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恢复对传统文化的敬意

作者：金纲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大众日报》2014-06-13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十二日己巳

           耶稣2016年6月16日

大宋，在乱世之后，培育了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贵族”和“文化贵族意识”。大宋的“文化贵族”往往出身贫寒，但大多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担当精神。这是宋代文人最为珍贵的道德理念。

文化学者金纲历九年之功，完成八卷十七册计五百万字的《大宋帝国三百年》，其首部《赵匡胤时间(上)》已于2014年5月上市，本书突破了以纯研究为本，或以戏说为表的写作格局，将历史陈述与思想探索融为一体，既是一部大历史，也是一部剖析中国社会由衰及盛的思想专著。《大众日报》记者对金纲先生进行了采访，金纲先生用电子邮件答复。

《赵匡胤时间》足可以“下酒”

《大众日报》记者(以下简称记):现在很多历史读物就是将《史记》、《资治通鉴》中的故事白话化，有的还是戏说，插科打诨。您对这种写作方式怎么看?

金纲(以下简称金):“戏说”之类，也是一种“体裁”，大约应该属于“小说”类。就阅读市场而言，自有存在理由。但我不做这类文字。历史“故实”很多，自身就有比小说更吸引我的地方。以五代史为例，我在《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赵匡胤时间》的前言中就说:五十年的“故实”，弥漫着暴戾凶妄的血腥之气，也彰显着公道仁德的圣贤之心。很多“故实”，读来回肠荡气，令人感慨、唏嘘……。昔日大宋诗人苏子美，读《汉书·张良传》，读到刺客携铁锥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的“故实”，不禁抚掌道:“可惜啊，没有击中!”然后满饮一大杯老酒。又读到刘邦表彰张良“故实”，不禁拍案道:“君臣互为知音，难得如此啊!”再饮一大杯老酒。史称“汉书下酒”。

带着一点性情，去读我的《赵匡胤时间》，也足可以“下酒”。

历史“故实”值得思考、分析、回味的地方，比起“戏说”之类，在我看来实在是更值得阅读、欣赏。当然，进入历史读物写作，不能是简单地将史料“白话化”。这之中最重要的是:思想的介入。如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所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但这里说的“思想史”，主要是历史记录者的“思想史”。记录者的思想方向包括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哲学……以及选择的眼光。同样的往事，往往有多人记录，譬如项羽的“故实”，就有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人文字有异的记录。后来人看到前贤对往事的意见分歧的记录，需要新的选择，这就是“重新思想”。

因此阅读历史，或研究历史，其枢机，不仅仅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往事，更多的则在于阅读或研究历史往事记录者的思想，并开始你自己的“重新思想”。这样读史、写史，就进入了思想史。

显然，这不是简单的史料“白话化”所能承担的任务。

记:我们的传统是“文”“史”不分家，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是历史又是文学，其中的历史事件都那么生动，那么有个性，比如《鸿门宴》，充满了戏剧色彩，读得人惊心动魄，简直不像历史，完全像小说一样。司马迁不可能在场。您在写历史人物时，面对史书上带有小说特征的细节，您怎么处理?

金:历史记录，需要想象力。往事在元文本的讲述中，已经存在变异(社会事件的传播，经由口口相传，会生成变异是一个普遍事实)；记录者在构建事件的完整性时，不得不借助于想象力。想象力，不是艺术家独有的智慧；也是历史学家应有的素养。这里可以略说一说西方著名历史学家蒙森。

狄奥多·蒙森(1817-1903)，是德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有5卷本《罗马史》(其中第4卷未完成)，16卷本《拉丁铭文集成》。前者令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为:“由于那里程碑式的巨著《罗马史》，他不愧是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写作艺术大师。”

这里对历史学家蒙森的评价是“历史写作艺术大师”。

太史公等中国历史记录者的“想象力”并不逊于德国人蒙森。我在进入《大宋帝国三百年》写作时，非常欣赏中国历史记录者的想象力。

当然，这种想象力，毕竟不是小说家的想象力，而是对历史史料重新推断的“重演”能力。“重演”，应该在会通知识背景下复盘。治史之复盘与物理之还原不同，治史之复盘，本身已经蕴含了思想的介入，因此，复盘即重演。准确说:复盘，乃是知识会通背景下，思想者据种种往事记录而做出的实践推断结果。这种“推断”离不开想象力。

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时下大家都认可的历史书写原则，即大的历史事件必须真实，小的细节可以艺术创作。具体来说，大事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做到无一字无出处，不能信口开河；小事、细节则可展开想象的翅膀，合理地虚构情节，只要符合逻辑，合乎人物性格即可。您对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

金:我的看法或与时贤略异。我以为:“大事”固然“不虚”；“小事”尤其不能“虚”。历史“故实”一个个都是“小事”，不可编造。一涉编造，即非历史。对历史“故实”的讲述，必须人人有依据，事事有来源。依据或来源，可以是正史，也可以是野史。但人与事之间的逻辑空白则可以推断、复盘。这是想象力的空间所在，也是思想者的空间所在。

