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本质上是一种信仰行为

作者：曹景年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初一日丙戌

           耶稣2016年9月1日

近来关于读经的讨论甚嚣尘上，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但是很少人去问，“经”是什么？读经的本质是什么？

谈读经，首先要问，何谓“经”？读经之“经”，不是一个中性词，而是一个具有某种信仰成分的褒义词，“经”不能换成中性词“书”，也不能换成“经典”。“经”不是普通的书，它有某种神圣性，读经者对它有某种程度的信仰，所以称为“经”。

那么，经的神圣性在哪里？按照儒家传统观点，经是载道之书，经是先王政典，通过研读经，可以获得“道”。那道又是什么？简单说，道就是先王之道，就是修身治民之道。也就是说，当你认同某书为“经”的时候，你已经隐含了“经是蕴含修身治民之道的神圣之书”的信仰。因为在没有这种信仰的人看来，它可能就是一本普通的书甚至资料。在基督徒来说，《圣经》是“经”，在一般读者来说，《圣经》只是一部书，在研究者看来，《圣经》是一部古代文献资料。

不是什么书都可以称为“经”的，早期儒家的“经”，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汉人认为六经是先王的政典，其中蕴含着先王治理天下的方略、方法，经过孔子的整理传承下来。汉儒之所以费尽心力、皓首穷经去研读六经，就是因为他们坚信只要搞懂了六经，就学到了先王之道，而且汉人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真的直接拿六经来治理天下，如《春秋》被用来判案，《周礼》中的官职被用来安排现实政治。而在唐代以后，疑经思潮兴起，甚至《春秋》被批为断烂朝报，六经是载道之书的信仰被打破。但儒家之道不能没有着落，需要有新的经出现。宋代，四书成为经典，因为宋代儒者认为，真正的载道之书是四书，而不是五经。四书不仅是四部书的简单结集，它实质上代表了一个完整的道统谱系，即孔子（《论语》）——曾子（《大学》）——子思（《中庸》）——孟子（《孟子》），贯穿这一谱系的，正是所谓的“先王之道”。但是，虽然四书成为经典，但谁也不敢说五经不是经典了，于是便将二者合称“四书五经”。

在当前的儿童读经教育中，“经”有以上含义吗？王财贵先生说：“对人生乃至于对整个天地宇宙最有意义的可以让人性在最短的期间之内达到最高开发效果的内容，这种内容叫做‘经典’。”（《读经教育的基本原理》）可见，王先生把读经之“经”称为“经典”。具有典范性、权威性而又经久不衰的书或其他形式的文化载体，我们称为经典。经典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词，各行各业都有经典，例如《红楼梦》是经典，《本草纲目》也是经典。经典一词，虽然含有对该书的某种赞赏，但与“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没有信仰的成分，例如，我们认为《本草纲目》是经典，但并不认为它有多么多么神圣，以至于要抱有某种崇拜和信仰的心理。我们可以辨析一下，“认为四大名著是经典”与“朱熹认为四书是经”这两种看法的根本不同，便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经”与“经典”的不同之处。但王先生对“经典”的定义又与普通的“经典”定义有所不同，他加了一个很长的定语，从其中“天地宇宙”、“人性”的用词看，他说的经典实质上就是对照着四书五经来下这个定义的，因为读经教育读的就是四书五经。他认为四书五经就是“对整个天地宇宙最有意义的”，也是“可以让人性在最短的实践之内达到最高开发效果的内容”。王先生的定义，已经脱离普通“经典”的范畴，而变成儒家传统的“经”的定义的现代翻版，只是“经”所蕴含的已不是“先王之道”，而是“对人生乃至于对整个天地宇宙最有意义的可以让人性在最短的期间之内达到最高开发效果的内容”，虽然改头换面，但其中的信仰成分依然存在。

“经”的存在依赖于信仰的存在，因为只有对“经”存在信仰，认为它是神圣的，“经”才成为“经”，才觉得应该将它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应该熟记于心，并认为这样就掌握了某种真理，就会有某种神奇的效果。读经者对“经”的信仰，可以与宗教徒对“经”的信仰作一对比，诵经读经是重要的功课和基本功，佛教徒需要背诵各种经咒，基督徒也要对圣经能够信手拈来。“经”如同罩在书上的光环，信仰一旦失去，“经”就不存在了，光环消失，但书还存在，例如在古代《诗经》是“经”，认为它有很多大道理，但在现代许多人眼中，《诗经》并不是“经”，而只是一本诗集。

对读经者而言，尤其需要首先明确“经”的含义，选择读经意味着你选择了这种信仰，不论你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但是，如果在你的意识中，对经（如四书五经）并没有这种信仰，而只是认为这些书对于人生会有或可能会有某些益处，那么，你意识中的“经”并不是“经”，而只是“较有益的书”或顶多是“经典”而已。读经不是“读经”，而只是在读“经典”。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