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南赣乡约》的乡村治理思想

作者：龚妮丽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十一日丙申

          耶稣2016年9月11日

摘要：《南赣乡约》是王阳明在江西南赣地区推行乡村治理的总纲领，集中体现了他以儒家以仁爱为本的德治思想，以教化为主导的治理思想以及以秩序建构为导向的管理思想。王阳明的“亲民”、“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都直接影响了这部《乡约》的制定。在其乡约中，他制定了推举约长、选贤任能，教化为主、刑法为次，整顿民风、礼仪教化等治理条例；还制定了乡约规章，维护安定、防微杜渐，体恤民众、遏制恶行等管理措施。对南赣社会秩序的建设、风俗的纯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王阳明；《南赣乡约》；德治思想；教化；秩序建构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既“立德”、“立言”，又“立功”的大儒。王阳明以其“心学”思想体系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心学时代，一生讲学论道，创办书院，倡“知行合一”、“致良知”，是儒家教化思想的履践躬行者；他以平定朱宸濠之乱的事功，缓和了明王朝的政治危机，巡抚南赣汀漳期间遵循儒家道德理想建构乡村秩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效。他不愧是道德、功业、文章冠绝千古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南赣乡约》颁布于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是王阳明在江西南赣地区推行乡村治理的总纲领，集中体现了他以儒家仁爱为本的德治思想，以教化为主导的治理思想以及以秩序建构为导向的管理思想。

一、对儒家以仁爱为本德治思想的继承

《南赣乡约》的制定与推行，反映了王阳明对儒家以仁爱为本德治思想的继承和践行。德治是先秦儒家的政治理念，其基本原则是建立在“仁爱”基础上的。《礼记》记载孔子之语：“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礼记•哀公问》）孔子将“爱人”视为施政的前提。孟子十分重视“仁爱”精神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故提出“仁政”思想。主张从人性本善的四端开出良知，以此为治国的基础，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制定出有利于百姓的政策。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以孔孟为主流的传统儒家主张实行德治，刑治只是德治的辅助手段，是针对极少数恶人而设的。儒家以仁爱为本的德治思想并非高高在上的理想境界，而是十分接地气的。“仁爱”的根源来自于对亲人的爱，“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李娄上》）儒家认为血缘亲情之爱是“仁爱”精神最基础，也是最本质的体现。但这还不够，作为“仁爱”的重要起点，还需在此基础上向外扩充到一切人。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孔子教诲弟子们要孝敬父母，敬顺兄长；诚实守信，博爱大众，亲近仁者，将爱人、敬人的范围由亲人、家庭扩大到社会领域的尊者、大众。家人之爱，既是一种发自自然亲情感性的爱，又是一种具有伦理道德理性的爱，由此推向没有血缘关系的普通大众，这就是大爱、仁爱。儒家对修身齐家的重视，正是因为家庭是天然亲情发生的场域，也就必然是整个社会道德生长与社会秩序维系的基石。修齐治平的理念，反映出以亲情为基础，由家庭扩充到社会、再扩大到国家、甚而天下的德治思想。在传统社会，这种以家庭为根基再向外扩展的治理思想，有效地利用了情感共同体对社会秩序的自我维系和自我管理，使以仁爱为本的德治思想能够落实到生活世界的土壤之中。在传统社会，乡村社会中的家庭、家族——血缘共同体的自我组织与管理能力是很强的，国家并不需要直接参与这种共同体的管理事务，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如社会动乱、道德失范的情形下，国家力量或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才会介入他们的管理。

王阳明制定和推行《南赣乡约》，正是处于明末社会动乱，社会秩序遭受破坏的时期。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王阳明由南京鸿胪寺卿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到任时，正值南赣山民起事不断，他采用剿抚并施的方针平息了起事。军事上虽然获胜，但现实依然严峻，社会秩序的混乱致使人心无根，民风浇漓、道德规范约束力下滑，王阳明深深地感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在加紧军事行动的同时，就已着手乡村治理的计划。《南赣乡约》出台之前，他相继推出《十家牌法告谕父老子弟》、《案行各分巡道编十家牌》、《申谕牌增立保甲长》等法规，但这些法规仅是针对治安管理采取的措施。他认为社会秩序的治理必须加强德治，还需要从整顿民风、施以教化、唤醒良知入手。不久他便制定出《南赣乡约》。

