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典与基础教育

作者：鲍鹏山（上海市开放大学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十三日戊戌

           耶稣2016年9月13日

清晨的国子监绿树葱茏。图为不久前在北京师大二附中、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学生中华传统文化传承高端论坛上，学生们在国子监彝伦堂前诵读。光明日报记者靳晓燕摄/光明图片

编者的话

对“读经”的反思，让人们重新思考今天我们该如何学习传统文化。当然，它不可能是近乎折磨人式的简单背诵，也不是脱离现实的疯狂执着。传统文化经典是教育的资源，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是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然而，又该如何学习传统文化经典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

“三堂”撑起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体系。

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有其特殊性的。

自20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度，废除私塾教育后，西方现代教育理念进入中国，开办新式学校，以年级、班级为单位进行科学与技术教育。这是非常大的历史进步，但非常大的遗憾也在于：当我们按照西方学校的分科方法来设置课程，并将传统经典作为落后的东西从教材中剔除的时候，我们忘了，西方人是用“两条腿”走路的。简言之，他们的国民基础教育，除了“学堂”，还有“教堂”。也就是说，与之比较，中国的教育整体而言是基于没有宗教教育的基础上的。这是中西方基础教育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这也是中国教育的特殊性。

我们信仰体系的载体和传播手段，是经学而不是神学，是学堂而不是教堂；我们尊奉的是圣贤，而不是神灵，这是我们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实现路径。

如果说，西方的国民教育是立足于学堂与教堂这样的“两堂”，在传统中国，我们没有教堂，但有“三堂”：乡村有学堂（包括文庙）、宗族有祠堂，家庭有中堂。学堂里有圣贤，祠堂里有祖宗，中堂悬挂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这三堂撑起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体系。

今天，宗族的祠堂荡然无存，乡村生活也不再是传统的模式，家庭中也不再有中堂，早已代之以客厅电视。三堂中，两堂已经一去不返。而传统学堂中的读经教育，也代之以学校的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分类为主的各类课程，其中的语文课和历史课，也不再是经典的阅读。虽然在理论上，人们普遍认同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但在实际操作中，作为工具性的听说读写的训练与考核，实际上是现在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即使对于“人文性”，也更多地理解为人文知识的记诵而非文化人格的构建。

教育的首要功能，在使人之为人，培养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

教育肩负两大使命：一、传承人类文明，以文化人，化成天下；二、传承人类技术，以技御物，改造世界。就传承技术而言，在今日中国大学已经得到充分的重视。专业教育本身就是技术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也加重了对专业的重视程度。但是，人文教育则被严重忽视。很多教育者以为，教育就是让孩子学好知识和专业知识技能。学好知识是为了升学考试，学好专业技术是为了找工作和将来专业上的发展，但是，人格的教育和人自身的发展却被忽视了。

教育当然要教知识，但比对知识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懂得是非判断。教育的首要功能，在使人之为人，培养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

何为价值？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一个概念“轴心时代”。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的300多年里，在北纬25°—35°区间的空间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先知圣哲：在古希腊，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以色列，是犹太教先知；在古印度，是释迦牟尼；在中国，是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人类文明在“轴心时代”不约而同地取得了重大突破，发生了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觉醒”，宗教也由此产生。

我认为，这个突破与觉醒，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人类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而不是零敲碎打，个别地孤立地认识世界；二、认识到人是有道德使命的，即：人不仅作为道德的存在，从而区别于一般动物，而且，人还负有建设道德世界的责任。

其实早在汉朝，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已经对人类“轴心时代”四个区域（中国、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的中国之哲学思想，概括为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六家。而正是这六家，给我们中国人构建了精神领域中的价值体系，社会生活的道德基石。道、德、仁、义、礼、智、信、勇、法、术、势、王道、仁政、兼爱……每一个概念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人类道德使命的思考。这些思考积淀下来，最后成为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和价值基础。

