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之儒考述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齐鲁学刊》2013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二月十五日乙巳

           耶稣2016年1月24日

中文摘要：《韩非子·显学篇》有“儒分为八”之说，其中“颜氏之儒”所指是否颜回一派，学者多有分歧。而之所以出现分歧，其中一个原因便在于颜子生卒年存在多种异说。通过对各种意见的分析考辨，我们确定颜子当少孔子三十岁，卒时为四十一岁。而且，颜子当有门人，其学得以传承，可以形成一派。韩非所谓“颜氏之儒”当指颜子一系。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颜子与曾子、思孟，颜子与庄子的学术思想关联问题。

关键词:儒家八派;颜氏之儒;颜回;曾子;思孟;庄子

《韩非子•显学》提出“儒分为八”之说，郭沫若先生据以提出“儒家八派”之概念，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同分析，不仅对于韩非子的说法提出质疑，而且对郭氏之说也多有批驳。如今，我们可以结合新出土文献以及以往不太受到重视的传世文献予以考察，对旧说之理据予以重新审视，进而提出对我们这一问题的看法。也许这新看法并不在传统说法之外，然而综合众家所论之得失，辅以新发现的简帛文献对传世文献的重新认知，我们希望能够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颜氏之儒指颜回一派

韩非所说的“颜氏之儒”，属于“八儒”中比较有争议的一派。孔门弟子中有八、九位颜氏，因此韩非所谓颜氏之儒具体何指人们意见不一。主要有四说。

其一，为不可考说。皮鹿门曰：“《韩非子》言八儒有颜氏；孔门弟子，颜氏有八，未必即是子渊。”[1](P27)周予同先生注云：“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除颜回外，尚有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七人，故云颜氏有八。”其实，还有一位“颜浊邹”，也可以看作孔子弟子。梁任公先生云：“颜渊先孔子卒，是否有弟子传其学，无可考。此文颜氏之儒，不知出谁何也。”[2]（《韩非子显学篇释义》）孔繁先生亦直接指出，颜氏之儒为根本不可考证的。[3]（P275）

其二为颜回说。郭沫若先生《儒家八派的批判》认为，“‘颜氏之儒’当指颜回的一派。颜回是孔门的第一人，他虽然早死，但在他生前已经是有‘门人’的。”[4]（《儒家八派的批判》）这一意见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如张岂之、李启谦、赵吉惠、颜炳罡诸位先生皆同意郭说。如陈寒鸣先生通过钩稽有关史料，从政治志向、道德情操等方面剖析了颜子思想，肯定先秦“儒家八派”之一的“颜氏之儒”为颜子所创，进而论述了其传承与影响。[5]颜炳罡等先生也通过考察颜子年龄及孔门“门人”情况，肯定颜氏之儒乃指颜回学派。[6]张觉先生也认为，“前人大多认为这里所谓的‘颜氏’不知指何人。其实，能成为一个学派，一定是在言论行事方面较有造诣的。……八个人中只有颜回被孔子称为‘贤’、‘好学’，所以这‘颜氏’应指颜回。”[7]（P1235）另外，也有学者指出，该派虽非颜回创立，但却是宗师颜子的。如梁任公先生在另一处所说：“颜氏之儒，想是宗法颜回，如今一无可考了。”[8]（P188）任公这一看法，得到了吴龙辉先生的认可。吴说：“颜氏之儒的祖师为颜渊。颜渊先孔子而死，因此，独立的颜氏之儒不可能由颜渊创建，只能由其后学完成。”[9]（P114）刘郝霞也认为，颜氏之儒绝非颜回所亲创，但却是秉承颜回思想，且以颜回的名义而创建的。[10]

第三种意见为“言偃说”。李零先生不同意郭沫若的说法，而提出一种新说：“惟‘颜氏之儒’，多以为是颜回的学派，则有疑问。案孔门弟子以‘颜’为氏者有九，未必即颜回。又据上博楚简，言游之‘言’与颜回之‘颜’无别，它也可能是言游的学派。”[11]其弟子胡兰江表示支持。不过，李先生的另一弟子徐刚在其《孔子之道与<论语>其书》一书中则反对此说，而重申旧说。[12](P182-183)其另一弟子梁静博士也认为，可能是指颜渊。[13]

第四种说法为“颜浊邹”说。见于庞朴先生主编、马勇先生撰稿的《中国儒学》第一卷。《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又载：“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马勇先生据此以为，颜浊邹虽不在七十子之列，但似在三千人之内，也应该列为孔门弟子。而且，他认为，颜浊邹如果得传孔学，他一定是韩非所批评的那样，不过是假借孔子作为仕途进程的敲门砖而已。故而推测“儒家八派”中的颜氏之儒可能是指颜浊邹及其后学。另外，《吕氏春秋·尊师》：“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浊邹，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将颜浊邹与子张并列，似乎也可以证明韩非所说颜氏之儒应为颜浊邹一派。[14]（P68）这一说法，因为说服力较小，没有得到学者的认同。

