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 译注《孔子家语译注》出版暨前言

书名：《孔子家语译注》

作者：宋立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内容介绍】

《孔子家语》是记载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行的重要典籍，今本十卷四十四篇，被学界誉为“孔子研究第一书”。本次出版，以日本宽保二年（1742）嵩山房刻太宰纯《增注孔子家语》本为底本，校以黄鲁曾本、宽永本、冈白驹本、四库本、同文本诸本，并参校杂取《左传》、大小戴《礼记》、《荀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新序》、《说苑》、《淮南子》诸书，兼录学界考辨研究成果，凡引用者皆注明之。注释以训释疑难字词、标正难字音读、疏通文句义涵为主。原王肃注皆予收录，后世古今诸家之说亦酌情采录，尤其是太宰纯、冈白驹之注乃对王注之增补修正，十分珍贵，且罕流通，亦做最大程度之保留。凡涉及其他文献者，同时兼采郑玄、孔颖达等先儒注疏之说。译文以通解文意为鹄的，故不能直译者则采意译法，以保持译文的流畅。为帮助读者了解《孔子家语》成书及源流，特将王肃、孔安国、毛晋等先儒序跋作为附录收录。

【译注者介绍】

宋立林，字逸民，号瘦竹，1978年生，山东夏津人。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武汉大学），首批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2017-2021），现任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杏坛学者，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主任，喀什大学国学院院长，《孔子研究》副主编，《走进孔子》执行主编，并主编《洙泗》《新礼乐》学术辑刊。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中国文化》《周易研究》《文献》《现代哲学》《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文章80余篇，出版《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出土文献与孔门后学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台北花木兰2013）《孔子家语探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孔子家语通解》（合作，齐鲁书社2009）等著作20馀部，主编（合作）中纪委宣传部重点项目《中华传统八德诠解丛书》（8册）及《中华八德•党员干部读本》《中华八德•青少年读本》，主编山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初一及高中学段），主编高校人文通识课教材《孔子与论语》。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各1项，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20余项，成果先后荣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等。矢志于孔子与儒家文化的弘扬和普及，曾任山东电视台春季祭孔解说嘉宾，央视《典籍里的中国》学术指导，央视纪录片《祭孔大典》学术顾问，曲阜祭孔大典学术指导。

【目录】

前言

凡例

孔子家语卷一

相鲁第一

始诛第二

王言解第三

大婚解第四

儒行解第五

问礼第六

五仪解第七

孔子家语卷二

致思第八

三恕第九

好生第十

孔子家语卷三

观周第十一

弟子行第十二

贤君第十三

辩政第十四

孔子家语卷四

六本第十五

辩物第十六

哀公问政第十七

孔子家语卷五

颜回第十八

子路初见第十九

在厄第二十

入官第二十一

困誓第二十二

五帝德第二十三

孔子家语卷六

五帝第二十四

执辔第二十五

本命解第二十六

论礼第二十七

孔子家语卷七

观乡射第二十八

郊问第二十九

五刑解第三十

刑政第三十一

礼运第三十二

孔子家语卷八

冠颂第三十三

庙制第三十四

辩乐解第三十五

问玉第三十六

屈节解第三十七

孔子家语卷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本姓解第三十九

终记解第四十

正论解第四十一

孔子家语卷十

曲礼子贡问第四十二

曲礼子夏问第四十三

曲礼公西赤问第四十四

附录

孔子家语序（王肃）

孔子家语后序（孔安国）

后孔安国序（佚名）

汲古阁板孔子家语跋（毛晋）

孔子家语注序（何孟春）

增注孔子家语序（太宰纯）

增注孔子家语跋（太宰纯）

补注孔子家语序（冈白驹）

冢注家语序（冢田虎）

标笺孔子家语序（千叶玄之）

标笺孔子家语跋（盐野光迪）

【前言】

《孔子家语》，是记载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行的重要典籍，但是其命运，与同类的《论语》真可谓有天壤之别。《家语》命运可谓多舛，其身份甚至也屡遭质疑，清代尤其是民国以来的学者提到它时，往往径以“伪书”视之。

