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三民”主义

作者：齐义虎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多维CN》第66期

相比西方的“民主”理论，儒家的政治学说常常被冠之以“民本”主义。从《诗经》的“民本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一以贯之的正是此“民本”之道。民主与民本虽然都重民，但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却又不一样。民主主张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而民本主张居官者为民做主。《尚书》有言：“天惟时求民主。”这里的“民主”一词，其最初的本义便是民之主，与西方的democracy（人民自主）的意思刚好相反。就理论的彻底性而言，民主相比民本更为强调人民的主体性，为民做主终究不如人民自主更加积极有为，毕竟靠人不如靠己嘛。但细细思之又会有所疑问，人民真的具有自主的能力吗？民粹的非理性冲动如何驾驭？群氓的数量优势果真能替代精英的德行智力高度吗？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父母的监护是不可或缺的，在其心智品性尚不成熟的状态下过早地给予其自主权，不惟不能成就他们，反而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危险。

民主与民本，孰优孰劣？

西方的有识之士如密尔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以代议制来对民主进行改造，对其内在的系统漏洞加以弥补。代议制一方面是为了应对国家规模扩大之后直接民主不再可行的困境，另一方面就是承认了精英与大众的区别，以选举的方式产生少数精英来代替大众管理国家。古希腊的民主实行的是轮流统治，公民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所以公民大会往往由抽签来决定。与偏向于平等原则的抽签不同，选举本身就是一个择优录取的过程，已经预含了人与人之间德行才智上的不平等。经过选举的过滤，原来“人民之直接统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的民主制变成了“基于人民同意之间接统治”（government by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的代议制。代议制通过选举将少数人的统治与多数人的同意结合了起来，它已经不是纯粹的民主制，而是半民主半贵族体制。只不过这里的“贵族”不再是世袭的而是选举产生的，不再是终身制的而是有任期限制的，但他们的精英统治属性依旧没变。

孙中山先生在借鉴西方民主思想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这种古今民主之间的差异。在其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部分，他创立了权能分立的理论，主张主权在人民而治权在政府，人民掌其权，专家掌其能。人民选举产生国民大会，通过国民大会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主权权力；政府则实行专家治国，由总统领导下的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来执掌具体之治权。

相对于密尔和孙中山对于民主制的制度改造和理论弥缝，儒家的民本学说显得更加诚实可行。在儒家的政治观里，现代的人民古代被称作子民，与子民相对的则是父母官。民者冥也，懵懂无知之谓也。子民的不成熟性不是体现在年龄的未成年上，而是体现在其德行的不自觉上。儒家虽然秉持性善论，但也不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后天差异。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其结果就是“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所以任何社会都会存在德行和智力的人群分化，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自然事实。其在社会分工结构上的体现便是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故人民既需要被组织，又需要被领导，更需要被教化。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民只是一盘散沙，没有领导指引的人民只是群众的盲动，没有教化启蒙的人民只是逐于利的小人。政治本身就是一个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会在代际之间持续更替下去，永无止境，历史从来不会终结于某个静止的画面。所以儒家的历史观是治乱往复、生生不息的，绝不会相信什么机械的历史终结论。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会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中国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另一个就是：为什么中国没能产生西方那样的民主理论？前者问的是经济基础，后者问的是上层建筑，实际上两个问题是关联在一起的。在这两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种历史目的论：西方走在了人类历史的前列，西方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人类的普遍模式，中国歧出于西方的历史模式，所以才导致落后挨打。于是他们哀叹中国的政治文明只停留在了民本的中间阶段上，而不能更进一步地演化出更为高级的民主理论。这其中的潜台词就是西方的民主理论比儒家的民本理论更为彻底、更为先进、更为高级。于是没能产生民主与资本主义仿佛成了中国人的奇耻大辱，近代以来的中国人逐步失掉了文明的自信，一步步滑入文化自卑的历史深渊。要么打倒孔家店，要么深挖民族的劣根性，自作自贱到了极点。但历史的真相果真是这样的吗？为什么我们不敢反问西方：为什么西方没有产生中国的科举制？为什么西方们没有实现中国的大一统？这是不是说明他们的政治文明要比中国落后呢？

