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德育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原标题：《对话孔学堂》栏目系列文化访谈

——对贵州大学龚妮丽教授关于《王阳明德育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的访谈

被访：龚妮丽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访谈时间：2015年4月23日下午3:00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八日庚申

           耶稣2015年8月12日

主持人：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王阳明的德育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王阳明一生充满了忧患意识，自“龙场悟道“开始，一生讲学，其弟子广布天下，形成了庞大的”姚江学派“,而王阳明的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发端于贵州，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对我们贵州乃至当代教育有何意义呢？今天很荣幸地请到了贵州师范大学龚妮丽教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

主持人：龚教授,许多人说王阳明的教育活动发端于贵州，为什么会在贵州开始呢？请您简单地给我们讲一下其中的故事好吗？

龚妮丽：说王阳明的教育活动发端于贵州不太确切，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阳明还在京师任职时就已经开始了正式的讲学活动。但如果说他以办书院的形式展开教育活动是发端于贵州的龙岗书院（正德三年1508年），这样就准确了。王阳明自谪居贵州龙场驿建龙冈书院，主讲贵阳书院。自此以后，每到一处任职，都修建书院，在从政之余进行讲学。江西任巡抚期间，修建濂溪书院，集门人于白鹿洞讲学；两广军务总督时，办思田学校、南宁学校和敷文书院；退职回乡期间，又先建稽山书院，后办阳明书院，并讲学于余姚龙泉山寺。他的办学、讲学活动，对明代书院、社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正德元年（1506）武宗朱厚照继位，太监刘瑾弄权，王阳明因抗疏救援戴铣等人，得罪刘靖，被刘瑾廷杖，后系狱，不久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王阳明于正德三年（1508）三月到达龙场驿。到龙场时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环境恶劣。住在一间低矮阴湿的草庵中，当地乡民好奇，围观他。他向当地乡民学习种菜，自己上山拾柴，取水，生活十分艰辛。他在草庵附近的小山洞中静坐，诵读《周易》，给山洞取名“玩易窝”。龙场悟道后，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心即理），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与当地老乡相处得很好，乡人相邀伐木运石，替他盖了几间房子，王阳明深感乡民善良、质朴，产生了向当地少数民族乡民施以教化的想法。他在龙岗山半山腰的洞里设讲席，洞口开阔可容纳不少人听课，当地苗、彝、汉族乡民子弟互相转告前来听讲。后来，乡民们在龙岗山顶上修建了几间大房屋，作为讲堂，王阳明将讲堂取名为“龙岗书院”。他拟定了教规，鼓励学生立志、勤学，强调以圣贤为榜样，他以他悟道后的心性体悟来启发学生。他的著名的《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体现了他当时的教育思想。到龙岗书院听讲的学生越来越多，除了当地的乡民，还有来自贵阳的学生。当时贵州按察司副使席书正研治程朱理学，听说王阳明在龙岗书院讲陆九渊“心学”，便到龙岗书院与阳明讨论朱陆学术的异同，席书与阳明经过几番辩论后，对王阳明十分敬佩，礼请王阳明到贵阳的文明书院讲学。王阳明于正德四年十一月赴贵阳讲学。席书命所属各州县挑选成绩优异的生员到文明书院受业。王阳明在贵阳讲学期间创立“知行合一”说，可以说他的三大哲学命题：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有两个命题都是在贵州产生的，贵州的悟道成为他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起点。因此研习阳明思想的国内外知名学者不少都朝拜过贵州阳明悟道的龙场。

主持人：王阳明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思想是什么？与其一生致力的“致良知”是何关系？

龚妮丽：“致良知”是阳明心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对于自己一生德育思想的提炼和总结，他声称：“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可以说，“致良知”既是他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阳明的教育核心是关乎人的德性、德行的教育，“致良知”正是他德育宗旨最好的概括。

良知的概念最早是孟子提出来的，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是人的一种天赋的道德观念，是生而知之，而且是“被圣灵充满”的优良之知， 即人本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良知说，他的所谓良知，实际上是主体的道德意识，它既是是非标准，又是善恶标准，而且是每个人先天就有的善恶是非标准，即“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道德理知。

主持人：在我们看来，王阳明以“致良知”作为其德育乃至哲学思想的基础和主要内容，是既坚持儒家性善论的传统，也是对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继承，龚教授对此怎么认为？