《孔子家语》命途之多舛，盖缘于其身世之扑朔迷离。然而，随着大量出土简帛文献的问世，此一扑朔之身世、多舛之命运，将得一揭秘之契机，其文献价值、思想意义，亦将随之凸显。因其身世复杂，世人对之多感陌生，或受流俗之见，以为伪书不足观，故需详叙其原委，俾使该书之价值能重为世人所了解。

《孔子家语》，又称《孔氏家语》，简称《家语》，与《论语》一样，是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学的重要资料。今本为十卷、四十四篇，全书共五万七千余字，字数是《论语》的数倍之多。该书所记为孔子与门弟子、当时君卿大夫及时人问对言语，及有关孔子身世、家世、求学、为政、施教的记载，内容丰富，对于全面了解孔子思想及早期儒学，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业师杨朝明先生称其为“孔子研究第一书”，虽恐稍嫌过誉，然绝非浮泛虚夸之词。

《家语》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在“六艺略”之《论语》“十二家”之中：“《孔子家语》，二十七卷。”《隋书·经籍志》亦著录于经部，列《论语》类，为二十一卷，并云：“《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旧唐书·经籍志》亦收在“甲部”即“经部”《论语》“三十六家”，著录为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同。由此看来，自古学者皆将《家语》视为《论语》一类，《家语》与《论语》关系之密切，可想而知。日本学者太宰纯对此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昔者左丘明取鲁国简牍记以为《春秋传》，又录其异闻，兼摭诸国遗事，以为外传，命之曰《国语》。仲尼门人录仲尼言语行事及门人问对论议之语，命之曰《家语》，琴张、原思等取《家语》中纯粹正实者而修其文，以为《论语》。是《论语》之与《家语》，犹《春秋》内外传也。”(《增注孔子家语序》)应该说，太宰纯的看法是深刻的。

《孔子家语》的成书和流传，因为“文献不足”，长期以来，学者们无从梳理清楚。不过，根据《家语后序》、王肃《序》的记载，再综合其他文献记载，大体上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个脉络。

孔安国《家语后序》说：《家语》所记乃“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曰《孔子家语》”。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一说法是可靠的。也就是说，《家语》的材料，与《论语》是一样的，皆是弟子所记录。

众所周知，在春秋末年、战国初年的文化巨人之中，留下相关记载最丰富的还是要数孔子。即使我们不去认可孔子作《春秋》、《易传》，仅仅《论语》一书的分量也要超出《老子》五千言两倍之多。更遑论留存在《孔子家语》、大小戴《礼记》、《孝经》、《左传》、《孟子》、《荀子》、《韩诗外传》、《说苑》、《孔丛子》和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易传》、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竹书之中的大量孔子言行文献了。

人们也许会好奇，数量如此可观的孔子言行文献资料，是如何被记录、流传下来的呢？其实，这主要得益于孔门的优良传统。孔子强调“述而不作”，重视古代典籍的整理与传授，故而孔门形成了一种重视历史、重视文献、注重记录的风气。孔子对于一些重要的观点、思想时常提醒弟子记录，而弟子对于老师的很多嘉言懿行，也往往有随时记录或事后补记的习惯。故而，我们在文献中经常看到孔门弟子“退而记之”、“书诸绅”等类似记载。甚至，在孔门之中，还有一种近乎“制度化”的措施，类似于王官中的史官。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史官记史的传统发达。七十子记载孔子言行，应该是对古代史官记言记事传统的继承或仿效。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记载：“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这一段记载，在《史记索隐》所引《家语》记为“二孺子俱执笔迭侍于夫子”。虽然这则材料尚属孤证，但我们可以猜测，孔门可能有让年轻的学生负责记录孔门事务的规矩，这有点像史官制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所有这些，正是孔子言行文献得以留存的前提所在。

比如《论语》，就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成（《汉书·艺文志》）；再如《孔子家语》，据孔安国所说，“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可见，孔子的这些“谈话记录”大都出自孔子弟子之手。当然，孔子与各国君主、卿大夫的对话，也有可能由史官等记录下来，流传开来，然后为孔门后学整理进儒家典籍之中，成为孔子言行文献的一部分。从文献的记载看，孔子言行文献绝大部分应该都属于七十子及其后学所记，而且孔子弟子记录整理孔子言行文献也有明确记载。

