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还有戏吗？

──《当儒家走进民主社会：林安梧论公民儒学》自序

作者：林安梧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

时间：西元2022年2月7日

当儒家走进民主社会，那儒家还有戏吗？儒家本是在小农经济、宗法家族的传统社会长成的。现在，走入了民主社会，儒家还有戏吗？当然有，而且戏还多着呢？儒家发源于夏商周，孔夫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六经于焉构成，他是整个中国古文明的集大成者。这里启动了最重要一次的返本开新。这里有着创造性的转化，也有着创新性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孔子点燃了智慧之火，照亮了天地乾坤，开启了生命之泉，润泽了万有一切的生命。就这样点醒了「仁义礼智」，就这样，若「泉之始达，火之始燃」，整个天地，整个人间活起来了。

孔夫子点醒了仁，孟子更进一步阐发了义，到荀子确立了礼。其实，仁义礼智信，孔子早就宣说了。孟子、荀子只是各有所重的阐述发挥而已。不过，我们可以发现，这有阶段性一步一步的发展。仁者，人之安宅也。义者，人之正路也。礼者，人之正位也。「仁」强调存在的道德真实感，「义」强调客观的法则，「礼」强调具体落实的规范。孔子跨过了原先周公宗法封建的限制，点醒了人的内在生命，照亮了天地乾坤。他强调的是要达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更强调「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荀子强调礼有三本，把「天地、先祖、君师」确定了起来。这里在在把儒学的道德教化观确立了起来，内圣外王通贯为一。在「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下，确立了「人格性道德连结」的优先性。即使，荀子已经重视君道、富国、法后王，但毕竟他还是期待着先圣先贤文化的教养，达到天下太平的。直到了他的学生李斯、韩非，才转而为法家，强调了「宰制性的政治连结」的优先性。这么一来，「血缘性纵贯轴」的系统脉络于焉构成。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讲明了「儒、道、墨、法、名、阴阳」，说是归本于道，但这不只是道家的道，而是天下大道的道，总体根源的道，这是作为诸家根源的道。天下已经不再是宗法封建的构造了，天下变成了君主专制的构造了。天下不再是一统而多元的「大一统」，天下变成了归向于专制的「大统一」。原来强调的「五伦」，现在转而强调的是「三纲」。五伦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也。这两者一对比，你便自明白。五伦讲的是相对的配称关系，三纲讲的是绝对的隶属关系。本来说的是道理该当如此，国君要做为臣子的楷模纲领，父亲要做为儿子的楷模纲领，丈夫要做为媳妇的楷模纲领，落到头来，竟然说成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还没过门的媳妇，未婚夫死了，还有要人守寡的，这真是哪门子的道理，但这情势居然严重得很。

就这样，君主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说真的，这是哪门子的儒学，他是帝制的绝对化造成的，岂是儒学，但把这些都算到儒家儒学上面去了。我说这是「道的错置」(misplaced Tao)，并不是儒家原先的理想。儒家原先理想是「圣王」，是圣者当为王，有能力有道德的，才配当通天地人的管理者与政治大统领。结果弄到后来，一当上皇帝了，他就是圣，这变成了「王圣」。权力与道德，权力与神圣连结在一起了，并且已全力主导了神圣与道德。儒家从此之后，深深的泡在这酱缸里，身染重业，难得脱身，从此之后，儒学与专制被紧密的挂搭一起。大家竟也忘了「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其君者也」，这可是孟子讲的，这是儒家反专制最早的宣言。民国五四以来，反传统很是红火，但反的只是儒家，却忘了该反的是专制者、霸权者，知识分子习惯挑软柿子吃，硬的嗑不下去，嗑出血来也不敢和血吞。

专制的儒家、反专制的儒家，生活教化的儒家、官方体制的儒家，儒家有许多面向，学者有许多说法，我总的说成三个面向：帝制式的儒学、生活化的儒学、批判性的儒学。这三面向一直是交结在一起的，或有轻有重，但三大向度的任一向度，不会全然稀缺。只不过，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真使得儒学染的专制重业，层层裹住，颇难梳理。这专制性、保守性、封闭性彼此互为因果的相互裹胁着，原先活泼泼、生机洋溢的儒学，变成了上下长幼尊卑，排排坐、吃果果的，按权位、按辈分的儒学。原先讲日日新、又日新，讲顺乎天、应乎人的革命、说「君子有三乐，王天下不与焉」，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其君者也」这样的批判性儒学；到了专制皇朝年代，成了哭哭啼啼，跪地诉状，顶多能够拦轿喊冤，做到极点只能是抬棺抗议。