总的来看，颜氏之儒指颜回一派，在学界占据主流。我们也持这一看法。细审学界对此问题之争议，关键因素有二：其一，颜子生卒问题，其二，颜子有无门人问题。而这第一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第二问题的答案。

二、颜子生卒年新考

关于颜子的年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少孔子三十岁。”而丛刊本《孔子家语·弟子解》无载，四库本、同文本则同于《史记》。看来，在颜子生年的问题上，《史记》与《孔子家语》二者没有分歧。而阎若璩（1638-1704，字百诗，号潜邱）《四书释地又续》则以为“三十”下脱“七”字，未知何据，不可从。

不过，对于颜子的卒年，则因为记载不清而引起不同的说法。《史记》云：“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至于“早死”在何岁，则未有详说。《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对此有云：“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一早死。”《史记索隐》亦引《家语》，而作：“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二而死”。显然，这两种说法与《论语》中孔鲤先于颜子去世的记载相矛盾。对此，王肃在《家语注》（四库本）中解释道：“此书久远，年数错误，未可详校。其年则颜子死时，孔子年六十一岁，然伯鱼五十先孔子卒，卒时孔子且七十。此谓颜回先伯鱼死。而《论语》云：‘颜回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鲤也死有棺而无椁。’或为设事之辞。’”《史记索隐》亦引王肃此注，文字稍异，云：“此久远之书，年数错误，未可详也。校其年，则颜回死时，孔子年六十一。然则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时，孔子且七十也。今此为颜回先伯鱼死，而《论语》曰颜回死，颜路请子之车，孔子曰‘鲤也死，有棺而无椁’，或为设事之辞”。并加“按语”云：“颜回死在伯鱼之前，故以《论语》为设词。”观王肃此注之意，《论语》载孔子“鲤也死”一句为“设事之辞”。汉许慎（约58-147，字叔重）《五经异义》亦主此说。我们以为，这一推测恐怕站不住脚。朱子《四书或问》对此早已点出此说之不近人情。朱子所言极是。如果颜子早于伯鱼卒，孔子绝不会以儿子之死来作假设，因为这确乎不符合人之常情，孔子绝不至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我们当以《论语》的记载为可信，伯鱼早于颜子去世乃事实陈述，绝非设事之辞。不过，王肃所说，《家语》所载年龄多有错误，则是对的。其实，不止《家语》，《史记》同样如此。我们发现，将二书对校会发现二者互有不足，可互相校正。此处，关于颜子之“三十一”当为“四十一”之讹。因为古代记数中“三十”与“四十”只差一竖笔，极易出现错讹。

对于颜子之卒年，学界共有七种说法，其一，鲁定公六年说；其二，鲁哀公二年说；其三，鲁哀公四年说；其四，鲁哀公五年说；其五，鲁哀公十二年说；其六，鲁哀公十三年说；其七，鲁哀公十四年说。[†]其中以持第七种说法即“鲁哀公十四年说”者居多，如清儒毛西河、李锴、江永，近人钱宾四，今人李零、颜炳罡、黄怀信、杨朝明等先生，不过毛西河以为《史记》所云“少孔子三十岁”为“四十岁”之误。而李锴则认为，颜子当少孔子三十岁，卒于鲁哀公十四年，卒时当有四十一岁。李锴《尚史》卷八十三《孔子弟子传》云：

《家语》“年二十九而发白，三十二而死”，《列子》“颜子寿十八”，《后汉书》“颜子十八，天下归仁”，诸说并误。颜子卒于伯鱼之后。按《谱》：孔子七十而伯鱼卒，是颜子之卒当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颜子少孔子三十岁，是享年四十有一矣。《史》不书卒年，而云‘年二十九发尽白’，亦误。当是三十九也。”[‡]

刘宝楠（1791-1855，字楚桢）《论语正义》从之。郭嵩焘亦云：“孔子十九生伯鱼，伯鱼年五十卒，则孔子当六十九。颜渊之卒尚在伯鱼后，其年当及四十。”

关于颜子之年龄，虽然有三十一岁、三十二岁、四十一岁等不同说法，但我们可以看出“三十二岁”与“三十一岁”实为一说，如此则只有两说，一为“三十一岁”，一为“四十一岁”。而持“三十一岁”说者，或以为颜子当少孔子四十一岁，或以为卒于鲁哀公四年。