《南赣乡约》是王阳明遵循儒家以仁为本施行德治的社会实践，与他良知学体系中的亲民思想是分不开的。王阳明说:《大学》所谓“‘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 王阳明认为“亲民”就要“如保赤子”，像父母爱护婴儿那样爱护人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以人民之好恶为好恶，顺应民心。“亲民”更是要使民安富足，安民的前提是“修己”，“修己”便是“明德”，做百姓的父母官必须按圣贤的要求修正自己的道德，并以德为政，推行德治。“安百姓”即是使社会保持稳定，使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这既是孔子的理想，也是王阳明的理想。《南赣乡约》是王阳明对孔孟“安百姓”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孔子认为“安百姓”是治国很高的标准，连圣王都还不能完全达到，说明这是德政中极为重要的价值理想。在怎样“安百姓”的治理思想中，孔子则提出“富之”、“教之”（《论语•子路》），一是使民众富足，二是启发民众的德性自觉。王阳明《南赣乡约》的指导思想正是为“富之”而维护地方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为“教之”而施行教化、纯化民风。

《南赣乡约》的序言，相当于谕民文告，开宗明义表达了其“安百姓”的主旨，写道：

咨尔民，昔人有言：“蓬生蔴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 民俗之善恶，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往者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薰陶渐染于里闬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又或愤怨相激，狡伪相残，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则我有司与尔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责。呜呼！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呜呼！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责己则昏。尔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旧恶而不与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尔等慎思吾言，毋忽！

王阳明指出，社会秩序混乱，即“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他首先检讨了政府的失职，没有履行“安百姓”的职责，特别是教化的无能，致使“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薰陶,渐染于里闬者无素,……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制定乡约就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协和尔民”，故必须通过教化使民风淳厚，从修身齐家做起，修己修德，纯化家庭伦理，再拓展至乡里，使“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共成仁厚之俗。”王阳明不仅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并将其心学体系中“致良知”的思想融入其中。乡约最后告诫百姓：“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尔等慎思吾言，毋忽！”若呈显善念，凸显良知，人人都可以成圣，相反“一念而恶，即恶人”，只有不断修德修身，自我约束，才能存善去恶。王阳明的“亲民”、“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都直接影响了这部《乡约》的制定。

二、以教化为主导的治理思想

王阳明推行《南赣乡约》的出发点是治理混乱的社会秩序，建构良好的社会风气。他认为长期以来，乡村之所以出现混乱，其主要原因是没有用良好的德性熏染乡民，“民俗之善恶，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因此，《南赣乡约》的制定十分注重对百姓的教化。乡约的正文共十六条。内容主要涉及两大部分，一是乡村行政机构的职能范围，包括约长的推举任选、彰善与纠错、疑难杂事的处理、乡约会规、纳粮当差、债务处理以及治安管理等；二是风序良俗与道德规范，包括婚嫁、丧葬、集会礼仪等。王阳明希望通过具体条款的可操作性，实现其序言中提出的“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乡约中贯穿着以教化为主导的管理思想。

1、推举约长，选贤任能

《乡约》的第一款就对管理者的基本素质作了规定：

 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备写同约姓名，及日逐出入所为， 知约司之;其二扇一书彰善，一书纠过，约长司之。

作为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和主要管理者，须是“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儒家德治思想一贯认为，贤君圣主的外王事功都需要以内圣德性为前提，哪怕是地方治理，管理者也必须是道德服众的贤者。作为具体为民办事的执事，则需各有其贤能，如公直果断者、通达明察者、精健廉干者、礼仪习熟者。选贤任能，这是管理好乡村，“安百姓”的重中之重，故列为乡约的第一款。其中特别将“彰善”与“纠过”作为约长的要务，即是对乡民教化的重视。

2、教化为主，刑法为次。

乡约条款明文规定了对“彰善”与“纠过”的处理方式，其文如下：

彰善者，其辞显而决；纠过者，其辞隐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闻某于事兄敬长之礼颇有未尽，某未敢以为信，姑书之以俟。凡纠过恶皆例此。若有难改之恶，且勿纠，使无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恶矣。约长副等，须先期阴与之言，使当自首，众共诱掖奖劝之，以兴其善念，姑使书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后纠而书之。又不能改，然后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约之人执送之官，明正其罪。势不能执，戮力协谋官府请兵灭之。

从此条款中可以看出，对乡民的“纠过”，注重教化，且讲究言辞用语、方式方法，所谓“纠过者，其辞隐而婉，亦忠厚之道也”。例如有人不敬爱兄长，不要直接批评，只是委婉地指出，在某件事上此人对兄长的敬爱做得不够。如果遇到某人有“难改之恶”，不要轻易检举，使其难堪，或因激怒他而使他更加肆无忌惮。约长们需先私下与他交谈，动员他自首，一起耐心地诱导劝勉，启发其善念，以改正错误。对于耐心说服教育仍不能凑效的，视其悔改觉悟的程度，采取逐步严厉的手段，交给官府处置，直至诉诸刑法。乡约中体现了王阳明循循善导，以心法为教化的主要手段，他遵循了儒家的教化思想，刑治是次于教化的辅助手段，只是针对极少数恶人而设的。