不过，《家语》与《论语》又有明显的差异。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同，便是《论语》中大都是“语录”，往往缺乏言语、对话的具体背景，而在《家语》中，则往往“有头有尾”，故事记载较为完整，有似于“实录”。这恰恰印证了《家语后序》所谓“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的说法。

据笔者对《论语》与新出简帛文献的比勘，我们认为，《论语》是对孔子弟子所记原始笔记的基础上经过精心加工、润色而成，是精中选精的结果，故并非原始记录。之所以精选、编纂《论语》这样一部“语录”，孔门弟子后学们是有着特殊用意的。古代《论语》基本上都是八寸亦即一尺之简，这绝不意味着《论语》的地位很低，而是别有原因，正如王充《论衡·正说篇》中所说：“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南朝皇侃《论语义疏自序》认为孔子弟子整理《论语》，目的在于“上以尊仰圣师，下则垂轨万代”。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则云：“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从上述记述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孔门弟子及后学编纂《论语》有着明显的编纂目的：即保存整理孔子遗言，以纪念老师孔子，并使之能最大范围内影响孔门后学并流传后世。

在编纂目的上，《孔子家语》与《论语》有同有异，故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特征。其相同之处在于，二书的编纂皆是出于纪念、保存孔子言行文献；不同处在于，精选出《论语》是便于流通，而汇编《家语》则是为了更好更完整地保存孔子言行文献的丰富性和原始性。

那么，《家语》一书何以命名？蒙文通先生有这样一个说法，诸侯国史称《春秋》，大夫家史也称《春秋》。诸侯国史称《国语》，则大夫家史自可称为《家语》。《孔子家语》便是显例。《孔子家语》不仅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而且还见称于《严氏春秋》，说明其确为先秦旧籍。就《孔子家语》一书的内容分析，显然是介于《晏子春秋》与《吕氏春秋》之间的作品。换句话说，也就是介于家史与诸子之间的作品。这一说法极具启发性。据此，“家语”二字是相对于“国语”而言，意指大夫家史。揆诸《家语》，该书包括孔子家世、生平事迹、思想言论、弟子小传、弟子言辞等，与所谓“大夫家史”正相吻合。

至于是谁主持编纂了《家语》一书，则史无明文。我们知道，《论语》的编纂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但应该有一个或几个主持之人。我们认为，曾子弟子、孔子之孙、战国大儒子思最后主持编纂《论语》的可能性最大。对于《家语》的编纂，也有学者推测出于子思，这是极有可能的。不过，即便子思对《家语》有所编纂，恐怕也是初步汇编而已，其实谈不上“编纂”。这批材料在孔门中得以保存并流传。因为内容丰富，字数众多，传抄匪易，故而可以推想，《家语》流传的范围并不广。

据孔安国《后序》所说，战国后期，荀子作为一代儒宗，留意于孔子言行文献的保存，我们今日得见《孔子家语》，不能不归功于荀子！他在入秦时，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献给秦昭王。这是《家语》在秦国流传的开始。后来因为与诸子同列，故而在始皇焚书时得以幸免。汉高祖克秦，这批“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的珍贵文献被其“悉敛得之”，这批文献遂为汉秘府所存。后为吕后取而藏之，吕氏被诛亡以后，《家语》散入民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民间遂出现了《家语》的多种抄本。汉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遗书，当时的京师士大夫纷纷献书，这批《孔子家语》文献也被献上，但是“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辞，妄相错杂”，最终“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

孔安国是孔子后裔，生活在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是汉代有名的经学大师。安国出于对先祖孔子的尊敬，“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为保护这些面临散乱、泯灭的孔子言行文献资料，他“因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在“抄录”这批竹简之后，他做了更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撰集”——“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完成了《家语》的编纂，《家语》基本定型。他遂将这部记录孔子言行的重要典籍献于朝廷，希望能与《论语》一样立于学官，惜因各种因素没有实现。不过，汉代秘府中应保存有安国整理的《家语》。

在此情形下，《家语》只能在孔氏家族中以“家学”形式传承。安国之后，其孙孔衍希望朝廷“记录别见”未成，《家语》自然仍以家学传承。直到三国时期的孔猛之时，《孔子家语》“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历史才得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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