科学家、发明家，是给人类建立生活的物质基础。思想家，是给人类建立人生的价值基础。没有这样的价值基础，人不能成为人。人类生活没有价值基础，也无法组成一个社会。这就是价值。这就是教育为什么要讲价值，要以文化人，让受教育者，一代代民族的未来，认同基本的人类价值观，让全社会在这样的价值基础上文明运作。

教育之目的，在人的培养。20世纪90年代我们就开始讲素质教育，主要想解决两个问题：高分低能问题和学生学习负担过重问题。但是，20多年下来，这两个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问题在于，我们对什么是素质教育还没有搞清楚。我们片面以为技能多一些，知识面广一些，素质就高了，其实，这还是在知识和技能层面上打转转。其实，人之为人的素质，既不是棋琴书画等技能的叠加，也不是各类知识的总和。孔子在要求他的弟子们读《诗经》的时候，说到读《诗经》对于人的重要性，他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

兴、观、群、怨这四个字，我们可以看成是孔子人之素质的概括。兴，有情怀、有理想、有性情、有温度；观，有洞察力，判断力，明辨是非、善恶和美丑；群，有担当精神，有群体意识、有领导力；怨，坚持独立思考，敢于批判社会，敢于面对自己的真实情感。

关于人之为人，孟子讲“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在孟子看来，无此“四心”，即不成其为人。这也是讲素质。人无“四心”，掌握技能再多、知识再多，终归还是野蛮人。

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人的素质，则传统文化经典必然成为教育的资源，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就是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文化经典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一个价值度坐标，使我们的人生有理有据，从而能够安身立命。

而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作为教育资源无可比拟也无可替代的价值，在于，它们是三种体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文化体系。

就知识体系而言，以《论语》为例，第一篇《学而》，16则，不足500字，仅就文化历史知识而言，就能了解：

历史人物，如有子、曾子、子贡、子夏……

历史名称，如邦、国、君；

文化典籍，如《诗经》；

文化概念，如礼、仁、信、孝悌、忠、君子、小人、先王……

称谓知识，如姓、名、字、号、谥……

如此密集而有价值的知识量，是一般文本所不具备的。

不足500字，涉及很多价值判断：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好的社会？实际上，文化经典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一个价值坐标，使我们的人生有理有据，从而能够安身立命。

更重要的是文化体系。受教育者通过本民族文化经典获得价值观，会认同中国文化。文化认同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民族，都非常重要：作为个人，没有文化认同，便没有精神归属；作为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认同，便没有凝聚力，便没有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可识别性的文明符号，便没有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独特贡献。

假如教育没有了道德人格培养，在基础教育阶段就会培养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人格。

我以为，基于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实现路径，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材可以全国统一编写，这是实现文化认同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教育的基本使命之一。

而语文教材的编写，必须体现以下三个要求。第一，必须体现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以此培养民族精神、民族气质，传承民族文化，建立道德信仰。第二，必须是最经典的汉语文字，以此培养纯正、良好的语感，培养语言艺术的鉴别力和创造力。第三，总量适中，能在义务教育的9年之内，让受教育者打下根基，获得相应的素质。

现代基础教育不以培养大师为目标；但是，如果基础教育彻底断绝了大师出现的可能性，这种教育是可怕的。因为这种教育会使一个民族成为侏儒之群。

现代基础教育不以培养精英为旨归，但是，如果基础教育不能为精英的成长奠定文化基础，这种教育是可悲的。因为这种教育会使一个民族成为奴隶之邦。

现代基础教育不以杰出个人为培养目标，但是，假如在基础教育阶段就掐灭了受教育者“成就杰出”的理想，这样的教育是残忍的。因为它会使一个民族沦为平庸之辈。

现代基础教育不以培养道德人格为全部，但是，假如教育没有了道德人格培养，在基础教育阶段就会培训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人格，这样的教育是庸俗的。因为它会使一个民族成为小人之薮。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