再如乡约中还针对改过自新的“新民”（指参与暴乱，后又投顺朝廷的民众）制定了两款条约。一是提出居民、约长应怎样对待“新民”，以便有利于他们从心理上和行为上改过自新和恪守本分，“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诚不忍言，但今既许其自新，所占田产，已令退还，毋得再怀前仇，致扰地方。约长等常宜晓谕，令各守本分，有不听者，呈官治罪。” “新民”虽然曾给各寨居民带来过“不忍言”之巨大伤害，但既然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居民们就“毋得再怀前仇”，以不咎既往的态度对待他们，以便稳定维护地方秩序。另一条款是告诫“新民”如何改过自新，提醒约长不要放松对他们的教育，“投招新民，因尔一念之善，贷尔之罪。当痛自克责，改过自新，勤耕勤织，平买平卖，思同良民，无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灭绝。约长等各宜时时提撕晓谕，如踵前非者，呈官征治。”字里行间透显出王阳明以仁心治理社会的苦心。王阳明将教化与政治相结合，让德性与规约同步发展，使道德化的自律与制度性的他律相辅相成，则更充分发挥教化的主导作用。

3、 整顿民风，礼仪教化

《南赣乡约》开篇即言：“‘蓬生蔴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 民俗之善恶，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治理乡村，必须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乡民在良俗中熏染，去掉不良习气，弃恶从善，社会自然就会进入良性轨道。乡约具体制定了婚丧嫁娶的行为规范，并以礼仪教化加强乡民的廉耻心，增强德性自觉。有关婚嫁的条款规定：“男女长成，各宜及时嫁娶;往往女家责聘礼不充，男家责嫁妆不丰，遂致愆期。约长等其各省谕诸人，自今其称家之有无，随时婚嫁。” 要求男女成年之后应及时嫁娶成婚，不能因聘礼不厚或嫁妆不丰而拖延时间。此条款意在革除乡民中以婚嫁为由敛财的恶习，使男婚女嫁此等人生大事具有严肃性、神圣性，并形成良好风尚。关于丧葬的条款规定：“父母丧葬，衣衾棺椁，但尽诚孝，称家有无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设宴乐，倾家费财，俱于死者无益。约长等其各省谕约内之人，一遵礼制。有仍蹈前非者，即与纠恶簿内书以不孝。”告诫子女，对去世的父母办丧事要以诚心尽孝道，不要铺张浪费。倡导以诚尽孝，节俭办事，对纯化民风具有重要作用。

儒家德治的实现方式是施行礼制，作为行为规范的礼，作用在于使人“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培养其廉耻心、德性自觉。王阳明十分重视礼仪的作用，《南赣乡约》的最后一款，是对乡约集会礼仪的规定，从篇幅上看占乡约正文的二分之一，对集会的程序、步骤、礼节、场景、言辞都有详尽的说明。如布置会场，“当会前一日，知约预于约所洒扫张具于堂，设告谕牌及香案南向。”仪式开始，鸣鼓、列队站立、北面跪听约正告谕等，使礼仪活动的场所、场景具有神圣感。再如约长与众人合诵：“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祗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相当于从善从德的乡约宣誓，在特定的礼仪场景中，可强化在场者的道德意识。该条款详尽规定了约长们当众宣布“彰善”与“纠过”的程序。约中写道：

约史出就彰善位，扬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过，请书之，以为同约劝。”约正遍质于众曰:“如何?”众曰:“约史举甚当。”……约长举杯扬言曰:“某能为某善，某能改某过，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为某善，改某过，是能齐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风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约，当取以为法。”……

约正副咸曰:“子能勇于受责如此，是能迁于善也，某等亦可免于罪矣!”乃释爵。……约正中堂立，扬言曰:“呜呼!凡我同约之人，明听申戒，人孰无善，亦孰无恶？为善虽人不知，积之既久，自然善积而不可掩;为恶若不知改，积之既久，必至恶积而不可赦。今有善而为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为善而自恃，将日入于恶矣！有恶而为人所纠，固可愧；苟能悔其恶而自改，将日进于善矣！”