龚妮丽：王阳明的确是继承了儒家性善论的传统，认为作为德性本原的良知，人人具有，不管你是圣人还是愚夫愚妇。举一个小例子，他在广西平暴治乱时，一次下属抓到一个盗贼，他来审问……。当然，王阳明虽然认为良知是人人生来皆有的先验性的德性之知，但是在人生与社会现实的经验层面，良知本体的呈现往往会被小己私欲遮蔽，良知本体的自然运作也会受到狭隘私欲杂念的干扰，背离本然的良知。因此，“致良知”的目的，即是要让人回到良知本真的觉悟中，也就是通过道德教育、道德修养，使人们恢复至善的本有良知，使良知本体之心、性、理、情浑然呈现，自然展开，并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因为王阳明坚持性善论，认为良知是人人本有的，人人都可能成为圣人，所以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也是对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继承。从他办书院讲学的实践活动中就可看出，他的确是实行了“有教无类”的宗旨。

主持人：我们现在有的学校还在分“宏志班”与“普通班”，就是把学习好的学生放在一个班，把学习差一点的学生放在另一个班，这样的教育方式，在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中有没有出现过呢？

龚妮丽：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既然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就不会将教育对象分为三六九等，而是一视同仁。今天的有的学校进行分班的意图与王阳明的教育宗旨没有可比性，一是知识教育，一是德性教育。学校分班具有突出的功利目的，为学生更有效地达到升学率，采取这样的措施。王阳明的教育是德性教育，心性教育，不可能分什么“宏志班”与“普通班”，只是要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

主持人：当时王阳明讲学的内容主要是与当时流行的辞章记诵相对立的“身心之学”,强调“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这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这样做？

龚妮丽：王阳明继承了传统儒家追求“成圣”的终极价值取向，而“成圣”是一种与个体的现实存在和内在的切身体验相关联的理想之境。追求“成圣”即成就自己的内在德性以达至圣人之境，也可以说是以成己为目标，因而可称为“身心之学”也可以说是“为己之学”；而相反，若停留于外在认知和言说的“口耳之学”，则是“为人之学”，即为学不是化知识为德性，而是追求外在功名，迎合社会的适用需要，只会限于表面的、片面之知，流于炫人文辞的“务外近名之病”，难以达到“成圣”的心体之境。因此，王阳明一再强调“身心之学”，“为己之学”。

主持人：王阳明还提出了系统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的进德修业基本原则，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他确立的这些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有何现实意义？

龚妮丽：王阳明认为“立志”是为学之本，即为学的基础和前提，可贯穿于学习的过程。若没有道德修养的志向和目标，将一事无成。只有真正立下坚定的道德修养之志，才能克服一切学习的障碍。

“勤学”既是检验是否真正立志的试金石，也是进德修业的必经之路。不仅指读书，也包括个人的道德修养。

“改过”：王阳明认为只要是人，就有可能犯过错，哪怕是“大贤”也免不了，但只要能改正，仍然可以成贤人。道德修习，就是不断的认识自我，查找自身的缺点，不断改过，不断进步的过程。

“责善”：“改过”是对己而言，“责善”是对人而言，即规劝别人改过。阳明告诫学生们，在修德的过程中，要相互批评攻错，由不善而归于善，这才是朋友之道。并强调要“忠告而善道之”，不仅勇于批评还要善于批评，以恰当的方式收到良好的效果。

王阳明的这一系统思想于我们今天的德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立志”。一提到“立志”，学生们多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即立志成为有知识、有能力、有谋生本事、有社会地位的人。青少年的偶像大都是科学家、文体明星、老板、官员……。很少有“立志”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德育课中那些仁人志士似乎离他们很远，只是口号中学习的榜样。如果我们的道德教育能引导学生将道德修养视为自己一生努力的方向，懂得王阳明所说的“人人可以成圣人”的道理，我们的德育就成功了一半。立志修德并非与成为“有知识、有能力、有谋生本事、有社会地位的人”相对立，但立志修德一定应该置于首位，正如我们的教育方针将德育置于“智”、“体”、“美”之前一样。王阳明指出：“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值得反思，应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教书育人的理念，真正将“教人如何好好做一人”作为学校教育的重中之重。

