拟和复制的,例如“疏不破注”、例如“述而不作”等等。这是一笔中华民族可贵和可观的精神遗产,是谁也不能抹煞的。随着我们对外来先进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学习与运用,我国以经学为核心的传统学术思维方式一定会在与世界学术的融合和贯通中得···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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