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义虎：“明清回儒思想范式”对当下民族文化融通的启迪意义

受访人：齐义虎

采访人：马文军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初九日己巳

           耶稣2015年12月19日

编者按：

我们近期邀请了三位“大陆新儒家”学者，对他们分别进行访谈。

今天，我们刊布西南科技大学齐义虎老师的的专题采访，齐义虎老师对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理论非常了解，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有极其深刻的研究，可谓是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看待问题比较深刻。其代表作为《“两朝论”视野下的台湾问题》等。本次访谈齐老师的回复可谓犀利尖锐，又不乏和风细雨的诉说，从理性话题的严肃探讨到软话题个性的演绎，都更具有当代新儒家的冷静且缜密风范。齐义虎老师认为，中国历史上这次回儒文明对话，可以说是回回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自觉进行文化融通，成功地将伊斯兰教义与本土民族性相融合的典型范例。历史上的这次回回民族的文化自觉，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在全球化今天也极具启迪意义。

齐义虎，西历1978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新儒家学者，1997至2004年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读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2004至2005年在天津商学院任教，2005至2007年在北京游学，2007年至今为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制度。

问：最近十年国内儒学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气象，从书院、祭孔等活动来看，儒学确实发展得很恢弘、很蓬勃。但与此同时，媒体对儒学的报道立场、以及知识分子对这样一些与儒家相关新闻的评论，有时候又是持批判立场的。您是怎样看待这样一个现象，儒学真的迎来黄金发展期了吗？

齐义虎：黃金期还言之尚早，套用现在的一句流行语，我觉得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吧。所谓机遇，就是说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狂奔了一百多年，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对现代化不再那么雾里看花，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而是有了更切实的感受。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暴露出来的问题与取得的成就大体是成正比例的，片面追求现代化的弊病越来越凸显。中国要实现文明复兴，就要超越以西方模式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克服掉现代化的毛病，从而“通古今之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达成和解互补。

换言之，看不到片面现代化的缺陷便无法理解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意义。但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最初是以反传统的面目展开的，所以一时半会儿还难以克服旧的思维模式。比如你提到的媒体和一些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本身便是现代化的产物，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上具有强烈的西化特征。在他们那里，古今是两极对立的，历史是线性进化的。这样一种认知模式便看不到现代化的病灶，更看不到传统的可贵之处。可以说，媒体与知识界的西化氛围是今天儒学复兴的最大阻碍。要扭转这一风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问：今年十一月，端庄书院在北京成立，我们以回儒精神为根基，谋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以期回儒思想在现代乃至未来中国能有一个大的发展，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齐义虎：我很赞赏你们的努力。对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极端化的趋势，你们的本土化伊斯兰教显得更加难能可贵。真理是唯一的，但展现真理的形式却是多样的。历史上曾有过佛教中国化的成功案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可以说，任何一种外来的思想或信仰，一旦传入中国，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在形式上都不得不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佛教、伊斯兰教如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如此。这不是对原有主义或教义的改变，恰是其在具体时空的落实与展开。

原教旨主义的拒不变通只能引起文化冲突，积极融合的中国化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外来思想或信仰的中国化，既是对中国的丰富，也是对其原有思想或信仰的丰富。即便对于儒学这样的本土文化，虽然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但也会有地域化的特色，更有因应不同时代的变通损益。而当儒学传到朝鲜、日本、越南这些国家，也分别形成了在地化的特色。儒学不是仅属于汉族人的信仰，就像伊斯兰教不是仅属于阿拉伯人的信仰一样。儒学可以有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不同的地域特色，同样的道理，中国的穆斯林也可以具有不同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中国特色。当然，对于共同的信仰，我们可以有横向的借鉴，但更不要忘记纵向上对我们自己先辈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问：您是从何时起开始关注明清回儒的思想的？您如何评价明清回儒的思想史其义?

齐义虎：我大概是四五年前开始关注回儒思想的，可以说是某地的暴力冲突事件使我回头想去了解一下我们历史上的伊斯兰教信仰是怎么一回事。我希望从古人那里可以找到克服极端化、实现不同信仰和谐共生的路径和方法。我觉得明清之际的回儒以儒学来诠释解读伊斯兰信仰，是继佛教中国化之后的第二次外来宗教本土化努力，可惜的是这个历史进程没能继续下去，随着儒学在近代被打倒更是失去了可以依靠的文化资源。随着儒学的复兴，希望伊斯兰教内部的有识之士可以把这个传统接上，完成先贤未竟的事业。

问：“认主独一”是伊斯兰的核心理念，而通常人们对儒家学说的印象是“敬鬼神而远之”或者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回儒集大成者刘智却说“天方之经大同于孔孟之旨”。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表面上的对立以及刘智的阐述?