两千多年的帝制父权，儒学被捆绑起来，被拘提起来了。真实的世界打不开，只好开启心灵的境界。「境界型态的心性修养」取代了「真实世界的社会实践」，本来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现在修身就只是检点心念，看是否纯不纯粹，有没有丝毫人欲染执。「存天理，去人欲」喊得震天嘎响，但错了，原先说的才对，是「存天理之公，去人欲之私」，它说的是「公私」问题，而不是心念检点问题，更不是把饮食男女说成人欲；这错得很离谱，但仍然在继续误解中。儒学明明说的是「富有之为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结果被说成了要安贫守贫的清贫主义。儒学是有富贵气的，是要人人富贵的，结果弄到后来让富者富，贵者贵，穷者继续穷，贱者继续贱。那教你安贫、教你守卑的假的心性修养开始当道了。你心里苦，身子苦，他告诉你一套如何当下、放下、放空，假的佛老盛行了。假的佛老与假的儒家构成了假的儒道佛三家和合互协，让专制霸权的统治者更是肆无忌惮。说真的，原先兴起的良知学是很有生命力的，但他与专制者、霸权者，却是一个相抗相持的关系，往往被异化了，离其自己了，亡其宅，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良知要不放假去了，要不做了专制的啦啦队，自己没权力时，对权力屈服，说是谦卑的美德，当自己有了点权立，就对人作为作福，硬说自己是担当大任。

花了不少笔墨，阐述了专制的儒学与整个生活世界、历史社会总体的纠缠实况，我的目的是要宣说，这不是儒学，这是「伪儒学」、是「假儒学」，这是被帝皇专制暴虐过的儒学。在这被专制暴虐过的状况下，生活化的儒学失却了生化活化的生命动力，只成了安贫守卑的婢女般的儒学。批判性的儒学失却了回到自身的批判动力，只成了党同伐异，以气节号称的清议型的知识分子，最后被收购成博学鸿辞、点翰林的帮闲之士。明末遗臣王船山、黄宗羲对专制之害，已提出了严重的反思。但清朝从这些反思里，更懂得如何维持皇朝专制，也更强调如何修身克己，果真励精图治，康雍乾三朝，风风火火，了不得，乾隆帝号称「十全老人」。据估量，中国当时的全国生产总额，占了全世界生产总额的一半。强盛如何，富裕如何；泰极而否，盛极而衰，何以致之；整个朝廷的调节性机制出了问题，一种假性的强壮，最后必然崩颓。嘉庆、道光以降，内忧外患，摧枯拉朽，大清帝国已然难以支撑，两千余年的帝皇专制终于到了尽头。

道光以下，同治、光绪，宣统，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之乱以来，一直到民国肇建，军阀混战、短暂统一，又对日抗战，国共内战、两岸对立，这些曲曲折折，我们且按下不表。民国以来，救亡图存、启蒙新生，中国民族的努力从来没停歇过，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民主宪政、公民社会，这是崭新的时代，但我们虽努力地要迎来崭新的儒学：民主儒学、宪政儒学、公民儒学、社会儒学，应该都有些影子，但却只是影子，仍然没有真正好好的被构成，或者应该说这些都还是过程中。时代过去了，不会再洪宪帝制了，不会再清帝复辟了，但是专制的幽魂仍然在游荡，盘旋在全世界，并且藉着现代性的合理性，继续发挥着他的潜德幽光。在民主宪政、公民社会底下的崭新儒学仍在努力中，我们要宣称，他必须破茧而出，成为新时代的力量。

