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寻找安身立命的国家民族发展之路

作者：张新民

来源：作者授权   独家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廿九日己丑

           耶稣2016年1月8日

【新民按】本文原题《再造君子形态的文明礼义社会》，乃接受中国孔子基金会采访之访谈稿，刊于其所主办之网站“孔子学堂-微访谈”专栏。并冠有“张新民先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对诸多时代问题都有哲学化的思考。他曾深入反思现代化和现代性，并力主唤醒人类良知。中国孔子基金会开办孔子学堂，是希望为学术深入民间、接地气提供一个现实道场。一定意义上讲，孔子学堂这个道德高地和信仰高地，也应当是人类良知的一个避难所和新生地”一段文字。惜原文删除过多，往往为直抒胸臆之语。故特将原文捡出重载，是耶非耶，非敢自专，一任世人评骘也。采访提问者为中国孔子基金会常强先生，若无其殷殷诚意，何能有此一段对答，遂略记因缘，并申谢意焉。    乙未年小雪识于筑垣依庸山水心溪梦馆之晴山书屋

一、边缘性的正统学术总是具有突破的力量

问：贵州偏居西南边陲，如今文教昌盛，孔学堂声名鹊起。何种原因造就了这一景象？

答：其实，稍微观察一下历史便不难知道，中国文化的重心一直沿着由北向南的方向发展移动，自唐代以后便形成了南重北轻的整体格局。即使政治中心依然长期设在北方，但通过科考进入政治体制的人才仍主要由南方提供，最终则形成了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分割的二元空间格局。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中心城市，除北京外，其余三个都集中在南方，便是有趣的对照说明。西南地区的开发必须置于这个整体格局中，才能更好地观察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历史上的不少思想或学派，都是先在边缘地区传播和发展，然后再进入政治统治中心，最终则席卷天下的。例如朱子学的发源地是在福建，甚至一度被打为伪学，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但最后则进入了政治体制核心，成了正统的国家意识形态。阳明学的产生地在贵州，谪居龙场将王阳明推到了边缘的极限，但却提出了极为重要的“知行合一”学说，以后在江西又升华为能够彻上彻下的致良知理论，先在南方地区传播，然后才跨江传到北方，最终则远播朝鲜、日本，形成涵盖范围广袤的学派，或多或少也影晌了国家意识形态。类似的情况还有六祖慧能的禅宗流派，先在当时极为边缘的岭南地区扎根发展，然后席卷大江南北，形戌“曹溪一滴遍天下”的历史局面。可见从边缘突破中心，无论学术思想或政治文化，只要是代表天道人性的正统学说，最终都会征服人心，从点滴汇为大海的。历史发展总是曲折复杂和变动不居的，但边缘与中心的互动似乎仍为一般常态。

贵州尽管僻处西南边陲，但两汉时期儒学便已传入，以后则不断扩大其生存发展的范围，成为地方文化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是西南边疆体系长期保持稳定的重要文化力量。上世纪90年代初，儒学尚处在极度边缘的难堪地位，便有学者挺身而出倡导儒家道统和学统，代表了与庙堂不尽相同的民间儒学的声音，是民间儒学始终存在的历史性见证，孔学堂不过是儒学发展不断升温的产物，更多地是因为官方行为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儒学的发展远比民间力量的缓慢酝酿快捷得多，由此而引发的政治文化生态结构的调整变化仍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评估，可以初步肯定的是享乐主义盛行所造成的各种放纵悖戾之恶，具有宗教精神取向的儒学的兴起会发挥一些抑制的作用。

二、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如何实现同步加快

问：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认为，文明进步的加快与人的自由的加快是不同步的，这岂不是说人类越进步就越被动吗？怎样能使二者共同为人类服务？

答：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现代文明可能出现的异化及人的单向度问题始终有所警惕和批判。但他的警惕和批判不是针对整个西方现代文明，而是针对其中工具理性一脉偏大的异化现象——例如技术对人的捆绑，机器对人的奴役，功利对人的宰制，市场对人的侵蚀等等。它们都对人的真正的自由造成了莫大的伤害。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大量高科技武器的使用，也与现代文明的物化取向和功利目的脱不了干系。人创造了高度现代化的文明，却反过来受到现代文明的束缚和压抑。摆脱压抑束缚即意味着自由解放，因而批判的锋芒或批判的对象，如果不加以严格的区分，势必就会扩大至整个现代文明。