齐义虎：“认主独一”不就是“不语怪力乱神”么？说它们相通，当然也没错。不同于五方帝，中国语境下的昊天上帝也是抽象独一的，在《易经》和《春秋经》里谓之元。只不过在元之下又迭分出阴阳与三才，类似于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作为抽象独一的元是人所不易把握的，但阴阳、三才、五行则有其变化规律可循。以有窥无，以多测一，即用见体，由器显道，这正是儒家的工夫次第之学。

古人说：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对独一真主的认识不在抽象之玄谈，而是要从切身之道开始做起。《论语》言孝悌乃为仁之本，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便是此意。真主是独一的，但通向真主的道路却并非只有一条。与过分偏于出世的宗教不同，伊斯兰教提倡两世吉庆，儒家更是主张未知生焉知死。如果说伊斯兰教与儒学对于人的死后世界有不同认知的话，那么在生的世界里，两家则有着非常相似的重叠性。我想这或许正是刘智所说的“天方之经大同于孔孟之旨”吧。

问：关于明清回儒的思想范式，通常的说法是“以儒释经”“以回补儒”，您站在儒家立场上如何评价回儒的思想范式?在今天的状况下，回儒的思想范式对我们有何启发意义？

齐义虎：中国人对于不同的信仰历来秉持一种相对开放的心态，正所谓一致百虑、殊途同归，与其固守一家之说，不如兼采众教之长。所以历史上我们常常能看到出入佛老的儒家士大夫，或者入世极深的和尚与道士。这种兼容并蓄的开放性与西方一神教的固执性可以说大异其趣。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狭隘的信徒不惟不能弘道，反而会使人对你所信仰的宗教产生怀疑。与那种过分强调不同信仰之间的异质性因素相比，“以儒释经”、“以回补儒”的调和性无疑是一种更为理性、平和的融通方式。这种教义上的相互格义比那种刀兵相见的宗教战争自然是高明了许多。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各宗教之间虽有竞争但却能和谐共处，从未爆发过西方那种血腥的宗教战争，正是与中国人这种开放的心胸有关的。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任何宗教的经典都是用人的语言文字写成的，语言文字都有其有限性，归根结底皆不过名相之言筌。为了名相而起争执、动刀兵，乃是泥于教条、不见大道的法执。明清回儒的思想范式，不光对今天中东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有预防和化解的作用，对于未来基督教的中国化转型亦有借鉴和示范的意义。

问：回儒的思想谱系肇始于明朝中后期，而胜于清初。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天主教耶稣会进入中国，代表人物利玛窦同样采取“以儒释耶”“以耶补儒”的方式来会通天主宗教和儒家文化。以天主教的经验作为参照，您认为，回儒与利玛窦的思想范式是否在形式类似的表面下存在着什么不同?

齐义虎：我想最大的不同就是，同样作为诠释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外来天主教士与长期沁润在中华文化中的本土回儒相比，其儒学造诣相对而言要低很多，这无疑大大影响了他们“以儒释耶”、“以耶补儒”的学术品质。所以从结果来看，在义理上“以儒释回”要比“以儒释耶”要更成功。当然，如果假以时日，天主教或许也可以继续完善和推进他们的中国化工作，只可惜这一进程随着礼仪之争而中断了。

这也从另一方面提示我们，不论伊斯兰教还是天主教、基督教，在其“以儒释经”的过程中，人的因素很重要，只有同时具备深厚的儒学功底和宗教知识，才可能高水平地完成这一融通的工作。当儒学没落的时候，这一外来宗教中国化的进程自然也就停顿了。随着今日儒学的慢慢复兴，我们希望这一进程能重新启动，使得中国人可以避免极端化和宗教冲突的威胁，造福中华大地。

问：我们知道，“回儒对话”这个命题真正被提上国际视野的是港台新儒家代表杜维明先生，当时引起世界瞩目。在“文明对话”框架下的伊斯兰教与儒家关系以及“回儒”群体的研究，多少修正了“影响——接受”模式下那种文化流动的单一方向，使得两种文化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彼此的视野。作为大陆新儒家的一员，您是否有对于这一路径有相应的思考，它的前景如何？

齐义虎：我觉得在中国一国之内的“回儒格义”与中国之外的“文明对话”还不太一样，前者是中国人内部的义理融通，后者则仅仅是不同族群文明的交流接触。从深度上来说，前者远远高于后者。“回儒格义”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主要是因为有一批兼跨伊斯兰教与儒学的卓越学者，他们以一心冶二教，用自己的生命来打通回儒。相比之下，所谓的文明对话不过是自说自话，因为谙习伊斯兰教的学者也许根本不懂儒学，而熟悉儒学的学者同样不懂伊斯兰教，这也就使得深入的相互格义成为不可能，最终大家只能停留在表面的交流上。

今后国际间的文明对话若要有深入的推进，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先培养出一群兼通回-儒的大学者，这样他们到国际上去讲话发言才会有深度。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更需要先培养出一群儒家的经学大师。说实话，自从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经过一百多年的体制摧残，完整的儒学人才群体还没有恢复起来，这或许还需要一二十年的教育积累才行。

问：明清回儒思想的著终极目的是彰显伊斯兰传统的优越性，但对开创中伊传统之对话，促进伊斯兰教在中国之本土化，影响深钜，值得深入探讨。请问明清回儒所尝试建构的中伊传统之对话，对当代东西文明的对话（或冲突）具有何种时代意义？

齐义虎：我想最大的意义就是告诉世人，极端主义并不是伊斯兰教的正道，伊斯兰教有开放包容的一面，至少中国的穆斯林可以做到这一点。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极端性或许来自于地域、气候、个人气质等其他因素，而未必是宗教本身。只要放弃唯我独尊，以开放和学习的心态彼此借鉴，就可以避免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化和顽固化。

我们应该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教派门户为本，允许个人层面的信仰重叠。宗教的目的是安顿人，而不是分裂人。当然，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不止一个民族，能否把回儒的历史经验与其他兄弟民族分享，这或许是我们可以去承担的比东西文明对话更切近的任务。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