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贤大夫柳下惠与孔孟思想

作者：宋立林

来源：《文史天地》2023年第1期

我们在研究儒学史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前孔子时代的重要人物，忽略了儒家思想乃是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的。研究儒家思想的渊源，我们不仅要重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对于贤人大夫等也应予以更大的关注。比如柳下惠，这位春秋时代的贤人就受到了孔子、孟子等原始儒家的很大肯定，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柳下惠，春秋时期鲁国著名的贤人。鲁大夫展无骇之后。姓展，名获，字禽，又字季，死后谥“惠”，因食采于柳下（一说居于柳下），故称柳下惠。曾为鲁国管理刑狱的士师，为人道德高尚，正直诚信，直道而行，多次被黜。其生活年代约早于孔子百余年。正是由于其值得称道的道德，使百余年后的孔子和二百年后的孟子对其交口称赞，将其尊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本文试从孔孟对柳下惠的论说评价入手，讨论儒学广阔的思想渊源。

一、鲁文化孕育的春秋贤大夫柳下惠

今人可能除了一个不太靠谱但广为人知的“八卦”——“坐怀不乱”之外，对于柳下惠所知实在寥寥。但是清代学者刘逢禄却评论说：“在鲁言鲁，前乎夫子而圣与仁，柳下惠一人而已。”（《论语何述》）

在《国语》和《左传》等史籍留下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柳下惠的主要形象。其主要事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柳下惠使乙喜以膏沐犒师（见《国语·鲁语上》、《左传》僖公二十六年）；2.柳下惠论臧文仲祭祀爰居非政之宜（同上）；3.批评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同上）；4.谏鲁君赂齐之岑鼎不可为赝（见《新序》、《吕氏春秋·审己》）。通过这些事迹，我们认为，柳下惠乃是一位谨守周礼、仁智双全的贤士，对儒家道德、伦理等方面有着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周代礼乐文明的守护人，原始儒家思想的先驱者”。

柳下惠塑像

柳下惠生当孔子之前百余年，虽然二人生活的时代环境有所不同，但在大的地域文化背景上，则有着深厚的关联。鲁文化除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之外，它还有一个其他地域文化所不具备的地位。鲁文化乃是周代文明在东方的代表，或者说鲁文化体现的即是典型的周代文明。鲁国作为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因为与周公的特殊关系，可以享受“天子之礼乐”，这是其他诸侯国都无法企及的。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韩宣子在鲁国观看了《易象》与《鲁春秋》之后，更是赞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正是这种典型的周代礼乐文明的熏染，在鲁国才涌现出了许多深谙周礼的贤人。柳下惠便是鲁文化所孕育的一位贤大夫。

春秋时代，礼坏乐崩的情形越来越严重，周代的礼乐文明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十分有利于思想的发展，并且礼坏乐崩的混乱局势也刺激人们进行反思，或保守传统，或突破传统，各种思想观念纷纷亮相，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激荡之中，孕育了老子和孔子。虽然较之之后的战国时代显得有些不够热闹，但纵观整个春秋时代思想界，不仅在末期涌现了影响后世最为深远的老子和孔子这两大文化巨人，而且还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各色思想特点的贤人、大夫，比如我们的哲学史过去经常提到的管仲、史墨、子产、晏婴、史伯和、范蠡等。这些都为孔子创立儒家思想学说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在这些前孔子时代的思想家中，柳下惠也是一个不应忽视而久被忽视的一位。

二、柳下惠对孔子的影响

孔子能够创立儒家思想学说，与他的文化观密切相关。孔子的文化观，我们可以概括为两点：一为文化的“因革损益”说，一为“述而不作”论。正是孔子认为文化是“因革损益”的关系，所以他自己对待文化采取了一种“述而不作”的态度。所谓“述而不作”，就是对文化遗产更加注重继承传述，而非一味追求创新。其实，孔子正是借助于“述”而实现了自己的“作”，“寓述于作”。孔子从幼年时代起，就对文化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立志建立自己的学术，弘扬先王之道。于是，孔子一生勤奋好学，转益多师，博览群书，不仅向当代的著名学者、思想家、艺术家们学习各种知识、思想，而且非常注意从前人那里汲取思想的养料。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管仲、子产等贤人的推崇，从他们那里受到诸多启示，将他们身上所展现的优秀思想吸纳进自己的思想学说之中。在《论语》和《孔子家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点孔子对柳下惠的评价，从中可以知道，孔子与柳下惠有着怎样的思想关联。

