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

——方克立先生信读后

作者：王达三

我这里所说的“大陆新儒家”，是指当下中国大陆的一批以儒家情怀、儒家理念、儒家立场登台亮相的中青年文化保守主义者，代表人物是蒋庆、陈明、康晓光。 

说他们是蒋、陈、康三人是“大陆新儒家”，这并不过分。蒋以“公羊儒学”、“政治儒学”、“王道政治”三个命题见称；陈以“文化儒学”、“儒教新说”、“即用见体”三个命题见称；康以“新政仁政化”、“儒教国教化”、“文化民族主义”三个命题见称。其要，则是三人都持守儒家基本的价值义理系统和话语表述系统。三人也有差异，比如蒋重政治，陈重文化，康重民族；陈经常说蒋、康二人太保守，太顽固，而蒋、康二人也说陈游移于儒家内外而不坚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2004年7月，他们三人，还有经济学家盛洪，就一起在贵阳阳明精舍举行了一次儒学会讲，是为大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第一次公开的、集体的亮相。 

为什么在新世纪之初会出现“大陆新儒家”这样一个群体？我认为原因有三：第一，世过百余年，人更三四代，在历史上作为中国主流、主体、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在近代以来没落崩溃，处于余英时所说的“魂不附体”的尴尬境地。但是，“魂不附体”并不等于“魂飞魄散”，相反，儒家文化固有的合情合理、可信可欲的义理价值，却并不因为其在近现代的短暂崩溃而失去意义，而是载之以书籍，藏之以名山，待乎今人和后人挖掘——这是迟早的事。第二，作为一个巨大的、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学历史地形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民族自性，浸染和融入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心性情感之中。它具有很强的民间的、民众的土壤和基础，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在政治导向稍微放开时，就会有所萌动与复兴——这并不是说国家对儒学的政治导向已经根本改变。第三，一个民族的复兴，未必以其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根本前提，但却会以其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最高标志和最后实现，这点对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在我们已大体实现了“保种”、“保国”之后，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有一种自信，即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儒家文化以为我们的精神根柢，是为“保教”和“弘道”，亦即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复兴。 

因此，“大陆新儒家”群体的出现，既是对中国百余年来在精神上勇猛地“挥刀自宫”的一个必然反思，也是对中国现实问题、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必然回应。此外，蒋、陈、康三人都对西方文化或暴风骤雨或绵绵细雨式的对中国的渗透有着一种极大的忧虑，而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情感和使命，也激发了他们的担当意识。故而奋而起之，大力倡导儒家文化，开时代风气之先，成为“大陆新儒家”群体中的佼佼者。 

事实上，儒家就是儒家，儒学就是儒学，本无所谓新旧。新的未必能超过旧的，这是历代儒家的一个根本观点。所以儒家会不断回归孔子，回归传统，采取“保守主义”的立场而因应新的时代问题。我曾在《中国本位文化论之重提与新诠》一文中，对蒋、陈、康三人有过一个定位，即“南蒋庆北陈明，中有康夫子”。“康夫子”自然是指康晓光，因为他姓康，也主张儒教国教化，这和康有为有着一比。现在又给他们三人冠以“大陆新儒家”的帽子，乃是因为方克立先生称他们是“第四代新儒家”。而我认为，这种称谓是不合适的。 

广义的“现代新儒家”，包括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冯友兰、贺麟、马一浮、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官等人，狭义的新儒家，则指以新心学为皈依的熊牟一系。此外，“现代新儒家”在某种情况下也和“港台新儒家”相等同。因为建国之后，留在大陆的“新儒家”一度如同儒学一样，或花果飘零或隐而不彰，而且他们的弟子寡少，又因为大陆政治局势的困厄而少有出众者。因此，方克立先生所使用的“前三代新儒家”，在某种意义上，是指“港台新儒家”。而我所说的“大陆新儒家”，是和“港台新儒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的： 

第一，三代“新儒家”，以熊牟一系为例，第三代则有蔡仁厚、林安梧、李明辉等人；以熊徐一系为例，第三代则有陈昭瑛等人。“港台新儒家”三代之间，有一明确的师承关系。或者说，它是一个基于师承关系之上的业缘群体。而“大陆新儒家”则是和“港台新儒家”以及建国留在后大陆的“新儒家”没有任何的师承关系的。蒋庆早年也曾在香港拜会过牟宗三，并对牟的思想拳拳服膺，但并未入牟门，也算不得什么记名弟子。 

第二，从年龄上来看，“港台新儒家”的第三代，和蒋、康、陈等人，大多年龄相仿，蔡仁厚的年龄要大些，但林安梧、李明辉、陈昭瑛等人，则和他们的年龄，没有太大悬殊。当然，年龄不能视为划分儒家群体间代际的主要因素，然而却也不能不考虑在内。实际上，以林安梧为例，他和蒋、陈二人私交甚笃，互相目为平辈学友。故此，不宜说“大陆新儒家”是第三代“港台新儒家”后的第四代。 

第三，在蒋庆看来，“现代新儒家”主要的 进路，乃在于以儒学比附西学，是为儒学的“歧出”，且“内圣开新外王”的理路，并不符合儒家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行不悖的传统——蒋庆也承认钱穆、马一浮等人的特殊性。换句话说，从总体上而言，蒋庆是批评和反思“现代新儒家”的，并且要扭转儒学的这种“歧出”，而回归儒学的正宗与传统，是为儒学的“复位”。康晓光完全同意蒋庆的这一判断。 

第四，在陈明看来，“现代新儒家”的主要 进路，乃在于对儒学采取了哲学化的解读，而陈明认为儒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功能性的文化体，包含有政治、宗教、心性、哲学等不同的层面。“现代新儒家”只是彰显了儒学的哲学层面，而遗漏或弱化了其他层面，这是对儒学的一种自我矮化和弱化。因此，从总体而言，陈明在学术理路和精神气质上，对“现代新儒家”也是有很大保留的。蒋庆和康晓光，基本同意陈明的这一判断。 

第五，在我看来，“大陆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的一个重要区别，还在于“现代新儒家”更多地倾向于“坐而论”，而蒋、陈、康等人则更多地倾向于“起而行”。当然，这种说法可能会遮蔽一些问题，比如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即是力行者。但蒋的“王道政治”、陈的“儒教新说”、康的“儒教国教化”等，具有明显的摆脱单纯的义理讨论而直接灌注现实问题的蕴义。这样的做法，在第三代“港台新儒家”那里，已经是很少了。 

我把蒋、康、陈三人定位为“大陆新儒家”，还有一个事实上的判断，即在台湾出现“去中国化”的情况下，台湾“新儒家”的境遇日趋困难。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其传承、其弘大的重任，已经历史的落到了大陆学者的身上。如果说五十年来，我们是“保台湾以存中国文化之统”，那么，今后我们就应该是“保大陆以存中国文化之统”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还不仅仅是一个事实上的判断，更是一种期许——“大陆新儒家”毕竟还是太少了。

附录

【方克立】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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