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思东西文明的异同

作者：林安梧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廿五日庚辰

           耶稣2016年10月25日

（向春/图）

编者按：“古今中西”是近两百年来中国有识之士关注的大问题。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从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到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各种说法都有。前提之一是，我们要更到位地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异同。

2016年10月始任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杰出海外学者的林安梧先生，于本月13日在山大做了一场题目为《东西文明之异同及其研究方法论的省思》的演讲，对东西方文明的异同等根源性问题，做了提纲挈领的分析。山东大学研究生王冰雅对演讲进行记录整理，我们略改短了标题，供读者参考。

西方是神人、物我、人己分而为二的，分而为二必须有第三者作为连接。神人分而为二中间有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连接，后来教会作为代表。物我分而为二中间有话语概念的连接，作为主体对客体的掌握。中国物我合一，通过气来感通。人己分而为二需要有契约、法律来连接。人己通而为一，是以一体之仁通而为一。

东西文明对比是一个很宽泛的话题。为了避免空洞，从经验的觉知讲起。哲学取决于个体生活世界存在的觉知，经由概念的反思而提升为理论的建构。这个过程中需要丰富的知识系统，需要典籍的教养。做学问需要“五证”：历史的考证、典籍的佐证、科学的验证、逻辑的辩证和心性的体证，这五者各有侧重，需要相互交融。

儒教和基督宗教不同。儒教是不是宗教呢？是，但又不是西方意义的宗教。孝悌、仁义、忠信是其教义；四书五经是其教典；周公、孔子是其教主；至于教团，是以士君子自居的，发散性的教团，他们不必登记，也不用受洗；敬天法祖则是崇拜对象。儒教不是一个信靠的宗教，而是一个觉性的宗教，是唤起人们内在的觉醒，而一神论的宗教是要求信徒臣服最高的绝对者，唯一的人格神。

我对东西文明比较的思考，受到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影响，也受到唐君毅、牟宗三两位先生的启发。大学期间，我听了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的课，后来成为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早在上个世纪初，很多中国的思想家已经开始关注东西文明对比的问题。譬如梁漱溟，他提到“意欲”的概念，认为意欲向前是西方文明，意欲向后是印度文明，意欲适中是中国文明。这个说法有局限性，但它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人类文明有诸多形态，中国文明有别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承天命、继道统、立人伦、传斯文，这是儒家最重要的特质。

对本质主义的反思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兴起韦伯热。韦伯的《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对整个汉学界影响很深。他认为基督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精神有非常重要的选择性的亲近关联。

他的说法在某个意义上有历史的因果性。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中国也应当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中国的宗教是儒教和道教，这跟资本主义精神不相关。我认为这个论断在今天看来是不准确的。因为人类文明确实跟它的宗教、跟它的精神内核有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命定的关系。我反对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历史上的方法论是非常多元、非常丰富的。

但是目前在学术研究中，仍然存在本质主义的论断，譬如人们关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争论。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法治是很复杂的一个系统，不能因为这一句话就认为中国没有法治精神。孔子的这句话从本身来讲是合理的，因为这合乎人们的经验。法律不能够离开人伦，不能够离开人情，而必须以人作为基础点。

我们可以提出一种“理念类型”（Ideal-type）的方法。以台湾人排队为例，排队作为一个民族的特性，是习与性成的过程，而不是本质上的民族性。在研究东西文明时，不能说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可以通过“理念类型”（Ideal-type）的方法从总体上说它偏向哪边，它可能是什么，从而更深层地理解它，但不能够一直延伸出去而得出武断的结论。

东西方文明到目前为止的确有很大不同，譬如说西方是一神论的信仰，而中国是以儒教、道教，以及已经在地化、本土化的佛教为主的信仰。西方一神论的宗教是一个强控制的宗教，而东方觉性的宗教是弱控制的宗教。强控制强调法律、诫命、戒律，弱控制强调道理、情义。

张光直与杜维明的观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到张光直先生和杜维明先生的著作。张光直提出了“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概念。他发现玛雅文化和中国文明有一种独特的类似性，都强调天人、物我、人己通而为一。杜维明讲到有关整个文明的“存有的连续观”。他通过一些考古的依据，更深一层到哲学的思辨，指出天人、物我、人己合而为一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道理，这就是“存有的连续观”。“存在”在台湾翻译为“存有”，“存有的连续观”即“存在的连续观”。