孔德立先生以为，颜子当少孔子三十岁，而卒于鲁哀公四年，享年三十一岁。赞同《家语》之说。其理由是，《论语·先进》所载“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与颜子情同父子，不会因为颜渊后至而埋怨他，合理的解释是，孔子遇匡人之难时，颜子已经生了大病，因此掉队，孔子为之担心，才有“吾以汝为死矣”之语。离开匡地不久，又遇在陈绝粮之难，三十一岁卒于周游列国途中。[15]蒋伯潜先生推断，“颜子卒于旅次，旅次无他长物，故颜路请货子之车以为之椁也。”[16]（P122）并云，伯鱼卒时当四十岁，《史记》所云“五十”或为“四十”之误，故伯鱼亦卒于周游途中。而且，据《论语·雍也》记载，哀公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答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先进》载季康子问同一问题，孔子答之亦同。孔子返鲁在鲁哀公十一年。孔德立兄说，我们假设，在哀公和季康子问政之后，上引《论语》的问答紧接着发生，情理上完全讲得通。若颜子还在，孔子不会说“不幸短命死矣”的话。因此颜子在鲁哀公十二年之前既已去世。[15]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子畏于匡当在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二年，而在陈绝粮，当在周游列国的最后几年，二者绝非相差不久的事件，其间相距恐怕将近十年之久。

不过，支持颜子卒于周游途中的最力的理由，一为蒋伯潜所说，“卒于旅次，旅次无长物”，故颜路请以子之车为之椁，一为鲁哀公、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一事，似当在孔子归鲁不久，按此二语之语气，当时颜子已经去世。那么，哪一种说法更为合理？

首先看颜子之生年。按《史记》、《家语》所载颜子皆少孔子三十岁，而又与《公羊传》等记载相符，故较为可信。崔适（1852-1924，字觯甫）《史记探源》等以颜子“三十二岁”卒，当孔子七十一岁时，故其当少孔子四十岁，《史记》等所言“三十”当为“四十”之误[17]（P175），理据不足，不从。因为，第一，如果颜子少孔子四十岁，则当孔子开始周游列国时，他不过十三四岁，恐尚不及“束脩”之年龄，未入孔门。而据《史记》，颜子当始终追随孔子周游。第二，我们知道，颜子之父颜路，少孔子六岁，则从常理推之，颜子之生年与伯鱼之生年亦应在六、七岁至十馀岁之间，不可能相差过大，故颜子少孔子四十一岁，可信度不高。

其次，关于颜子之卒年。《论语·先进》记：“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由此是否可以得出颜子当卒于周游旅次呢？似乎未必。

其一，关于伯鱼之卒。以往学者一般以《史记》伯鱼之卒年，结合《论语》伯鱼早于颜子而卒的记载，定颜子之卒年。伯鱼之生年，众无疑问，为少孔子二十岁，则按《史记》之说，伯鱼当卒于鲁哀公十二年，孔子时年七十岁。则颜子卒年，最合理者当为鲁哀公十四年一说，其时孔子七十一岁矣。蒋伯潜、孔德立等学者或疑《史记》伯鱼之卒年有误，以为当为“四十而卒”，则如釜底抽薪，颜子之卒年亦提前十年矣。然而，此说循环论证，不足为据。清儒崔东壁亦认为“伯鱼年五十”之说与颜子三十二而卒相牴牾，故不可信。[18]（P320）[§]我们知道，古时书籍流传错综复杂，字形相近之字尤其是有些数字符号很容易在传习、抄写过程中出现讹误。那时的二十、三十、四十分别写作“廾”、“卅”、“卌”，比如汉石经《论语》中的三十、四十分别作“卅”、“卌”，在马王堆帛书《缪和》中四十亦写作“卌”。二十与三十、三十与四十字形如此接近，在传抄过程中多一竖或少一竖的现象极易出现。不过，在古文字中，“五”与“四”写法差别甚大，“五十”与“四十”二者相混或相讹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因此，《史记》所载伯鱼年龄，决不能轻易否定。而《家语》所载颜子年岁则可能出现讹误。

因为伯鱼未曾随孔子周游，则其若卒于孔子周游之时，则其丧葬不知何人操办，这还不打紧。如果“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是孔子解释伯鱼有棺无椁的理由，那么这句话只能在返鲁之后。因为如果是在旅次，则根本无此可能。如果这句话是针对颜子死而言，也当是返鲁之后才能说出的话。如果是在旅次，那么颜路请以子之车为椁，则属于不合情理之至，而孔子亦不必以此为理由回绝。如果是颜子卒于哀公十四年，则其时孔子已过七十，所谓“悬车致仕”之年，故颜路请以子之车为之椁，而夫子亦云“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云尔，便合于情理了。

其二，吾人知颜子生活贫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则即使返归鲁国去世，其家恐亦无能力厚葬，故请之于夫子。而颜路请以子之车而为之椁，则是欲厚葬之，据此则不可能在周游途中。而《先进》又云：“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如果颜子卒于旅次，颜路要求有棺有椁以厚葬颜渊，便不合情理，而门人欲厚葬并付诸实施，更属匪夷所思。

