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从来不灭亲”——《论语新识》子路篇第十八章

作者：刘强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十八日壬申

          耶稣2016年12月16日

13.18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①。”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②，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新注】

①  直躬者：直身而行的人。一说：直躬，人名。《淮南子·氾论训》：“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高诱注：“直躬，楚叶县人也。”攘：窃取。一说：“因其自来而取，曰攘。”证：举证；告发。

②  隐：隐而不发。一说：隐，即“檃栝”之檃，意为矫正，今不从。

【新译】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去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们那儿正直的人不是这样。父亲为儿子隐，儿子为父亲隐，正直也就在其中了。”

【新识】

本章再论直道。叶公与孔子的分歧，涉及情与法、孝与义、父与君、家与国、私与公、亲情伦理与社会正义等多重矛盾与纠葛，在吾国文明史、思想史、政治史、法制史、文化史上，均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与理论意义。鉴于此章历史上歧解众多，莫衷一是，今试稍作解析如下：

首先，本章争论之焦点在于对“直”的理解。乍一看，叶公所举“证父攘羊”的直躬者似乎占据道德制高点，因其遵守法律，公私分明，大义灭亲，犹今之所谓“政治正确”。然仔细分析，会发现其所谓“直”，实则隐含着“曲”，即“直于君而曲于父”也。《韩非子·五蠹》载：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换言之，如生身之父攘人之羊，儿子第一时间、第一念头便是检举揭发、邀功请赏，则此子便是“君之直臣，父之暴子”，必是泯灭人性到了极点！同时也可侧面看出，为政者必是将国家利益凌驾于骨肉亲情之上，长期做“大义灭亲”之政治洗脑有以使然。再看《吕氏春秋·当务》所载一例：

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活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者之信，不如无信。

与上则故事一样，此事也许是好事者的杜撰，但其不仅透露当时法律的严苛，而且十分生动地揭示了“证父攘羊”者背后的“心理活动”，先是告发父亲以求“信”之名，再是“父诛而代之”以求“孝”之誉，足见其心术不正、天良丧尽矣！“直躬者之信，不如无信”一句，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然则直躬者之所谓“直”，不仅不是“直”，反而是“曲”、是“伪”、是“诈”，甚至是“变态”和“残忍”！

刘强：“大义从来不灭亲”——《论语新识》子路篇第十八章

其次，对“隐”的理解也大有问题。《说文》：“隐，蔽也。”《尔雅》：“隐，微也。”今有学者以“隐”作“檃栝”，即一种矫正竹木邪曲的工具；揉曲曰檃，正方称括。故以“父子互隐”为“父子互檃（矫正）”，即互相矫正过失之义。此解过于迂曲，今不从。

窃以为，“隐”就是隐瞒、掩藏义，无须回护而自有道理。细读文本，“隐”与“证”恰成一反对关系：如“证父攘羊”是“直于君而曲于父”，则避免这一结果最明智的做法便是“隐”——“隐于君而直于父”，如此一来，问题便迎刃而解。也就是说，作为人子，对于父亲之罪错，首先不是告发举报，而是“隐”，这不仅合乎孝道，更合乎直道。朱熹《集注》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又《礼记·檀弓上》：“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事师无犯无隐。”人子对待父母亲，应隐其恶而不犯其颜；对待君主，应犯其颜而不隐其恶；对待老师，应不犯其颜但也不隐其恶。三伦之中，对待父母最为“宽松”，因亲子关系乃唯一绝对之人伦关系，不可代替，亦不可让渡。因此，“隐”不仅合乎天理人情，而且合乎礼。

很少有人注意，夫子说“直在其中”，“其”所指为何？根据上下文，所指即“隐”也。换言之，便是“直在隐中”。也就是说，这里的“直”，非“证中之直”，而是“隐中之直”，不是对君，而是对父。隐如果是囊，“直”便是囊中之锥，“隐”能包“直”，“直”在“隐”中。事实上，“隐中之直”关键不在于外在之表现，而在内在之心地。故孔子所谓“直道而行”，更多是一种诚笃忠信的心性修养工夫。以迹求心，反身而诚，才是“直”。如证父攘羊之事，论迹是直，论心则曲，故为夫子所不齿也。