“耦合”力量决定文明之展开

记:您在《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赵匡胤时间》前言中说:“观察中，我能感觉到大将曹翰血洗江州时，空气中散发出来的血腥气；感觉到阳城大捷后，将士们抖动盔甲时，散发出来的浓重的汗臭味；江南和川蜀的深宫，也随风飘过了女人们特有的脂粉香，一直飘荡到我的书案前。甚至有了幻觉:那个绝世美人小周后竟然投给我一个浅浅盈盈的微笑，而传说中的花蕊夫人则用一种哀怨憎恨的眼光狠狠地剜了我一眼……”这应该是进入文学创作的状态，而不是纯粹历史研究状态。那么您写的作品跟历史小说有什么区别呢?

金:这是我在说我的感觉。在后来的正文写作中，引用了十几个有趣又有说服力的“故实”，重新推断并“复盘”，最后得出的是理性演绎之结论:花蕊夫人，一个惊艳的传说!但她，这个传说中的美丽女子，很可能并不存在。显然，这不是小说创作，而是历史讲述。

记:您的历史人物书写，跟别人的有什么不同之处?您的历史观是什么?

金:我的方向是思想史。因此，我的历史人物书写，主要是思想史模式下的重新思想。我更注重传统经学、现代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这是我进入历史书写最重要的三大思想资源。我的历史观说来复杂，但可以约略说一说(我的书中也说到这个问题)。

我相信“耦合”(coupling)力量决定文明之展开。

所谓“耦合”，是借用物理学中的一个名词，简言之，耦合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譬如，一个电路部分到另一个电路部分的能量传递，就是一种耦合。有多种耦合方式，各有不同。但大致是说一种“合力”导致某种结果。开灯，灯亮了，看上去是按下开关的结果，但事实上却经由了无数“合力”才导致灯亮，如果线路没有参与“按下开关”的动作，灯就不会亮；如果发电机没有工作，开关按下，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变压器没有转换电压，灯也不会亮起来；等等。循此思路，可以找到一万种以上的“耦合”事件在参与“灯亮”的结果。

学界中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制度决定论”。我对这个说法持有不确定的怀疑。“决定文明展开”的是各种力量的耦合。耦合的种种变量难于预测。“制度”实在不过是各种变量力量之一，它远远不能“决定”文明之展开，也远远不能决定历史之方向。

历史之展开，不存在单一推动力。“制度”不能“独自决定”历史之展开，“文化”也不能，“经济”也不能，“圣贤”也不能……推动历史展开的是它们“耦合”的“合力”。

但在诸合力之耦合中，如果一定要肯定某一种力的比较优势力量，则“偶然力量”为最。埃及艳后的鼻子如果“偶然”短一点，整个世界史都会改写；费迪南德大公不在萨拉热窝事件中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方程”就会改写；罗马尼亚共和国广场上如果没有人发出“梯米苏拉”和“呸呸”“嘘嘘”声，东欧的历史也会不同。耦合力量难于设计、偶然力量也同样难于设计。埃及艳后的鼻子不是罗马帝国设计的结果；费迪南德大公遇刺不是大战策划者设计的结果；罗马尼亚广场的嘘声甚至不是齐奥塞斯库政敌设计的结果。

这些偶然力量，成为“耦合”力量中最重要的力量。这就是我的基本历史观。基于这个历史观，陈桥兵变中的“阴谋推戴”，在我看来，就是整个“耦合”“合力”中“偶然力量”发挥巨大作用的一个历史事件。所以，我讲述的“陈桥兵变”不同于其他人讲述的“陈桥兵变”。

一个“崇文”“崇德”的社会

记:赵匡胤倡导思想自由，从而出现了文化上的大繁荣。比如学术流派上的“程学”、“理学”、“心学”等，出现了著名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等很多著名的学院，出现了大批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这个现象对当代有什么启示意义?

金:文化繁荣，是自发秩序也即无为而治的自然结果，是演绎的，而不是建构的。文化繁荣也有“耦合”性机缘，“耦合”环节不是人力可以设计的。它涉及太多的变量。因此，文化繁荣，只需要政府提供宽松准入机制，民间自会在自发秩序原理之下演绎推进。世界范围内，古希腊、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文艺复兴、互联勃兴，都不是官方建构的结果。

记:赵匡胤可以称得上是五代十国野蛮政治的终结者，又是后世历朝文明政治的开拓者。有人称“宋朝是文人的乐园”.

金:宋代确实是文人的乐园。大宋三百年，文人一直生活在受人尊重的政治、伦理氛围中。宋代，是“崇文”时代的巅峰，不仅之前没有达致这种境界，之后，迄民国之前，也没有达致这种境界。大宋，在乱世之后，培育了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贵族”和“文化贵族意识”。大宋的“文化贵族”往往出身贫寒，但大多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担当精神。这是宋代文人最为珍贵的道德理念。因此，所谓“文人乐园”，并不仅仅指文人生活得好，更指的是文人道德面貌令人羡慕。综合来看，大宋帝国是一个“崇文”又“崇德”的社会，就社会公序良俗而言，大宋可能是传统中国最好的时代。

记:我从网上注意过您写过一本《鲁迅读过的书》。您对近代以来的思想史有研究吗?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宋朝的?