其三，据情理推测，孔子周游，颜路与颜渊父子当不会同时追随，即颜路留守鲁国的可能性较大。若此则颜路请于孔子，当在孔子返鲁之后。

其四，在《礼记·檀弓上》有一则资料：“颜渊之丧，馈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弹琴而后食之。”这则材料亦见于《孔子家语·曲礼公西赤问》。从这段记载来分析，祥肉是指大祥祭时的祭肉，而大祥是死后两周年之祭名。如果以颜子卒于哀公四年，则其时孔子师徒正值周游列国途中，则不知如何厚葬颜子，又如何依礼举行祥祭，馈祥肉？从《檀弓》这则材料看，孔子受祥肉，“出”而“入”之描写，颜渊之祥祭的时间当以孔子已返鲁的推测为胜。而如果颜子卒于鲁哀公十四年，两年后孔子方去世，完全有可能受“祥肉”。

那么，鲁哀公与季康子俱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皆言“颜回不幸短命死矣”，是否能据此断定颜子卒于周游途中呢？恐亦未必。虽然从情理上推测，似乎哀公与康子之问当在孔子返鲁之初，但实际情况要负责得多，完全有可能是在孔子返鲁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故而这一理由薄弱，不能据此认定颜子卒于孔子返鲁之前。

其实，我们还可以从曾子之年龄推测颜子之卒年。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鲁哀公四年时约十四五岁。而《论语·泰伯》记“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历代注家皆以为此处所谓“吾友”当指颜子。另外，《大戴礼记·曾子疾病》有曾子“将卒”时对其子所言，提到“吾无夫颜氏之言”，诸多注家已指出，这里的颜氏亦指颜子，可见，曾子尝与颜子相熟稔并十分友善，则其交往恐有较长时间。而如果颜子卒于哀公四年，则其时曾子即使得入孔门，亦为时未久，与颜子不可能有过深之交往，则所谓“吾友”云云，恐无从说起。所以据此可知，颜子不可能卒于鲁哀公四年。

另外，《史记·孔子世家》记：“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将颜子之死与西狩获麟并提，则颜子卒于此年之可能性较大。另外，据《家语·在厄》、《史记·孔子世家》、《荀子·宥坐》、《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等文献，皆有孔子师徒“厄于陈蔡”时，孔子与颜子的对话，则其时颜子尚在。而厄于陈蔡，当鲁哀公六年，则颜子卒于哀公四年之说不可信，明矣。

综合各家之说，我们以为，颜子当少孔子三十岁，卒时为四十一岁，其生卒年当西元前521年—481年。

三、颜子应有门人

如果颜子果卒于四十一岁时，则其有学生自属可能。据《论语·先进》：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对于此处“门人”是指孔子之门人，抑或是颜子之门人，历代注家解说不一。南朝梁皇侃《义疏》已有二说，其一即云为颜子之门徒。宋邢昺《注疏》亦主门人指“颜渊之弟子”，黄怀信师亦主此说。《论语·里仁》亦有“门人”一语，皇侃疏曰：“门人，曾子弟子也。”邢昺《注疏》同，而黄怀信师以为此处当为夫子之门人。刘宝楠、钱宾四、杨伯峻等先生则以此二处所言“门人”皆指孔子弟子而言。那么，弟子与门人又有何分别呢？

朱竹垞《经义考》有《孔子弟子考》和《孔子门人考》，将受业弟子称为弟子，而把再传弟子称为门人。[19]（P5103-5104）汉《孔宙碑》：“汉传，开门授徒著录有盈万人者，其亲受业则曰弟子，以久次相传授则曰门生，未冠则曰门童，总而称之亦曰门生。”宋欧阳修（字永叔，1007-1072）在《集古录·跋孔宙碑阴》一文中认为，“受业者为弟子，受业于弟子者为门人”。朱竹垞引此说，并云：“《论语》为孔子而作，所云门人皆受业于弟子者也。”清儒陈澧（1810-1882，字兰甫，学者称东塾先生）认为朱氏对欧阳永叔之说有误解，他认为：门人即弟子，只不过“门人者，统诸弟子而言之也。弟子者，专对师而言之也。”[20]（《东塾集》卷二《书朱竹垞孔子门人考后》）[**]不过，吕诚之先生根据汉代儒学大师如董仲舒、马融（字季长，79-166）等授徒之实况，提出：“孔子弟子三千，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之风，盖自东周至秦，未之有改。”[21]（P735）胡兰江据此将孔子学生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受业弟子或者叫作入室弟子，他们“接闻于夫子”，与孔子有面对面的交流；第二层是在籍弟子或者叫编牒弟子，他们由入室弟子代为教授；第三层则是一些借资声气之徒，只能是在“大都会”时一瞻孔子风采，甚或只是慕名而来，意在借重孔门的名望气势而已。[22]（P18-20）我们觉得胡氏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其所谓第二层，亦可称为门人。当然，弟子与门人的分别恐怕不易过于拘泥。这些由孔子入室弟子代为教授的学生，由于与这些孔子弟子接触较多，受其影响也就较大，自然也可以视之为那些代授者的弟子。