我很受启发，认为这刚好和西方形成强烈对比。西方是神人、物我、人己分而为二的，分而为二必须有第三者作为连接。神人分而为二中间有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连接，后来教会作为代表。物我分而为二中间有话语概念的连接，作为主体对客体的掌握。中国物我合一，通过气来感通。人己分而为二需要有契约、法律来连接。人己通而为一，是以一体之仁通而为一。

我们将“存有的连续观”和“存有的断裂观”做一个对比。存有的连续观强调神人、物我、人己合而为一，存有的断裂观强调神人、物我、人己分而为二。神人的关系以希伯来的宗教传统做例示，物我的关系以希腊哲学做例示，人己的关系以罗马的法律做例示。西方文明正由这三大支所构成，这正好将神人、物我、人己最重要的关系显示出来，将西方文明的断裂、缝合展示出来。

再对比中西方的文字差异。汉字是方块字，是图像性的文字。图像性的文字可以从图像的直觉中体会到文字的意义。例如“山”，但是人们无法通过“mountain”的形象而知道它是“山”。拼音文字，是通过符号去记录语言构成文字，文字是隶属于语音的，所以有语音中心主义的倾向。汉字是人类文明的辉煌成就。中国的语言和语音联系密切但并不等同。中华民族是多元的语言、多元的种族、多元的宗教、多元的文明构成的一个整体，最具有包容性。一个地方的哲学跟地域、经济、生长方式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不是本质之如何。

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对比理解

我们再依照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我同意中国传统是波纹型格局，而西方传统则是捆材型的格局。波纹型格局是弱控制系统，捆材型格局是强控制系统。更进一步，波纹型的格局是差序格局，捆材型格局是团体格局。

中国传统讲“天下”的概念而不是近代的“国家”的概念。“中”是内，“国”是城，“中国”是指城内，扩而充之，即宇内、四海之内。“天下”这个概念影响到日本、韩国。在古代，他们也称自己为中国。

天下格局和国家格局不同。以前人们认为“国家”这个概念没有被强化起来是中华民族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重要原因之一。的确如此，但是在21世纪，人们需要重新思考，如果人类文化圈中有更多“天下”的概念，可能人类族群之间会有更多共生、共长、共存、共荣的关系。

依照费孝通的理论，中国文化强调平等原则，而西方强调宪法原则；中国文化强调家族结构，西方强调社会结构；中国强调礼治社会，西方强调法治社会；中国强调氏族伦理，西方强调社会道德。

中西思维方式的对比

继续来对中西思维方式进行对比。中国传统强调内在根源性，而西方传统强调外在超越性。中国传统强调宇宙造化通而为一回到总体的源头，所以中国有道论的传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如果受到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的影响，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个人主观情感透射的结果，但中国传统认为，人们的价值跟存在合而为一，存在的律动隐含着价值的意含。主体和客体通而为一，只有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才使得对象成为一个被决定的定象，而成为被决定的定象的过程，是人们的话语的论定过程，话语的论定过程才使得它成为一个对象物，这个对象物不是存在物本身。

在保留中原古音的闽南话中，“尔八否？”即是“尔知也否”的意思，“八”是指分别，也就是说，理解就是分别。所以没有一个独立于心灵之外的客体作为主体认识的对象，主客体原先是混而为一的。混而为一就意味着人的价值和认知都包含在其中。人们把它分别开来特别强调哪一面它就成为哪一面，所以它可以是自然科学所要观照的对象，它也可以是人文学问所要去探索的对象。例如水可以是H2O，水也可以是人之性善如水之就下。

中国哲学注重人们参与到总体中去展开参赞活动，在活动中开启一个新的可能。例如看昆曲《游园惊梦》，演员在空荡荡的舞台演了两三个小时，演完后观众都叫好说这个园子可真美。洋人不理解，认为空荡荡的舞台很抽象，但其实园子是演员演出来的，而且非常具象。中国人的感受能力特别强，因为人们存在的情境是心灵参与的。这个部分是人们今天恢复中国文化时需要去留意的。

中国人重视客观的法则，但不是以客观的法则作为最重要的依据，因为客观的法则之上更重要的是存在的律动。道是存在的韵律，是超乎客观规律使得客观规律之所以可能的根据。“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王夫之先生诠释为“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中国哲学讲人性论，性和生是相关联的。整个中国人性论都是回到生，从生去讲宇宙万有一切。从汉字来看，生是一根小草从泥土中生出来。在是从土才声，讲植物从泥土中冒出来，跟“生”意思很接近。存在的存是“子”参与于“在”，参与进去而把“人”字省略了。所以存在是人进到世界中。中国哲学的“存在”跟西方哲学的“being”看似很相似但是不等同。西方讲being是从to be讲being，从is讲being，而中国哲学强调参与、实践。《易经》有言“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世界和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整体。