主持人：王阳明十分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认为教育作用是“明其心”。这与他的哲学思想有何关联？王阳明的德育思想在其整个哲学思想中，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龚妮丽：王阳明的德育思想建立在其心学基础上，是“心即理”思想的展开，“明其心”的德育，就是一个修“心”的工程，即修正被污染的“心”，使之内化出仁心善念，在其整个哲学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可视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与程朱理学将伦理道德视为外在“天理”的制约不同，王阳明认为伦理道德是个人内在心灵、良知的呈现，他认为，“良知即天理”，他将“心”看成是人的意志、主观精神，“心”是“身”的主宰。人的行为是由人的意识支配的，有孝道父母的意识，才能去孝敬父母；有终于国家君王的意识，才能去效忠国家君王；有仁的意识，才能有“仁民爱物”的行为。在王阳明看来，仁义礼智、纲常伦理的“理”只能从人的本心上去求得，而不是外在于人心的“理”。正是在“心即是理”、“心外无物”的思想理路下，王阳明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认为教育作用是“明其心”。就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良知虽然具有先验性的“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人人皆有的道德理知，但是，在人生与社会现实的经验层面，良知本体的明觉呈现往往会被小己私欲遮蔽，人们在与外物接触中，由于受物欲的引诱，因昏蔽而背离本然的良知。所以，王阳明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去除物欲对于“良知”的昏蔽。“学以去其昏蔽”就是为了发明本心所具有的“良知”，教育的作用就是“明其心”。这也就是“致良知”的精髓。

主持人：看了龚老师对王阳明的研究文章，知道王阳明十分重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力主对学生实行引导式的“快乐教育”，请您给我们介绍一点这方面的情况。

龚妮丽：德育既然是对人心的修正，心性修习的主体必然是学生，因此王阳明强调修习者须“自得于心”，道德修养贵在自得。教育就是要引导学生“自化”，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自我反省，培养自我的道德主体精神。他主张在道德修习上，遇到疑难与困境，都应“反求诸己”，“自求自得”，读经学道，均要与自我的道德修习联系起来，只有将学经与修炼本心结合起来，才能做到“自化”， 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是非观，不被外界错误的观念所干扰。

情理交融、寓教于乐的“快乐教育”，既是王阳明顺其儿童天性的教育方式，也是对儒家礼乐教化的继承。德育是对人“心性”的教育，不是纯粹的知识教育，应该是一种情理交融的教化。中国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包含着情理交融的教育理念，即在快乐中接受道德理性教育，使受教者对“礼”的履践，乐而行之。“礼”是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侧重理性的行为，“乐”合乎人性中的情，“礼”与“乐”相结合，既规范人情、人性，又顺乎人情、人性。礼乐教化通过“礼教”、“乐教”、“诗教”为特征的“六艺”之教体现出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形式是审美教育，核心是道德教育。王阳明继承儒家的礼乐教化传统，他将“德”（习礼）、智（读书）、美（歌诗）相结合，以启发取代强制，让儿童接受这种順乎人性自觉要求的教育，在歌诗的吟诵唱和中，调理性情，默化粗顽，渐渐合乎礼义。

主持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还有一位是南宋的朱熹，据说他推崇的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思想，并在很大程度上长期影响了我国的封建教育，那么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与之有无关联又有无差别呢？

龚妮丽：应该说王阳明“致良知”的教育思想与朱熹 “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是一致的，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中无论是“学以去其昏蔽”，还是“明其心”，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标。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朱熹哲学思想中的“天理”包含道理、规则、秩序、准则、规定性，“天理”既是天道自然之大理，也是事事物物之小理，也是做人的道理，天理是公正是非之心，是天地本善之心。“人欲”就是心的疾病，是私欲，是追求过度的物质享受。“灭人欲”不是要扼杀人性，灭除性欲、食欲、爱欲，正常合理的“人欲”就是“天理”。“存天理”是向善，“灭人欲”是去恶。朱熹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强调加强道德修养，防范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维护社会、道德、政风和民风的和谐与美好，其本质还是人性修养问题。

王阳明的“致良知”教育思想，也并不是为了向外学习什么新知识，而是为了日减“人欲”。他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

主持人：对于我们当代的教育特别是德育工作，龚教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龚妮丽：我想谈四点建议：

第一，教育管理部门组织相关领导和教研人员，认真学习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一方面，借鉴中华传统丰富的德育资源（包括王阳明的德育思想）；另一方面，在吸取传统德育精华的基础上，适应今天的新环境，立足于当前的德育实践，创新和重建具有中国时代特征的德育体系。

第二，应加强德育队伍的建设，实现学校中全员育人。全体教职员工，都应该成为德育工作者。除了加强对德育教师的培训，还要让教师们为人师表，加强以身垂范的意识，将德育视为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改革德育课程及方式方法，①以人为本，将知识教育融入生命教育；②讲求实效，强调知行合一；③启发为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自觉性；④情理交融，将理性教育与感性教育相结合，贯穿学生的知、情、行、意；⑤寓教于乐，将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相结合，使学生“乐而行之”。

第四，办试点班。将传统优秀文化引入德育课堂；组织教师学习王阳明《传习录》中相关篇章，编写优秀经典读物；借助贵阳孔学堂的资源，组织学生参加德育养成的活动。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