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纲】写个人理解并接受的“大宋史”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6-07-23 20: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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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纲

作者简介:金纲,原名李作乾,男,西历1952年出生于天津市。著有《论语鼓吹》(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大宋帝国三百年》(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等。

  

 

 

写个人理解并接受的“大宋史”

作者:金纲

来源:《山东商报》2016年5月1日10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三月廿五日癸未

           耶稣2016年5月1日

 

 

 

学者金纲披阅十载,以正史为坯,年代顺序,透过士兵、谋士、将军、帝王的视角,详尽呈现大宋立国前三十年的时代切片。金纲认为,学术积累、问题意识、人文关怀、思想创新,是进入学术研究的四个进阶。“《大宋帝国三百年》 在这个进阶之路上,行走得如何?虽然我有自我期许,但不宜于自我评价。这个问题是读者论域。”本版撰稿记者张晓媛

 

大宋三百年

 

“大宋帝国改善民生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幸福指数,以及恢复道义天下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文化成就,是大宋之前、之后,三千年历史也很难企及的。”

 

山东商报:书名提到“三百年”,这三百年,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影响和改变是什么?

 

金纲:国家,是政治性存在,政治诉求决定其国家政治面貌。大宋帝国的政治总诉求是“天下为公”。这是传统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基本政治目标。

 

为了达致“天下目标”,大宋建国之初,面临着、并必须解决四大难题:一、藩镇割据与王朝对地方的管理、节制问题;二、地缘劣势的异族侵扰问题;三、由于藩镇割据和异族侵扰,给中原带来的民生苦难问题;四、由于藩镇割据与异族入侵,给中原带来的道义伤痛及恢复道义问题。

 

山东商报:这“四大难题”贯穿大宋始终?

 

金纲:这是大宋帝国君臣和知识分子士大夫精英共有的时代忧患和政治焦虑。

 

大宋三百年,对中国最大的改变,就是帝国精英在回应上述“四大难题”时,经由卓绝努力,在解决藩镇割据和异族入侵的“事功”,与民生需求和道义恢复的“价值”紧张中,不断寻求平衡,最终在实践方向上,给出了弥足珍贵的圣贤经验。虽然由于金兵和蒙元的最终入侵,中断了帝国的“事功”方向,但却留下了“天下为公”的“中国价值”。这种价值,犹如一粒道种,一直到辛亥革命,重新萌蘖,得到近代条件下的政治推演。

 

至于大宋帝国改善民生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幸福指数,以及恢复道义天下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文化成就,则不仅是大宋之前的五代乱世不可企及的,甚至是大宋之前、之后,三千年历史也很难企及的。

 

山东商报:有评价说:“《大宋帝国三百年》比《万历十五年》更丰富、比《罗马人的故事》更有意味、比《德川家康》更气势恢宏。”您如何看待这个评价,对这三部书的看法是?

 

金纲:这里提及的三部书,以及“更丰富”“更有意味”“更气势恢宏”的说法,不是我的创说,而是出版方的推广意见,但我可以接受。理由是源于我对“家法”的自信。

 

如果允许我来做比附,我更愿意提及英国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我看来,这才是一部“重行推演”历史的经典著作。像吉本重写罗马史一样,我在重写大宋史。

 

山东商报:提到大宋,普通读者很容易想到之前听的评书里的寇准这些人物,在宋朝,您最佩服的一个人物是谁,为什么?

 

金纲:李沆。李沆是被传统史学评价极高,但在社会公众中却默默无闻的一个历史人物。有意味的是,与“敢以天下为己任”的名相们不同,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建树,相反,往往都是其他官员试图有所建树时,被他抑制、按下不动。这样的人物也算“名相”吗?熟悉张子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智者型宰相,熟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苦干型宰相,熟悉张居正“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的改革型宰相,诸如此类,未必熟悉李沆这种类型的宰相。

 

山东商报:采访的很多专业学者,认为《明朝那些事儿》里很多史实错误,您对这书什么看法?写历史的书,有人认为读个乐就行,有人认为一定要史实准确,您怎么看?