但是，过度膨胀的工具理性毕竟植根于西方现代文明体系，是从西方现代文明体系内部生长出来的毒瘤；毒瘤的母体既然就是西方现代文明体系，当然就要以寄生的方式不断从母体吸收营养。因而仅仅从西方文明体系寻找批判的资源与解决的出路，恐怕只能是以火救火，远无济于事。所以我们必须换一个角度，从东方思想资源寻找对治的药方，看到人类自我拯救的另一条东方出路。譬如马尔库塞认为解除现代文明对人应有的自由和本能的束缚和压抑，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激活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的爱欲。爱欲与文明共同协调发展才是人类自我解放的根本出路。爱欲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性欲)的升华。这当然不能说完全不对，但却明显缺乏更深层的本体的支撑。

爱欲并不能完全等同“性欲”，而是一种生命的本质——爱欲本质。但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却根本未涉及更深层的人性原型，只能是一种“学未见道”的肤浅语。严格地说，爱欲作为一种心理-身体的活动，只能是身心一元或心物一元的心体的起用，而按照儒家传统尽心知性知天的说法，心体的后面还有一个广袤无垠的“性”(人性)的世界。“性”的世界虽然“寂然不动”，却能凭借“心”的功能“感而逐通”，它的后面更有一个空阔洁净的“天”(天道、天理)的世界。 “心”、“性”、“天”三位一体，都为前面提到的涵盖一切的“道”所统摄。“爱欲”不过是“心”、“性”、“天”三位一体的人的存在的一个生命活动的向度而已，本质上也可看成是“道”落实于“性”发窃于“心”又见诸“身”的一种存在论展开。谈“爱欲”而不涉及心性本体，就好像只看到了天上的云，却不知道云后面广阔无际的虚空一样，只是在肤浅的意识和本能层面上讨论问题而已。

“道”是一切存在和价值的源头，也是一切创造活动的根源，既存在于饱含生气的自然秩序之中，也内在于人的本然性生命活动。而《大易》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则说明“道”的展开或起用，就是要让每一生命存在都按照自己固有的天性活泼自由地成长，不仅每一物都是实现天地创生力量的目的性存在，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是互为中心和条件的，最终则不加区分地实现天地万物的大和谐。而所谓大和谐其实就是康德意义上的人人都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目的王国，当然就构成了自由畅性地发展的既“利”且“贞”的环境条件。因此，无论西方或东方，如果要真正实现文明进步的加快与人的自由的加快的同步发展，我认为就不能仅着眼于人的主观世界，特别是人的主观世界又局限于肤浅偏狭的“爱欲”一端，而是应该将眼光放大至天、地、人三者构成的宇宙性总体大和谐，同时关注主观与客观两个世界，深入到一切存在最本真的根源深处，立足于万物的活泼畅性的自由发展,在实现万物活泼畅性的自由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人的活泼畅性的自由发展,从而最终化解西方文明进步的加快与人的自由发展的加快的冲突，奏响以万物天性固有之理落实于其活泼发展之中的宇宙自由大乐章。

如果说《大易》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是天道涵盖下一切存在活泼畅性生长的自由，那么朱熹的“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就是人与自然万物打交道时充满“内外合一”认知快乐的自由。从“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角度看，心体与性体即本体即方法，即方法即本体，是一种人人均有的实践和创造的能力，在为生命实践活动提供动力的同时，也为生命实践活动提供原则，能够外化为文化行为或文化现象，既在历史文化的创造活动中实现其本质与潜能，又在历史文化的创造活动中获取其意义和价值，本质上与“道”的“好生之德”同一，是一种潜在而普遍的生命真实。王阳明所谓“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就是透入形上真实后的生动话语流露。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涉及广大的天、地、神、人的场域，举凡人类的一切价值与意义创造活动，当然也包括马尔库塞所说的“爱欲”和自由的最大化实现，均完全可以统摄在“致良知”的实践与创造活动之中。如同天道的创生性活动是与天道自身同一的一样, 心体的创造性活动也是与心体自身同一的。自由活泼地实现自身人性要求的创造性心灵，必然会要求自己的创造物——文明体系——也是活泼自由和富有创造性生气的，决不允许将人视为工具，不能容忍任何人的异化。一切关爱、美德、善良、自由和秩序，都有待于与人性密契一体的活泼心灵的创造参与和实践。因此，只有人人均有的高贵而有尊严的人性及与之契应一致的活泼心灵的真实到场，而非马尔库塞所说的无论个体或社会集体均差异很大的爱欲的实现，我想人类文明进步的加快与人的自由的加快才有可能真正同步发展。