颜子在孔门之中，最受孔子器重和赏识，其道德修为、人格境界乃至思想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他当然有代孔子授徒的能力和资格。而胡兰江以为，从客观上看，颜子与孔子片刻不离，颜子想自己单独收录传授弟子是不大可能的。从主观上看，颜子对孔子亦步亦趋，收徒立派显然与其作风不符。并且根据钱宾四先生“先进极之为具体而微，后进则别立宗派”的说法，否定颜子收徒立派之可能。对此，我们不敢苟同。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颜子有能力亦有资格招收弟子，起码也可以代师授徒，有其门人。钱宾四先生以先进、后进来区分是否别立宗派，并不可信。固然晚期后进弟子更有别立宗派之可能，但并不能绝对化。我们后面将论述漆雕氏之儒，漆雕开当为孔子早年弟子，亦有别立宗派之举。退一步说，即使颜子主观上不以别立宗派为念，待其去世后，尤其是随后孔子去世后，那些曾经由颜子代授的门人便以颜子为宗师，形成一个相当独立的“颜氏之儒”，并非不可能。

尽管上博简中“言”“颜”字体相同，但在“颜氏之儒”可指颜子的情况下，不必曲为之解，将之假为“言”。另外，“颜氏”习见于典籍，如“颜氏之子”便见于《易传·系辞》和《家语·在厄》等，而“言氏”却不经见，而“子游之儒”却见诸《荀子》，由此旁证，亦可知作“颜氏”指“颜回”当为可信。

颜氏之儒有无著述，不见记载。《汉志》无录，我们也只能“阙疑”了。不过，上博楚竹书刚刚抢救回来之时，较早见诸报端的报道中说，这批竹简中有《颜渊》一篇，2011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8册中有《颜渊问于孔子》一篇，或即该篇。另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5册中有《君子为礼》一篇，内容以颜子与孔子问答为主，与《论语·颜渊》“颜渊问仁”章所记应为一事，只是所记有异，殊为珍贵。而《孔子家语》中有《颜回》篇，专记颜子事迹、言语。这些文献材料，当是颜氏之儒所记所传。不过，可惜的是，今天所见颜氏之儒的材料如此之少，由此“一斑”很难窥见颜子及颜氏之儒思想之“全豹”了。

颜氏之儒的组成，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难解之谜。

四、颜子与曾子、思孟之关系

在孔门之中，颜子最得孔子欣赏，而曾子亦得孔子“一贯之旨”，对于孔子之道的理解都是十分深刻的。而且，颜子“大智若愚”，曾子亦有“参也鲁”之性格，二者相近。尽管年龄相差十馀岁，分属孔门先进与后进，但二人的感情却十分融洽。《论语·泰伯》记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注家都曾指出，此处所谓“吾友”即是指颜子。陈寒鸣先生据此认为：“先秦思想家中受颜子思想学响最大者为曾参。”“而曾参本人是以讲求‘仁’（‘仁以为己任’）与气节（‘临大节而不可夺’），以及在道德修养上注重内省（‘吾日三省吾身’）与力行（行‘孝’道）而著称的。这与颜子十分相像。孔门诸弟子中，以曾参最为长寿。若以其对颜子敬服之心来推论，则其在颜子死后，代为教育颜氏弟子，使‘颜氏之儒’多转入他的门下，从而‘颜氏之儒’与曾—思—孟之儒相融合，或有可能。”[5]我们认为，陈氏指出曾子与颜子之密切关系，富有启发性。不过，陈先生推断颜子去世后，颜氏之儒转入曾门，并与思孟之儒相融合，恐怕还缺乏更有力的证据。

我们知道，曾子以“孝”著称，而颜子也以孝闻，《家语·弟子行》曾记孔子引《诗》“永言孝思，孝思惟则”来评价颜子。二人又确乎皆重视内省，富于反省精神，气质有相同相通之处。说颜子对曾子影响较大，完全可能。我们还可以推论，颜子对于曾子、子思、孟子一系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密切关联。除此之外，是否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进一步论证呢？我们认为，除了直接的证据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易传》的分析入手，对颜子与曾子以及子思等的关系进行讨论。

颜炳罡先生曾对《易传》属于思孟一系的说法表示了质疑。颜先生将《中庸》《孟子》与《易传》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属于两种不同的形上学路向。前者是“内在的道德形上学”，后者则是“结构的道德形上学”，并进而分析了颜氏之儒特征，指出颜氏之儒与《系辞》、《大象》、《彖传》、《文言》有着内在的联系，得出了《系辞》、《彖》、《象》、《文言》、《序卦》有可能是颜氏之儒的作品的推论。[6]