民本=天有+君治+民享

如果我们用公式来简单概括民主与民本的话，民主=民有+民治+民享，民本=天有+君治+民享。有即所有权，治即使用权，享即受益权。按照现代的产权理论，谁所有、谁使用、谁受益，故所有权、使用权、受益权必然是统一的，其在政治主权上的反映便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位一体，这可以称之为西方的“三民”主义。相比之下，儒家的政治逻辑不谈主权归属于谁的所有权问题，而是直接诉诸天下为公的政治原则。

首先，所谓天有也就是公有，主权不落实在任何个人或群体的身上，而是高悬于天，为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的天下人所共有之。主权在天而非主权在人，决定了任何的人间统治者拥有的只是代天牧民的治权，而不是至高无上的主权。老天爷好比董事长，皇帝只是CEO，所谓天命就是董事长对CEO的任命。CEO干得好自然可以续命，干不好则可以撤职换人，这就是中国传统的革命思想。所谓革命也就是变革天命，重新任命一个掌握治权的代理人。故中国的皇帝只是奉天承运来暂时治理国家，并没有什么君权神授之说。君权神授是上帝将主权永久地让渡给君主，是所有权的转移。中国的皇帝从老天爷那里得到的只是委托代理权，而不是所有权。相比西方的君权神授，中国可称之为君职天命，这是中西方君主制在权力属性上的根本分歧。

反观近代的主权在民说，相对于西方历史上的君权神授说固然具有伟大的进步性，但这种人民主权说到底还只是建立在权利私有制基础上的“共有制”，即在世者的共同所有，而无法上升到容纳过去世和未来世的“公有制”。天赋人权导致的结果就是个人权利的私有制，社会契约论只是对私有权利的股份化整合。故现代的民主理论只涉及到了空间上的大众共和，却忽略了时间上的代际共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理论缺憾。在这一点上，天有比民有的立论层次要更高，这样才能为天下为公的政治体系奠基。

其次，所谓的君治不是君主个人的专制独裁，而是君子群体的协作共治。这里的君指的是君子这一群体，而不是君主个人，是复数格式而不是单数格式。西方的政体分类依据统治人数的多少划分为一人统治之君主制、少数人统治之贵族制和多数人统治之民主制，此为三种正态政体。与之相应还存在三种变态政体，即一人统治之僭主制、少数人统治之寡头制和多数人统治之暴民制。正态和变态政体加在一起一共有六种之多，可谓丰富多彩。于是有人又会自卑地反问，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这么精致的政体分类理论呢？是不是我们的政治文明理论粗糙落后的结果呀？实际上又是盲目自卑了。任何理论都是来自于历史实践，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西方这种复杂的政体分类理论，那是因为我们在实践上根本不需要。

西方的政体分类学说是在古希腊城邦国家的规模基础上产生的，一个小城邦不过几万公民，当然可以实行一人统治或多数人统治。但中国早在夏商周的三代时期就已经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了，国土覆盖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几十万平方公里；人口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之多。试问，如此超大规模的国家，可能靠一人统治吗？可能实行多数人统治吗？答案就是都不可能。所以中国的国家规模已经决定了我们只能实行少数人的统治，问题就在于如何遴选统治者。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西方那样的政体分类理论，只需要沿着少数人统治的贤能政治模式继续思考下去就行了。这就是国情不一样的产物，跟政治文明的高低优劣无关。就像大公司与小公司的管理模式不可能一样，超大规模的华夏国家与西方那种超小规模的城邦国家在国家治理的模式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本就不可进行比较。如果非要比较的话，那也肯定是大国比小国的治理模式更为先进复杂。