儒家思想如何与西方哲学对话，讨论马尔库塞的“爱欲”说或许是一条重要的路径，但也有必要将范围延伸扩大至其他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力求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寻找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和出路。

三、“知行合一”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

问：我们该怎样避免把孔子思想单纯视作“挂在嘴上的金字招牌”？

答：孔子本人最厌恶“言而无信”，主诚主敬历来都是儒家的重要修身工夫。老子也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如果说真的反面是假，那么诚的反面就是伪。《大易》强调：“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 所以居业也”。如果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伤害的只能是自己的德性，不仅人格最终会分裂，即社会也可能解体,损失最大的依然是人类自身。

王阳明当年提倡“知行合一”，实际也是为了改变知行脱节的恶劣风气。“致良知”之“致”字，黄宗羲解释为“行”，也可见“良知”之“知”必然会转化为真实的实践行为，否则就意味着良知受到了私欲的遮蔽，只能是假知假行或伪知伪行，不仅个人会陷入空虚、苍白、无聊的陷井，而且社会秩序也会堕入混沌、黑暗、紊乱的困局。因而我们今天仍有必要提倡儒家诚意正心的工夫，强化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知行合一”精神。

四、重返人的生命的真实

问：生在俗世中的所谓“俗人”，该如何重返天性，重拾良知，做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兼顾？

答：良知作为一种天赋的德性之知，乃是人人生而即有的。这就是孟子所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也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这当然不仅是一种理论言说，更是固有德性的一种内在自觉。既然人人均具有内在的良知，良知就是我们本来天性的明觉，因而无论就理论或实践而言，重返我们的天性和重拾我们的良知，就是一条人人均可踏上的生命成长之路，在方法上不过是“返求诸身”而已，当然可以做到“我欲仁斯仁至矣”。

但是，现实生活中天性受到扭曲，良知遭到遮蔽的情况仍极为普遍，因而人类如果要维护自己真正的自由和尊严，就必须长期从事去恶为善的艰苦事业。朱熹在其《大学章句》中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这就是一种复体的工夫，其中也包括制度的建构，必须在自律与他律两个方面同时双管齐下，使世界真正成为良知流行发用的场域。至于您所说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兼顾，我想兼顾绝非平面化地将二者拉平拉扁，必须价值理性优先，将其视为第一义的原则，做到先立乎其大，然后才谈到上兼顾。工具理性具有愈出愈动的特点，如同驯服野马一样，必须为它系上价值理性的僵绳，才能使它乖乖地俯首称臣。

五、学术与政治决非绝缘物

问：孔子基金会开办孔子学堂，希望再现昔日讲会盛景。不为“以学议政”，只为把祖宗的好东西讲清楚、传下去。对此，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答：山东是孔孟的家乡，儒学的发源地，历来大儒辈出，令人神往。中国孔子基金会自创办以来，做了大量的儒学研究和传播工作，成绩斐然，令人刮目相看。创办孔子学堂，实际也意味着人文活动空间的扩大，代表了重建文化秩序的努力，显露了人文中国的新气象。讲会则是传统书院落实办学理念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体现了切磋研习自由讨论的新风气。朱子和陆象山的鹅湖之会，历来均为学者所乐道，即在于体现了自由论辩的学风，当然也为宋明理学树立了典范。我想如果真能再现昔日讲会的盛景，最重要的就是形成自由讨论的学风，涌现新时代的稷下学宫，而非表面形式的热闹， 多添一个刻板教条的官学。