然则，“隐”又如何体现“直”呢？《论语》中早有答案。《里仁篇》子曰：“事父母幾谏。”《孝经·谏诤》亦云：“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又上博楚简《内礼》简七云：“孝而不谏，不成孝。”父母有过，孝子绝不会听之任之，而当幾谏不违。由此可知，“隐”这一行为，对于君固然是一消极之举动，对于父，则可转变为积极之谏诤。

不仅如此，因为父子有亲，真正的孝子还要对父亲之过视如己过，有一份担当和责任。如《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四）》有《内礼》一篇就说：“君子事父母，亡私乐，亡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善则从之，不善则止之；止之而不可，隐而任之，如从己起。”这里的“隐而任之，如从己起”，便是“隐”的积极一面，也就是“隐中之直”，即人子不能自外于父母之过，做一个幸灾乐祸甚至告密揭发的“陌生人”，而应义不容辞地反复劝止，使其过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惟其如此，方可化解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正义之间的矛盾。

还须指出，真正的“隐”是有前提的，小罪可“隐”，大罪当“简”（通“谏”；谏诤）。如上博简《五行》篇云：“不简，不行；不匿，不察于道。”“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而弗大诛也，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也，不察于道也。”“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因此，“‘简’考虑的是社会道义，‘匿’考虑的是亲亲之爱。所以隐是有范围的，大罪不能隐，小罪可以隐”。（梁涛《<</span>论语>“亲亲相隐”章新释》，《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6期）

第三，“隐”还可与最具智慧的“权智”与“义道”相通。夫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说：“无可无不可。”“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若“直”是一种“道”，则“隐”便是一种“权”，反经达权，依旧不离于道。否则，便是“绞”。朱子释《泰伯篇》“直而无礼则绞”时，两次提及证父攘羊之事，说：“若不当直后，却须要直，如证羊之类，便是绞。”又说：“绞如绳两头绞得紧，都不宽舒，则有证父攘羊之事矣。”（《朱子语类》卷第三十五）也就是说，相比“绞以为直”的“证父攘羊”之举，“父子相隐”不过是一“直在隐中”的“权宜之计”，其出发点不是包庇犯罪，而是本能地选择绝不主动加害于亲人罢了。盖父子之亲，先于君臣之义，前者属“自然法”，后者属“实在法”，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前提，当两者发生冲突，后者亦当为前者稍作妥协与让步。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中，礼制远比法制更具融摄力，父子之亲又为礼制所规定，故不能因刑而违礼、因法而悖情、因君而杀父、因国而灭家，凡此种种，皆“不察于道也”。因此，这里的“直在其中”，亦可理解为“礼在其中”、“义在其中”、“权在其中”。儒家的这一通达权变之思想，道家亦表认同。如《庄子·盗跖篇》说：“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淮南子·氾论训》也说：“唯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直而证父，信而溺死，虽有直信，孰能贵之？”

今按：叶公所在之楚国，礼乐教化较中原为晚，故其法令严酷，刻薄寡恩，常以国法凌驾于亲情之上，直躬证父之事，恰恰说明其“刑主德辅”，本末倒置，以致“近者不悦，远者不来”。夫子深谙叶公之潜台词，故直言相告，至于叶公能否心领神会，就不得而知了。

又按：如进一步探讨“亲亲互隐”在法律上的可行性问题，还可引入现代法律之“沉默权”概念。“沉默权”包含有被告人有权聘请律师，如其无力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他指定律师等权利。而律师的职责是尽量为被告人作辩护，使其依法享受应该享受之基本权利。既然被告人都可享有不被强制说出于己不利之供词的“沉默权”，为什么亲属不可以依法享有同样的权利？亲属当然无权充当辩护律师，但保持沉默、避免让亲人遭受更严厉的司法处罚，此一人性之本能心理和情感当被理解和尊重，方是善法良治，和谐社会。职是之故，“亲亲互隐”的“隐”，既可作“容隐”讲，亦可理解为“沉默”。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窃谓此章所论，正所谓“性与天道”者也！“大义灭亲”与“亲亲互隐”，正法家与儒家之不同，苛政与仁政之分辨，极权与良政之分野，不可不知，不可不戒！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