我们认为，颜炳罡等先生对《中庸》、《孟子》与《易传》的深层形上学路向进行的分析，有其道理，但是却未必合理。牟宗三先生基于其儒学发展的“三系论”，在道德形上学的建构方面，他将《大学》单独划为一组，而将《论语》与《孟子》划为一组，《中庸》与《易传》划为一组，认为《中庸》与《易传》相近，而与《孟子》则不同；而杨泽波先生则不同意牟氏的看法，将《论语》单划为一组，《大学》则为一组，《中庸》、《易传》、《孟子》为一组，认为后面的一组都是从天道入手，将道德的终极根据归结于天，建立了道德的形上学。[23]可见，对于《中庸》《孟子》与《易传》等的形上学路向的异同，学者之间容有不同看法。我们知道，《易传》是秉承孔子思想而来，反映的主要是孔子的思想，在孔子那里，所谓内在道德形上学与结构的道德形上学，是混而不分的，不管是颜子还是思孟，都有内在道德形上学的倾向，也有结构道德形上学的苗头。或者说在颜子和曾子、子思那里，两种道德形上学的分歧还不明显，这两种路向只有在其后学处才得到加强和凸显。我们并不能据此将之完全划分为两个阵营。

我们无法否认《易传》与曾子后学尤其是“思孟学派”的关联，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颜子与《易》的密切关系，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推论，在易学的领域，颜子对曾子及思孟有较大的影响呢？换句话说，颜子与曾子、子思、孟子一系的关系十分密切呢？我们在《孟子》书中发现，孔子弟子后学中，曾子与子思出现的次数最多，其次就是颜子。而且，孟子还评价颜子是“具体而微”[24]（《公孙丑上》）的圣人，得孔子真传之人。又称“禹、稷、颜回同道”[24]（《离娄下》）这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点佐证呢？

五、颜子与庄子之关系

颜子作为孔门第一贤人，不仅为儒家后学的曾子、思孟以至宋明新儒家所推崇，而且被道家学派的庄子所敬重。据考察，关于颜子的资料，《庄子》一书较之《论语》等儒门典籍还要多。这便引起了学者对颜子与庄子、儒家与道家关系的重新考察。于是，一种新的观点产生了：庄子乃颜氏之儒的传承人。持此说者有章太炎、钟泰（号钟山，1888-1979）、郭沫若、钱宾四、童书业（字丕绳，号庸安，1908-1968）、唐君毅、李泽厚、颜炳罡、杨朝明师等多位学界前修时彦。[††]

因为儒家、道家等类似的学派分类及名称皆出于汉代，先秦时期诸子之间虽然也有学派意识，但却并非呈水火之势，除墨家作为一个有组织性的学术思想集团较为明显，儒家也因有“宗师仲尼”的特征而较易辨别之外，至于道家、法家则较为模糊。庄子，自从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将庄子归于老子一系，班固进一步肯定了这一“道家”系谱之后，庄子便成了先秦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也以道家的身份影响着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史。

不过，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庄子确乎与儒家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早在魏晋玄学盛行时期，《庄子注》的作者郭象（字子玄，约252-312），便有意识地对《庄子》思想与圣人孔子的关系进行了揭示，虽较为隐晦，但这是将庄子与儒家联系起来的较早源头。到了唐宋时期，就有学者明确提出了庄子与儒家的亲缘关系。如韩退之云：“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25]（《送王秀才序》），以孔子—子夏—田子方—庄子为线索将庄子与儒家进行了思想传承系谱的建构。此后，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则提出：“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26]（《庄子祠堂记》）退之之说，证据过于薄弱，不足凭信，而东坡之论，则颇有见地，可惜未曾展开论述。这二说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据杨儒宾先生考察，在明末清初有一股将庄子迎向儒家阵营的思潮，他称之为“庄子儒门说”。如明末清初的高僧觉浪道盛（1592-1659）、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世称船山先生）等是其中的代表。据杨氏分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时期，庄子都不是儒家的排斥对象，这是“庄子儒门说”的思想背景、文化土壤。[27][‡‡]

在近代的学者中，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了庄子与颜氏之儒的关系。他说：

儒家之学，在《韩非子·显学篇》说是“儒分为八”，有所谓颜氏之儒。颜回是孔子极得意门生，曾承孔子许多赞美，当然有特别造就。但孟子和荀子是儒家，记载颜子的话很少，并且很浅薄。《庄子》载孔子和颜回的谈论却很多。可见颜氏的学问，儒家没曾传，反传于道家了。《庄子》有极赞孔子处，也有极诽谤孔子处；对于颜回，只有赞无议，可见庄子对于颜回是极佩服的。庄子所以连孔子也驳斥，也因战国时学者托于孔子的很多，不如把孔子也驳斥，免得他们借孔子作护符。照这样看来，道家传于孔子为儒家；孔子传颜回，再传至庄子，又入道家了。至韩退之以庄子为子夏门人，因此说庄子也是儒家。这是“率尔之论，未尝订入实录”。他因为庄子曾称田子方，遂谓子方是庄子的先生。那么，《让王篇》也曾举曾原、则阳、无鬼、庚桑诸子，也都列名在篇目，都可算做庄子的先生吗？[28]（P36）