金:我关注宋代历史，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开始有意疏理“我理解的宋代”。于是有了若干笔记。

我是中文系出身。最初由中国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史，而后进入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上世纪八十年代，读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读钱锺书《管锥编》，发现了中外思想“比勘”，即对比研究的方法。这个方法让我发现了人类思想根脉的一致性。于是，“异中求同”就成为我很在意的一个方向。由于幼时家父督导阅读《论语》的经历难忘，于是有儒学研究。我的思想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儒学思想史为主导的思想研究。《鲁迅读过的书》，是我积年思想史研究和读书中的一个“副产品”。

鲁迅对儒学有分析、有批判，但并不敌视儒学。鲁迅和他同时代的“理念人”一样，有一种源于儒学正见的道义担当，一种现代士大夫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两大焦虑问题:现代化与民族性。举凡忧国忧民之读书人，其立言行事多在回应这两大问题。

鲁迅也属于这一谱系。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期望现代化并坚守民族性，对传统给予理性批判的同时又坚持同情理解。他们习惯于汉字正体字的书写，沉吟三千年遗留的典章文明，继承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和道义担当，恪守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传统士大夫向着近现代转化的一批人，可以称之为近代士大夫或现代士大夫。

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从未试图“文过”，因此从未省略过“批判”立场，因此成就为高张传统“清议”精神的现代士大夫。

坚守“清议”暨“批判”姿态的现代士大夫，是我进入思想史，长久关注的“政治-文化”生态问题。考察这些问题，考察鲁迅个案，梳理鲁迅的阅读经历也许不失为一个重要方向。于是，有了《鲁迅读过的书》。

“格局”恢廓，“细节”尽心

记:您的座右铭是“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能阐释一下吗?

金:这是《中庸》中有名的三句话。它最初来自家严的告诫，后来渐渐悟出了妙义，便引作了“座右铭”。

求道与研究，注意方法之当，格外重要，其中“格局”恢廓，“细节”尽心，可能是治学正道。这也暗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之路。

行事与接物，力求平衡点，是难度较高，但又必须寻求的境界。

《中庸》这三句话，往往因人的根器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我宁愿理解“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与知识、心性相关，可以看作形下入阶的功夫；“致广大而尽精微”，与求道、方法相关，可以看作是追慕形上境界的平台；“极高明而道中庸”，则与人格的养成相关，可以看作日用伦常的大境界。三者都在指示着身体力行的门径。

这三句话，在本土传承的文化中，应该属于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之一。常常品味这三句话的精蕴，有时候，感觉可以不断地“误读”《中庸》；每有“误读”，其实也往往就是欣欣然有所得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往往就感觉着不仅贴近了我愿意理解的孔孟，也贴近了我愿意理解的老庄，也就是贴近了我愿意理解的本土中国。

记:您有个“老金在线”网名?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网络的?对未来书报的命运怎么看?

金:我1999年上网，2010年开始发布网文，先后在若干论坛、微博发布思想或生活类文字。互联网的“自媒体”性质我有很深的体会。这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也即寻求知音知己的互动平台。我很感谢互联网。

未来书报必有改观，其中，由书报文字转换为电子读物，是一大方向。在这一场转换中，即时、共享、互动，是三大主题词。遵循这三大主题词，转换中或有涅槃重生之效；违背这三大主题词，转换中可能困难重重。

但是，传统书报仍将存在，不过将以“小众阅读”形式存在。“连接一切”仍然是“小众阅读”的核心竞争力。

记:您现在主要在天津吗?您来过山东吗?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在曲阜，百家争鸣的中心在山东的淄博，山东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上有独特优势。

金:我现在已经移居浙江海盐乡下，在江南环境下续写我的《大宋帝国三百年》，并寻求适当时机修订《论语鼓吹》。

曾经多次到过山东。我祖籍在山东海阳。还参加过在山东举办的一次国际摄影博览会，会上作了《儒学与摄影》的学术报告。很喜欢山东。

山东有曲阜，其意义还有待于彰显。近代曾有人比喻山东，是“中国的耶路撒冷”。近代激进思潮之后，孔孟之道被一类力量视为“毒草”，因此，恢复对传统文化的敬意，还需要研究激进思潮的种种影响，这个工作艰难，但值得慢慢做起。山东之文化光荣，与整体中国之文化光荣，休戚相关。但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也许是:保护地上地下文物；整理孔孟诸子典籍，培育思想研究人才，建设儒学参验基地；以此为未来的文化复兴奠定厚实基础，一旦机运来临，山东将有望推演为中国文化信仰的第一重镇。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