乡约集会的礼仪活动十分隆重，不仅能够凝聚乡民，更起到教化的积极作用。全体乡民参与“彰善”与“纠过”的仪式过程，强化了廉耻心，逐步建立起道德自觉。王阳明深知为什么孔子将施行礼制视为德治的根本方式，恰如《论语•为政》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刑以强制的方式可以使民服从，但不能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用德治，施以礼乐教化，则能使人产生廉耻之心，进而自觉遵守社会秩序。

三、以秩序建构为导向的管理思想

王阳明一方面以教化为主导，启发乡民的良知，诱导他们弃恶从善，修身修德，养成道德自律。另一方面也注意运用法规，借助外力对包括约长在内的乡民进行监督和约束，制定了以秩序建构为导向的行为规约，以便更好地维护乡村的社会稳定。这种以他律方式强化乡村秩序的条规，体现出王阳明对乡村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的熟悉，以及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乡村管理思想。

1、订立乡约例会规矩

王阳明制定《南赣乡约》并非一纸空文，为使乡约落实和施行，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和制度，故乡约立三款规定：“同约之人每一会，人出银三分，送知约，具饮食，毋大奢，取免饥渴而已”；“会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许先期遣人告知约；无故不赴者，以过恶书，仍罚银一两公用”；“立约所于道里均平之处，择寺观宽大者为之”。这些条款看似琐碎，实则很有必要，具体的时间、地点，资金的保障，都是乡约执行必要的条件。

2、维护安定，防微杜渐

乡村秩序的维护，必须及时处理乡民的各种困难、纠纷、争斗，特别要注意防微杜渐。这类条款，对管理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如下两条：

通约之人，凡有危疑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之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视推托，陷人于恶，罪坐约长约正诸人。

亲族乡邻，往往有因小忿投贼复仇，残害良善，酿成大患。今后一应斗殴不平之事，鸣之约长等，公论是非。或约长闻之，即与晓谕解释。敢有仍前妄为者，率诸同约呈官诛殄。

前一条要求约长必须帮助乡民及时处理“危疑难处之事”，要负责到底，不能“坐视推托”，如果失职，要问责约长约正等人。王阳明深知不少乡民走上动乱或犯罪之路，有其因困顿而迫不得已的原因，如果约长们能够及时处理乡民的危疑难处之事，就不至“陷人于恶”，就能在乡村内部化解矛盾。另一条则是针对农村中亲族乡邻的矛盾纠纷设立的，这类矛盾是使乡村社会秩序不稳定的主要隐患，往往会因“小忿投贼复仇，残害良善，酿成大患”。因此条约要求约长及时处理，公论是非，晓之以理，说服教育，若仍不悔改才交官府处理。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需要管理者尽心尽责，而乡村社会基层的有效治理，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3、体恤民众，遏制恶行

乡中那些恃强欺弱、买卖不公、放债收息、阴通盗贼、逃避赋税而拖累相邻、上级差役鱼肉百姓等等恶行，均是造成乡村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混乱的隐患，乡约中规定了相应的处理条例，同样也规定了约长们的管理责任。从这些条例中可看出王阳明乡村秩序建构的特点，一是体恤乡民，维护公众利益；二是尽量将矛盾化解于乡村内部。在本地大户、异境客商放债收息的问题上，条例规定他们“合依常例”，并要求对“有贫难不能偿者，亦宜以理量宽”，防止“不仁之徒，辄便捉锁磊取，挟写田地，致令穷民无告，去而为之盗” ；对“吏书、义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人等若揽差下乡，索求赍发者”，条例规定由约长率同呈官追究；对于“阳为良善，阴通贼情，贩买牛马，走传消息，归利一己，殃及万民者”由约长等率同约诸人指实劝戒。这些遏制恶行的条例均体现出王阳明体恤乡民，维护公众利益的仁爱之心。在遏制恶行的条例中，均有先由约长“指实劝戒”、“劝说”、劝令其改正等规定，之后才有“如或恃强不听，率同约之人鸣之官司”，“不悛，呈官究治”、“如蹈前弊，告官惩治”等处理，反映出乡约希望将村民矛盾尽量化解于本乡之内，万不得已才交官府处置的治理理念。

《南赣乡约》的实行，对南赣社会秩序的建设、风俗的纯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从相关县志中可窥见其治理成效，如瑞金县“近被政教，甄陶稍识，礼度趋正，休风日有渐矣。习欲之交，存乎其人也” ，赣县“人心大约淳正，急公物纳，守礼畏法……子弟有游惰争讼者，父兄闻而严惩之，乡党见而耻辱之” 。王阳明《南赣乡约》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其实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经验启示，对我们今天的乡村、社区建设和管理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