一九一二年以来，至于今日，民主宪政的格局确立了，公民社会的范围大抵也凸显了。不论是反传统主义者、新传统主义者，不论是海峡的彼岸与此岸，大家知道华族不可能回到以前的帝皇专制，也不必要，更不应该；华族显然必须大踏步往前继续迈进，去建构这民主宪政、公民社会，这崭新时代的儒学。近百年来从事于此的先进前辈，可谓接踵而来，绳绳继继，生生不息。当代新儒家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在这里的成绩是丰硕的，而且是有生长力的。不过，有一个严重的关键点，却是纠结住了。不论是反传统主者、传统主义者似乎在思考方法论上堕入了本质主义的深渊，一直争辩者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否妨碍现代化。现代化的民主与科学如何开出？一直成为双方争辩的议题。彻底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民主科学与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要开启西方的民主科学，那就要彻底的排除中国文化传统，激烈者还说要将中国的经书抛入茅厕坑中。传统主义者坚持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是美好的，而且许多现代东西，中国古已有之。当然这样的守旧式的传统主义者是没力量的。后来，经由修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或者更进一步的新传统主义者，则主张中国文化传统本质上虽然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但他是可以开出现代化的。

新传统主义者主张中国文化传统可以开出现代化，最为大家所称道的是当代新儒家的「民主科学开出论」，特别是牟宗三先生主张的「良知的自我坎陷说」，该说主张良知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进一步以开出民主科学，这理论可谓脍炙人口，却也引来了无数的批评。脍炙者，脍得满嘴油，炙得满口伤痕了。牟先生以其高狂骏逸的哲学，融会东西，将儒道佛三家思想，经由康德学的对比建构，而缔造了他的哲学鸿构《现象与物自身》，他缔造了「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区分睿智界、现象界两层，肯定人有智的直觉，可以在睿智界创造物自身，而在现象界则落实为知性主体为自然世界立法，而建构为知识系统。由于中国儒道佛三教系统都重视在睿智界(本体界)，建本立极，儒家性智、道家玄智、佛家空智，如同康德(I. Kant)的「智的直觉」(Intellectual Intuition)，而创造了物自身，但对于现象界的客观知识界，反而是疏忽了。这就是没有发展出民主科学，难以进到现代性的理由。由「智的直觉」转为知性主体的确立，这便是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知性主体，这工作是必要的，这才能曲通于现代性的领域，才能开出民主科学。

早从上个世纪七零年代起，一方面受教于牟先生，一方面反思这个理论，我总觉得卡卡的，我在八零年代写的〈当代新儒家述评〉，就点出了当代新儒家太注重形而上理由的追溯，而忽略了历史发生原因的考察。后来，我问学于曾昭旭先生，从事船山哲学的探索，从船山强调「无其器则无其道」的论述里，更而醒觉到实存性、历史性、经验性的优先性，但又从他所论当未有其器以前，已经有了「形而上隐然未现之则」，原来本末通贯，道器合一，两端而一致的。后来，我写就的《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特别提出了「人性的历史性」、「历史性中的人性」这两端而一致，道器合一、理气合一、理欲合一、理势合一，这是船山哲学中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可以名之为「本体发生学」的方法论。我清楚的发现到近一百年来，学者讨论到中华民族如何开出现代化，混淆了三个层次──历史的发生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实践的学习次序，而且陷入方法论的本质主义(methodological essentialim) 的谬误之中。

这三十多年来，我对于儒学与民主社会的相遇，投入了相当多的思考，而有一大半在于反思如何去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专制政治，如何从中挣脱出来，去开启一新的民主宪政、公民社会意义下的儒学。《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省察》(1996)、《儒学革命论》(1997)、《道的错置：中国政治传统的根本困结》(2003)、《血缘性纵贯轴：解开帝制.重建儒学》(2016)，都是环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对于当代新儒学以理论的逻辑层次去处理现代化民主科学开出的问题，我深知其苦心，但旷观这一百年来的民主科学进程，虽是跌跌撞撞，却也有不少成果，而这主要是从实践的学习，努力的成果，也可以从历史的发生实际看到。我的意思是说，「本内圣以开出新外王」，这本无可争议，因为若落在理论的逻辑层次，本来如此，但历史真正的进程是在实践的学习中努力向前发展的。这便不是如何去从良知怎样自我坎陷，怎样开出知性主体，怎样开出民主科学。根据史实发展所揭示的是，我们是在新外王的学习过程里，逐渐与原先的内圣起着调节的作用，彼此交谈、对话，而往前迈进着的。换言之，并不是如何「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而是由外王的学习而调节内圣，并因之而进一步调节了外王，内圣外王是两端而一致的。具体落实，不是「内圣→外王」，而是「外王→内圣」。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内圣→外王」这个图式显示的是传统儒学，可以用「君子儒学」来称呼它，而「外王→内圣」这个图式显示的是现代儒学，可以用「公民儒学」来称呼它。