在《论语·微子》篇记载了一件关于柳下惠的“三黜”的事迹。“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关于柳下惠三黜之事，亦见于《荀子》《战国策·燕策》《新序·杂事篇》《列女传》诸书，惟详略不同而已。《论语》此处文字，似乎与孔子无关，仅属一条叙述材料。其实，朱子《集注》引胡氏即曰：“此必有孔子断之之言而亡之矣。”而《孟子疏》引此章，便首冠“孔子云”三字，不知是否有所据。除了柳下惠自谓“直道事人”，其“直道”精神，还体现在他对时政的批评和抨击上。他不顾自己人微言轻，出于对周礼的维护，出于对道义的坚守，他对臧文仲祀海鸟爰居表示了极大不满，并予以批评，由于其论有理有节，终使臧文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对夏父弗忌乱昭穆之事的批评，同样体现了柳下惠的直道精神，敢于触犯权贵，敢于维护周礼和道义。正是这样的原因，可能才导致了“三黜”的结果，但其所体现的精神，却深深影响着后来的儒家。

柳下惠之“直道”精神，其实是符合孔子儒家精神的。不管是孔子还是孔门弟子后学对此事的称引，似乎毫无贬斥之意。而从此事本身来看，其中体现的不仅是柳下惠的“不去父母之邦”的爱国精神，也是其坚守道义，直道而行的人格品质。然而在本篇，还记有孔子对先贤行事为人的评价：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

如果将此评价与上面的记载联系起来，似乎孔子是不同意柳下惠之行的，不符合孔子所谓的“无可无不可”的原则。然而，深究起来，我们认为，此处的问题应当分开来看。其一，孔子与柳下惠等的行事为人的准则不同，或者说孔子对其人并不十分赞同，不完全符合孔子的“中庸之道”；其二，孔子与柳下惠的思想，从根本上又是相通的，不仅在爱国的精神上，而且从对道的坚守上，都可以发现二人的共同处。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离开鲁国时，“迟迟吾行”，表现的就是对父母之邦的无限深情和依依不舍。而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中庸之道，并非与“直道而行”，“言中伦，行中虑”是完全对立的，中庸之道中包含着直道。而孔子本身的行事，也是如此。当自己的道在鲁国无法推行下去的时候，他毅然离开鲁国；在周游途中，凡所遇不合其道时，孔子往往选择离开。在这一留一去的表象背后，体现的恰恰是柳下惠与孔子同样的对道的坚守和信念，是一种高贵的人格气质。孔子对“直”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孔子将“直”和其他诸如“恭”“敬”“慎”“勇”等一起纳入到人生修养的德目之中。如《泰伯》载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阳货》载子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等等。孔子所谓的“益者三友”其中就有“友直”一项。因此孔子对先贤的“直”有所称述，如称“直哉史鱼”。对弟子们提出了“质直而好义”的要求。而且，孔子对“直”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不同意微生高“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的做法，他认为那并非“直”；他也不同意叶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直躬”，而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他认为在这形似悖论的父子互隐中，“直”已经存在了。而对于有人提出的“以德报怨”的说法，孔子也予以修正，认为应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所有这些足以表明孔子对“直道”的肯定。而柳下惠的“直道”无疑对孔子有着较大的影响，以至对此时常提及，于是弟子后学们才将之记录下来，编进了《论语》之中。

孔子对柳下惠是许以“贤”者的。《卫灵公》篇记载，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家语·颜回》篇，在该篇中孔子同样是以“下展禽”为臧文仲“三不仁”之一。

在《家语·弟子行》还记载了孔子向子贡论先贤之行的一段文字，其中提道：“孝恭慈仁，允德图义，约货去怨，轻财不匮，盖柳下惠之行也。”在这短短的十几个字的评语中，孔子将孝、恭、慈、仁、轻利重义的多种道德品质赋予了柳下惠，可见在孔子心目中，柳下惠可以称得上儒家人格的一种楷模了。