由此再来对比中外神话的差异。中国哲学认为天地万有一切通而为一，不会因为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而往上超越，超越出绝对的唯一的人格神。中国的神话讲宇宙是氤氲造化，万有一切是由氤氲造化而成，人是得天地阴阳五行之秀气而最灵者为人。人有男有女，是阴阳和合同而为一的，阳气重者为男，阴气重者为阴。在西方神话中，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而创造了亚当，而女人只是亚当身上抽掉的一根肋骨所创造。宗教是人类文明之所产，也是人类文明之能产，参与到人类文明中是非常重要的方式。一神论是方式，非神论也是方式。

我要再呼吁，中国哲学应该参与东西方哲学对话。十多年前，大陆兴起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是哲学，只是中国哲学之为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之为哲学。例如佛教哲学在西方参与研究之下，已经提出佛教本体论，Buddhist Ontology，这大大丰富了本体论的内涵。同样，中国的道德哲学论据可能会对西方哲学有很大的对话作用。我认为应该让汉语参与哲学思考。譬如，知识不只是knowledge，道德不只是moral。“识”是了别，是对对象物的客观的清楚掌握，“知”是定止，是回到内在的确定。“明”是通达于道，“知”是定止于心，“识”是了别于物，而“执”是陷泥于欲。中国知识论的重点不在于怎样掌握一个客观的知识，而是主体心性的修养活动和真理的了彻活动是密切关联的。

进一步谈中国道德哲学的本义。道德讲的是根源和本性的关系。如其根源顺其本性就称为道德。道德不是控制，不是强制。中国传统先讲道德仁义礼，再讲法。道为根源，德为本性，仁为感通，义为法则，礼为规范。《老子》有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在中国传统中，宗教是相连的，宗教是祭祀祖先神灵天地而形成的教化的传统，这不同于religion。Religion原来的含义是神人的再连接，而中国传统认为天人合一。《荀子》讲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立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在恢复中国文化的时候，应该把“天地亲君师”的牌位立起来作为象征，象征天地和良知。

西方是绝对威权的强控制系统，而传统中国是宇宙、人我、万物通而为一的弱控制系统。这甚至体现在用餐工具上，中餐用筷子，西餐用叉子。叉子是强控制系统，使用叉子是主体通过一个中介者强力侵入客体控制客体；筷子是弱控制系统，使用筷子是主体通过一个中介者连接客体构成整体达到均衡和谐才能举起客体。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具体的普遍性，西方谈抽象的普遍性。虽然汉字是很具象的，但是却能表现普遍抽象的高度的意义，这是中华民族从最具体的存在到一个最抽象的普遍的东西，这是连续的不是断裂的。中国传统讲意义的辩证消融而不在于结构的辩证超克。中国传统认为万有皆具于道之中而不是超越的人格神论。中国传统认为天人、物我、人己是连续合一的关系，而不是神人、物我、人己的断裂关系。中国哲学强调生命的默契感通而不是话语概念的论定。中国传统注重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不同于西方注重契约性的社会连结。

今天人们需要反思，现代社会是非常注重契约性的社会连结，我们血缘性的自然连结慢慢会不见了。中国哲学原来所依托的载体该何去何从？人类文明不是西方意义下的现代化可以泛限一切的，这也引发了更多人反思人类的未来该当如何。人们应该思考儒、道、佛三教的学问对于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可能会起到的作用。这一切必须在对比的思考中重新解答。当然，原先中国的传统有很严重的问题，西方文明也有很严重的问题。我用道的错置和具体性的错置来对比。

如果继续对“存有的连续观”和“存有的断裂观”进行对比，还可以看到多点透视和定点透视的差异。不同于西方水彩画的定点透视，中国的山水水墨画是多点透视，是不合物理比例的，这是情景交融的结果。山水水墨画要进入画中而观画，需要换位去体会，感其意味体其意蕴，这样才能够看出画之好之所在。这个过程是需要心灵参与的。中国传统思维是象在形之先，所以象不被形所拘，名以定形，文以成物，道之所显为象，话语之所论为形。“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大象”是指造化最原初道之显现。

学之为学是人参与创造的，而不是原本如何由人去揭示的。大家要去理解中国可贵的传统，也要好好理解西方的文明传统。理解中国的传统要回到经典中去，要接受更多的思维训练，在更多的训练中让思维生长。我希望汉语的思考慢慢出现，中西方能够有更多的互动和对话。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