在另一处，太炎先生又说：“《庄子》书中，自老子而外，最推重颜子，于孔子尚有微辞，于颜子则从无贬语。”[29]（P209）他以为，书中所存在的非儒之语，可能出于庄子后学所为。甚至可能与禅宗的呵佛骂祖相类。太炎先生这一推论，虽然证据亦不充分，而且其说多有可商之处，但是，他将庄子与颜氏之儒的关系揭示出来，很能予人以启示。

郭沫若先生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承章说而做进一步发挥。郭氏指出：

他（指颜子）很明显地富有避世的倾向，因为《庄子》书中关于他的资料也就特别多，全书计凡十见，《人间世》、《天运》、《至乐》、《达生》、《田子方》、《知北游》诸篇各一，《大宗师》、《让王》二篇各二。这些资料在正统派的儒家眼里都被看成为“寓言”去了。其实庄子著书的条例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重言”是“耆艾之言”，要占百分之七十。因之，不见于正统儒书的记载，我们是不好全部认为假托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论“心斋”与“坐忘”的两节文章，……这两节都是在《内篇》里面的文字。要说是假托，庄子为什么要把这些比较精粹的见解托之于孔、颜而不托之道家系统的人，或率性假拟一些人名呢？因而我想，这些应该都是“颜氏之儒”的传习录而在庄子是作为“重言”把它们采用了的。孔、颜当时不一定便真正说过这样的话，但有过这样的倾向，而被颜氏之儒把它夸大了，这不能说是不可能。凡是形成了一个宗派的学说，对于本派的祖师总是要加以夸大化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4]（P144-145）

这一见解，在《庄子的批判》中说得就更明白了。他说：

我怀疑他（指庄子）本是“颜氏之儒”。……庄子是从颜氏之儒出来的，但他就和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卒于“背周道而用夏政”一样，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宗派。……庄周并不曾自命为“道家”，《说剑篇》虽然是假托，但他的后学说他“儒服而见（赵）王”，可见他们的一派依然是自命为儒者。《田子方篇》里面又有一段寓言，说庄公见鲁哀公，哀公说“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这是说庄周也是儒士，然而方法不同。儒之中本来也有多少派别，在孔子当时已有“君子儒”与“小人儒”；在荀子口中则有所非难的“贱儒”或“俗儒”。庄门虽自命为儒士而要毁儒，那是丝毫也不足怪的。[4]（《庄子的批判》）

他对于《庄子》书中很多地方菲薄儒家的现象，其解释同太炎先生一样，认为那是后学者的呵佛骂祖的游戏文字，而其中认真赞儒或孔子的地方，则是非常严肃的。

童丕绳先生则说：“庄子可能本是儒家颜渊的后学，后来才学习杨朱、老子的学说，自成为一家之的。”[30]（P157）李泽厚先生也认同郭氏观点，即庄周学派乃由颜氏发展而来。[31]（《孔子再评价》）钱宾四先生则认为，“庄子思想，实仍沿续孔门儒家，纵多改变，然有不掩其为大体承续之痕迹者。……若谓庄子思想，诚有所袭于孔门，则殆与颜氏一宗为尤近”[32]（P148），“要之庄子关于人生哲学之理想，必有与孔子颜渊一脉相通之处。”[32]（P152）唐君毅先生也指出，庄子对孔子之人格德行之境界，多有推崇。他认为，“庄子之学与颜回之学，明有相契应之处。”[33]（P289）但他也指出庄子与孔子之学的不同，而分属儒家与道家。彭昊先生对庄子出于儒门及与颜子之关系进行补证。[34]从郭、唐、童、彭诸位先生的考证来看，庄子与颜子之间在人格、气质、思想特色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相似性，这是确立庄子与颜子关系的十分重要的一条证据。但是，这只能证明庄子与颜氏之儒存在关系的可能性，或较大可能性，但却有待直接证据的出现。

钟钟山先生在《庄子发微·序》中较之郭说更进一步，直接确立了庄子的“儒家”地位，并指出其与孔子、颜子之关系。钟氏云：

然则庄子之为儒而非道，断断然矣。……庄子之学，盖实渊源自孔子，而尤于孔子之门颜子之学为独契，故其书中颜子之言既屡见不一，而若“心斋”，若“坐忘”，若“亦步亦趋”，“奔轶绝尘，瞠若乎后”云云，皆深微精粹不见于他书。非庄子尝有所闻，即何从而识之？更何得言之亲切如此？故窃谓庄子为孔门颜子一派之传，与孟子之传自曾子一派者，虽同时不相闻，而学则足以并时。”[35]（《序》）