 

金纲:历史的解释因人而异——现代历史哲学已经说清了这个问题。

 

不存在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只存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蒙森的《罗马史》”“勒费弗尔的《拿破仑时代》”,以及“孔夫子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陆游的《南唐书》”“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等等。如果不是修昔底德,而是其他什么人来写“伯罗奔尼撒史”,今天的读者看到的就会是另外的“历史现场”;如果不是司马迁,而是其他什么人来写“五帝”迄于“汉代”古事,今天的读者看到的,也许就是别样的“历史感觉”。如果不是徐中约,而是其他什么人,来写“中国近代史”,读者也将会获得不同的“历史真实”。

 

我想老老实实地告诉愿意读我书的朋友:《大宋帝国三百年》是我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三百年大宋史”,显然,这不一定是他人愿意并能够理解、接受的“三百年大宋史”。

 

非常遗憾,我没有阅读你们提及的这部讲述明代历史的书。我上面的一段话,应该是为这部书(也包括我自己的书)的一个辩护。

 

至于说到读书就是“读个乐”,我认为应该区别对待。一些休闲娱乐类的图书,“读个乐”,应该可以理解。但是阅读历史,还应该有“思想的代入”,收获会更大。

 

山东商报:谈谈您的读史体会。

 

金纲:读史,应有三个进阶:

 

一、知道历史故实一桩桩,哪怕知道一个又一个边角故纸中的所谓“稀见史料”,也还不过是很小很小的读史收获。这不是件太难的事,勤快一点,多读书就可以做到。

 

二、从史中觑见历史故实后面的民心向背,族群愿景,种种“迷信”记录的人类学意义空间,以及感同身受地理解历史人物痛苦的哭泣、欢乐的微笑、不知所措的惶惑,如此读史,或治史,会更有意味,收获也更丰富。要比“稀见史料”的炫耀有意味得多。

 

三、如果还能因此而窥见历史书写者(记录者),面对历史往事,“重新思想”的逻辑起点与脉络,这样读史,或治史,生命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富。人性、人类心灵,如果可以是所谓“科学的”,那么它也如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所说:“溶解在历史学里面”了;而这种“溶解”,事实上就是“重新思想”的结果。所以,科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意见,非常了不起。

 

自由人生

 

“自由写作,不苦,因此,从不厌倦。”

 

山东商报:您提到——全书写大宋319年史。迄今准备材料陆续用去10年时间,电脑中的“第一稿”word 字数约1500万字。我好奇的是每天要拿出多少时间来搜集资料,写作才能拿出这样多的文字?有没有厌倦期,如何度过?

 

金纲:曾见朋友妙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谓此类“苦情叙事”是可笑的。盖老农可能不会这么蠢,盛夏日当午的时候锄草。一般都会在日出之前,日落之后,或阴天,或毛毛雨之际,才去锄草。老农锄草之悠闲会让人心生羡慕,缓慢而随意,甚至锄头削土,索索索微微声响,手法身法步法熟得不能再熟,令人容易想到庖丁解牛的行为之“美”。这几乎近于一种享受了,那状态是用心入神的。结论意见就是:真正的劳动者工作起来都很优美。

 

我赞同这个意见。

 

劳作,自由劳作,实在是享受而不是吃苦。谓自由劳作者在“刻苦读书”“刻苦工作”,实在是不了解劳作者(自由状态下)的愉悦!欲得预期成果,必须耕耘。自由选择了这种耕耘,是在方向感的推动下的享用过程。“辛苦”不过是皮相之论。

 

写作,亦然。

 

我完成《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近百余万字的“耕耘”,与自由的老农民在自家土地上耕耘,是一样怀有并享受成果预期的,因此,从不以为“苦”。至于必须付出的时间、精力,那不过是一种选择中的代价,犹如喜食“八大碗”红烧羊肉,必须付出1百元代价一样。

 

从2005年开始发心写作《大宋帝国三百年》,11年间,各种文字资料,准备了1500万字,算作“一稿”。而后开始“二稿”的规划,现在也基本完成。目前所做,事实上是在完成“三稿”也即“定稿”。整个过程,都是利用零碎时间完成的。我同时在写作多部选题,经常出于“换脑”过程中,各有写作的成果预期快乐,以及过程中,解决一个个难题的即时性快乐。所以,自由写作,不苦,因此,从不厌倦。

 

山东商报:为什么选择辞职,离开体制内成为一名独立学者?这几年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金纲:自由空间和自由时间下的自由写作,是人生的一种犒劳。我喜欢。

 

我移居浙北,在海盐县澉浦镇乡下一所老宅子里静静写作,此地人好、水好、空气也好。我不是“有钱人”,但也并不贫困。我的积蓄和平常收入,足以应付我的日常生活。因此,不存在生活的焦虑。这样,自由写作,作为“日课”,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踏实。

 

责任编辑:葛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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