柳下惠之“惠”乃是其妻所拟的谥。根据柳下惠妻的看法，对其一生行事予以了评价，认为谥为“惠”是比较适宜的。而“惠”本身在后来也成为了儒家的重要德目。比如，孔子对郑国执政子产十分推崇，认为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一即是“其养民也惠”。在《论语·尧曰》中，孔子还说“君子惠而不费”，而所谓“惠而不费”，就是要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柳下惠作为孔子之前的先贤，其德行、思想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实，柳下惠的“惠”包含着多重含义。一方面，他虽有大德无高位，但仍坚守自己的道德，直道而行，当祖国有危难之时，能够挺身而出，献计献策，表现了高尚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他从道义出发，秉持周礼，诚实守信，维护了周代礼乐文明，从更高的精神层面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因此，柳下惠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儒家对于“惠”的诠释的，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孔子称赞的“贤人”。

从孔子与柳下惠的思想观念来看，二人在精神气质和文化观上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比如，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二人都表现出了不满，对于礼乐传统他们更多地是持保守的态度。这在一个以打破传统为潮流的时代，对传统的恪守和尊重，显得十分的难能可贵。也许正是在气质上的惺惺相惜，心心相印，孔子才对柳下惠予以了很高的评价，并将其思想观念吸纳进儒家思想体系之中。

三、柳下惠对孟子的影响

后于孔子百年的孟子，是战国时期一位儒学大师，在儒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孟子心目中的柳下惠又是一个何等样的人呢？

在《孟子》一书中，孟子也多次提到柳下惠，并予以了高度评价，当然其间也透露出孟子的极为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公孙丑上》记载了一段孟子对伯夷、柳下惠的评价，其中他如此评价柳下惠：

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在孟子看来，伯夷、柳下惠虽然各有常人无法企及的道德品质，然而却皆非“中道”，各有所偏，“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正如朱子所论：“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极之地，然既有所偏，则不能无弊，故不可由也。”如果单从此处去看，孟子对柳下惠的评价似乎并不高，甚至带着批评的口吻。但如果从《孟子》全书的评价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即使从本段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孟子心目中的柳下惠也在很多方面有着超常的道德操守。如“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其他书中的叙述是吻合的。证明当时人们对柳下惠的行为、道德是有共识的，只是由于立场和思想高度不同，而评价稍异而已。

柳下惠的德行，到底是否像孟子所说的“君子不由”的“不恭”呢？在《告子上》，孟子的评价却是另一番样子：“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在这里，孟子将同样的行为许之以“仁”，而有所称道。看来，孟子也遵循了孔子“无可无不可”的“中庸之道”，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论说。

在《万章下》，孟子再一次提到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但接下来却这样评价道：“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与《公孙丑上》所论稍有不同。在此处，孟子已经将柳下惠与伯夷同孔子并称为“圣人”了。当然，孟子还是将最高的荣耀光环戴在了孔子的头上。在孟子心中，柳下惠虽然身怀高德，不受重视，位与德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但他毫不在乎，依然固守道义，其影响如同春天之“惠风和畅”，足以教化民众。这样的人当然可以称之为“百世之师”的“圣人”了。“和”，是孔子儒家所力行倡导的道德、思想的至高境界。柳下惠，在孟子这里成了儒家的“和圣”，是“和”的思想境界之典范，而这种“和”的背后，却也有另一种“狷介”的精神，体现的恰恰是儒家那种“和而不流”的要求。在《尽心上》，孟子赞许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朱熹说“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是得其精义的。

孟子以其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为儒家寻找、树立了诸多理想人格的典范，是儒家“希圣希贤”理念的集中体现。而孟子所树立的柳下惠的形象，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进入了“圣人”的境界。这与孔子不轻易许人以“圣”，亦不只许为“圣”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不仅体现了时代的不同对儒家思想发展的影响，也展现了孔、孟不同的性格特点。柳下惠经过孔、孟的不断推崇，业已进入儒家圣贤的行列，其行事及其思想，成为了儒家重要的人格典范和思想资源。

通过分析孔孟与柳下惠的关系，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理解儒学之形成，源远流长。儒学就像一条大河，融汇百川，而柳下惠之属，便是那百川众流。正是这种广阔的学术思想背景，造就了博大精深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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