钟泰先生对于庄子与孔颜思想相通性的见解，确乎富有启发性，但其论断庄子之为儒，则稍嫌推论过当。

杨儒宾先生在前人基础上，就庄子与孔子儒家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究。不过，他并没有论证庄子与颜子之关系，而强调了庄子与孔子的密切关联及庄子的“儒者身份”。他分析了《庄子》“内篇”中的孔子形象后认为，“内篇”七篇里，孔子及儒家圣贤形象较之老聃等显然要突出和重要得多，而且虽然孔子的话恐怕或者说绝不会出自真的孔子之口，而是代庄子立言，但显然二者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杨先生不同意庄子是在借重孔子的“重言”，而是出于庄子对孔子之思想的呼应。而其中之所以会出现讥讽儒家的话，则是因为庄子对孔子和儒家做出了区分，他认为战国时期的很多儒家并不是真正的孔子之传，反而是偏离了圣人之道。杨氏这一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他也举出了《天下篇》的例子，认为庄子是将六经作为古之道术的嫡传思想之身分，而最高人格的圣人也与他所描述的孔子相通，而与老子却存在差距。杨先生还分析了庄子与孔子在地域上的密切联系，二人皆与宋国密不可分。而孔子身上有诸多殷商文化的影子，而且从神话的角度去看，东夷文化的“鸟”图腾等都成为贯穿孔子与庄子的“孔道”，这也可以理解庄子会对孔子保有强烈的同情与同感。另外，明代以来《庄子》有“《易》风《庸》魂”之说，杨先生对此耶进行了分析。通过详细的考证、分析，他认为庄子属于儒家是可以成立的。[27]（P112-144）应该说，杨先生对庄子儒门说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深富启发性，有助于我们对早期思想史的重新认识，也足以改变我们对先秦学派及学术史的传统成见，并可能会对今后儒学诠释理路的转变提供新的视角和可能。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史料予以支撑，而且忽视了庄子与孔子、儒学在根本处的歧异，这一观点也仍待重新检视。

当然，也有学者对庄子出于儒家的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如崔大华先生在分析了庄子与颜子的关系之后，指出：“无论是从师承关系或理论渊源上说，把庄子思想，归于子夏之门或颜氏之门，都是困难的。”[36]（P350）这一看法也自有其理由，我们在探究颜子与庄子关系时，对于这种反面的意见尚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不予理睬。

通过上述学者的分析可以看出，否定庄子与孔子、颜子或儒家的密切关系，看来是不应该的。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而得出“庄子为儒”的看法呢？这个看法在现在看来还有些冒险。现在没有资料证明庄子与颜氏之儒存在师承关系，尽管存在着这一可能。我们所能同意的是，庄子可能受到孔子或颜子的很大影响，他对孔子与颜子的尊崇也是可信的，但毕竟庄子思想与正统的儒家思想甚至与孔子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即使他曾经学于颜氏之儒或别的儒家，但其思想已非儒家所能涵括、范围，将之别立一家，是合适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先生的看法，倒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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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12CZX029]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宫云维：《颜子生平年代诸说述评》，骆承烈编：《颜子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第40-46页。宫氏对此七说皆表质疑。

[‡]张剑光先生同意“二十九”为“三十九”之误的说法，因此他认为《史记》的断句当是：“年三十九发尽白蚤死”，则颜子享年三十九岁，当卒于鲁哀公十二年。见张氏：《颜回卒年小考》，《文献》1988年第2期。

[§]崔述信颜子三十二岁而卒，而不信《史记》之伯鱼五十卒之记载，失之偏颇。不可从。

[**]金鹗（1771—1819）对陈氏之说表示反对。他说：“此说非也。古人著书自有体例，《论语》一书，凡孔子弟子皆称门人，其非孔子之弟子则异其辞，如‘子夏之门问交于子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不直称门人，所以别于孔子弟子也。夫子语曾子以一贯，此时曾子在夫子门，不得率其门人同侍，则问于曾子者，必夫子门人也。”程树德同意金说。见程树德《论语集释》，第263-264页。我们以为，《里仁》篇孔子云“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本身已属孔门后进，曾子向“门人”解释，则此“门人”当不及曾子，其或为孔子之更小之弟子，或为曾子之弟子。可以胡兰江女士所分三种类型之第二种当之。

[††]杨朝明师在《庄子故里考辨序》（载潘建荣主编：《庄子故里考辨》，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中对钟泰先生“庄子出于颜氏之儒”的观点表示肯定，进而认为庄子故里当与鲁国较近，受孔子儒学的影响较大。颜炳罡教授在《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载贾磊磊、孔祥林主编：《第二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441页）文也肯定了章太炎先生以来关于庄子与颜子关系的看法，以论证孔子下开九流，为诸子之源的观点。这些看法也都值得重视。

[‡‡]关于觉浪道盛、方以智、王夫之等之观点，可参考方勇：《庄学史略》（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一书。此以上诸人之外，还有明代朱得之、焦竑、吴世尚、宣颖、陆树芝等，可见这一思潮之绵延久远、广为流布。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