只为把祖宗的好东西讲清楚和传下去当然很好，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遭到各种各样妖魔化的歪曲或攻击，学理澄清的工作既长期又繁重，需要学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重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解释系统。否则什么都要以西方的学理来支撑才具有合法性，思想世界早已成为西方人任意践踏的殖民地，生在中国却感觉不到自身文化的中国性，所谓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岂不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至于您所说的“不为以学议政”，作为一种学术机构非普遍化的选择，我个人当然只能尊重而非反对。但严格说广义的政治无所不在，即使是颇有出世倾向的传统宗教，陈寅恪、陈垣等人就曾再三强调不能视其与政治为不同物。而“不为以学议政”的做法，或许暗中有学术高于政治的预设，实际仍是以不谈政治的方式来谈论政治，能够使人隐隐约地从弦外之音中感受到政治的重要。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改革仍在继续，无论批评谏争或支持赞成，我们都不应是站在路旁的看客，否则便丢掉了儒家的家国天下情怀。民主政治固然并非如福山所说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但也决不意味着中国现实政治重建的工作从此可以放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能是有了忘国之痛才临时喊出的空头口号。广义的政治当然也包括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和谐调整与维系，儒家传统作为一种积极健康的力量完全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建构作用。传统读书士子家国天下的责任伦理，怎么能断送在他们的后代子孙手中呢？文化的伟大复兴与政治的重上轨道，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一头强一头弱，二者的同步加快发展，我想必然也是中国孔子基金会同仁的心愿。

六、重新探寻人文取向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

问：2011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您向他提出“科技兴邦、人文治国”的建议。这应该算“道”“术”问题吧。历史上，“道”与“术”有过和谐相融吗？现在回头看，是不是在朝那个路子走？

答：我之所以提出“科技兴邦、人文治国”，其实是认为中国现在已到了走出“科学万能”迷途的时候了。我们尽管不否认科学的重要，但也不能认为科学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存在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性终极诉求,难道科学能包打天下一概解决吗？我个人绝不怀疑科学的重要，但却坚决反对科学至上主义，因而主张在固有的迅速发展的科学世界之外，应该再架构一个更高更广的价值世界。价值世界的主角必须由人文学科来充当，人文学科则应扎根于自身久远博大的文明传统。我们别无选择地就生活在这个传统中，只能珍惜它，守护它，转化它,发展它，让一国民族真正拥有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生存家园,才算得上是有效地治理好了国家。缺少了人文价值的滋润或涵养，国家社会不崩溃也会解体。真正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不仅要关心国富民强的问题，更应该重视国富民强之后国民整体素质提升的问题，在设置权力世界边界的同时，则要尽量扩大人文世界的空间。

科技固然可以兴邦，但治国必须依赖人文。“人文治国”离不开贤人政治，必要的前提就是官员的人文化和制度的人性化。人文化的反面就是粗鄙化，人性化的反面则为丛林化，其实都关涉人的尊严和公平等问题，必须彻底开放上(国家)下(社会)流动的空间，激活人人均有的求善爱美的本能性愿望，重建国家社稷和地方民间的秩序，再造君子形态的文明礼义社会。传统儒家“在朝美政，在乡美俗”的一贯做法，本质上即是人文治国乃至治天下的一种施政策略。长期只重科技而忽略人文已经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弊病，以致付出的代价远比一场战争更为巨大。如何像治愈战争的疮痍一样治愈今天的社会弊病，我以为不能不引起体制内一切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道”与“术”孰先孰后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我们不能设想自己生存于其中的国家是一个只有“术”没有“道”的国家，也不能设想人人都必须参与其中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只有“术”没有“道”的世界，缺少了“道”便意味着价值的空虚，意义的枯竭，存在的荒唐，生命的无聊。“道”是一切创造性价值的总源头，无“道”的世界只能是一片漆黑的世界。但“道”不能虚悬在形上的世界中，它必须具化为活生生的文明形态，不断地激活人应该具有的人文理想，成为与人的真实生活密契一体的真实存在，即使社会管理和政治制度也无例外，否则便意味着社会的病态和制度的异化——专家退堕为只知效益不知价值的技术专家，官员沦落为只顾政绩不顾公益的政客，民族异化为率兽食人的民族，国家下滑为赤裸裸的功利国家。因此，我更愿意用更生动直观的“人文治国”理念来表述中国未来应有的政治发展方向，但具体的价值诉求则是建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高度人文化和理性化的有道的国家。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