做了以上这些回顾，便可以了解到，我这三十多年来的思考，其中一个向度，极力在探索儒家如何挣脱出专制的传统，如何在现代社会诞生公民儒学。俊甫看了全部的稿子，建议书名为《当儒家走进民主社会：林安梧论公民儒学》，我觉得很是妥当。关键字词是：儒家、民主、社会、公民，最重要的动词是「走进」，是：儒家走进了民主社会，必然要开启公民儒学。公民儒学是儒家走进民主社会，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

这本《当儒家走进民主社会：林安梧论公民儒学》包括了四个部分──导论、演讲、对谈、附录，四部份各有所重，【导论】：从「外王」到「内圣」：「公民儒学」的可能，可以当成本书的总说，也具有引导作用。【第一部】演讲，包括：第一章：「儒家伦理」的阐释与厘清、第二章：儒家伦理在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效用与限制、第三章：「道的错置」及其解开的可能、第四章：儒家在公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第五章：道德意识在现代社会的意涵、第六章：从「心性伦理」到「社会正义」的关键。这六章，主要是2002-2003年间，应吕锡琛教授(伦理学基地主任)邀请作为湖南长沙，中南大学伦理学研究基地的客座讲座，做的系列演讲。第七章：以社会正义论为核心的后新儒学，则是2000年应吴晓明教授(哲学学院院长)，在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为研究生们做的专题讲座。第八章：关于「公民教育」的哲学思考，是1999年应陈舜芬教授(教育学程中心主任)之邀，在台湾的清华大学【教育哲学】的课上讲的。【第二部】访谈，包括：第九章：后新儒家的可能向度，1997年，清华大学博士生赖锡三的访谈。第十章：John Makeham访谈林安梧论「新儒学」与「后新儒学」，2003-2004，澳洲大学梅约翰(John Makeham)教授在台湾师范大学的访谈。第十一章：伦理道德观的转化：发展公民儒学，提倡大公有私，第十二章：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2008，上海社科院陈占彪研究员的访谈。第十三章：社会统序与公民儒学：专访台湾儒家林安梧，2015，大同思想网总编枕戈的访谈。【附录】「企业儒学」、「儒商智慧」 与「阳明心学」──兼及于人类文明对话与和平的开启可能，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二日，应老友黎红雷教授之邀，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国际儒商论坛大会的主题演讲。

从上个世纪九零年代中叶，我揭橥了「后新儒学」(一九九四年发表了〈后新儒学论纲〉)，全面反思了当代中国哲学及当代新儒学对于现代性的回应，从牟宗三先生的「两层存有论」，转而缔造了「存有三态论」，从而指向「道论诠释学：道、意、象、构、言」的五层建构，知识论及心性论则指向「明、知、识、执」的四阶构造。文化批判、生命疗愈，则以意义治疗学为核心，而开启儒道佛心性学在当代心灵疗愈的作用。这些论题总的来说都脱不开儒学走向现代性，并且遥望着后现代，「公民儒学」做为一个方向是重要的，是必须要在努力的。

当儒家走进民主社会，那儒家还有戏吗？儒家本是在小农经济、宗法家族的传统社会长成的。现在，走入了民主社会，儒家还有戏吗？当然有，而且戏还多着哩！儒家由宗法封建，进到帝皇专制，终于来到了现代社会，就像长江出了三峡，黎明渐起，「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大江必流向海洋，那海洋是宽广的、是太平的。我深自期许着，期许着人类的国际霸权逻辑慢慢消褪，亮丽而平和的月光从东方升起，「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让我们「浴乎沂，风乎舞雩」让我们吟风诵月，歌咏而归。

──辛丑之冬 2021年11月30日，林安梧谨序于台北元亨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