现代西方政治有一个深藏的逻辑悖论，一方面致力于追求政治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一方面又不相信人性中的大公无私精神。于是只能在性恶论和私有制这两副镣铐之下左支右绌，在权力制衡的精巧设计中追求一个最不坏的结果。权力制衡的结构安排固然重要，但培养掌握权力的大人君子更为重要。儒家政治学说多谈诚意修身之道，反被污为尚人治不尚法治，岂不是冤枉？对于一个好的政治而言，制度与人事缺一不可。

最后，所谓的民享即人民是政治的最终受益者。民本与民主在民享这一点上有其共性，但也有不同。现代国家好比一个公司，每个公民都是这个公司的股东，所谓的主权在民也就是股权在民。全体股民选举产生的董事会相当于议会，作为法人代表的董事长相当于国家元首，职业CEO相当于内阁总理，国家福利相当于股民分红。所以民主制下的民享主要侧重于物质上的享受，如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福利等等。儒家公天下政治逻辑下的国家不是产权明晰的公司，更像一所国有公立的学校。这所学校在所有权上既不属于校长，也不属于教师，更不属于学生，而是超脱于三者之上的公有。就其治理结构而言，校长相当于国家元首，教师相当于即各级官员，学生相当于普通百姓。学校的所有权是公有的，治理权属于校长和教师，但这都不妨碍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一切为了学生。民本制下的民享包括了生命保障、身体满足和心灵安顿三个方面，即保民、养民与教民，可以称作是儒家版本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保民-养民-教民

提起三民主义，估计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孙氏的三民主义主要是来自于对中西方思想的兼容并蓄，但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其民族主义对内主张驱除鞑虏，推翻满清的异族统治；对外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尊严；另外在文化上还要赓续道统，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华夏文明。其民权主义主张权能分立，五权宪政。其民生主义主张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除此之外，前文提到的“民有—民治—民享”也可以算作西方的三民主义，即所有权、使用权和受益权的三位一体。相比前面这两种三民主义，儒家也有一套植根于本土文化传统的三民主义，那就是以民本为指向的“保民—养民—教民”学说。所谓保民就是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使之有免于恐惧之自由；所谓养民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之有免于贫困之自由；所谓教民就是提升人民的道德精神，使之有免于愚昧之自由。用孔子的话说，保民即“庶之”，使人口繁庶；养民即“富之”，使衣食无忧；教民即“教之”，使富而好礼。此三者可谓之孔子的国家治理三步走战略。孟子生逢战国之乱世，故着重强调“保民而王”，仅是就第一步而言的。实际上保民只是儒家的最低纲领，养民教民、教养兼备才是儒家的最高纲领。

儒家的三民主义上与三才之道相应，下与人民的三种需求相关。所谓三才乃是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相参。上天有好生之德，天时运化，生生不息；大地有厚载之恩，地材蕃育，滋养众生；君师有化育之功，人治和顺，泽润百姓。故天道在于保民，地道在于养民，人道在于教民。天地人三才之道共同指向的便是以民为本。从人民之需求来看，第一是活下来，第二是活得富足，第三是活得有意义。保民使之活下来，养民使之活得富足，教民使之活得有意义。具体而言，保民需要外御敌宼、内平治安、司法审判、维护正义，使得人民免受国内外的暴力威胁。养民需要解决人民生老病死之事，使男有分、女有归，各司其职、安居乐业。教民需要宣扬仁义礼智、孝悌敦信等德性，使人民明礼知耻、反身而诚、文质彬彬、其乐融融。保民、养民、教化反映了人民需求的三个层次，即安全、财富、道德；同时也是政治举措的三个步骤，即庶之、富之、教之。不仅孔子的时代需要如此这般地依次施政，今天的政治依旧不得不如此按部就班才行，这才是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

证之以国史，可谓班班可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三十年，其主要任务是独立建国、肃清内外敌人，给人民营造一个内外和平安全的生存环境，毛泽东时代基本上完成了“庶之”的任务，于是全国人口翻番，由5亿增长到10亿。第二个三十年，其主要任务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改善和提升，邓小平时代（包括江泽民和胡锦涛当政时期）基本上完成了“富之”的任务，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第三个三十年，其主要任务是民族复兴、五位一体之全面发展，让人民重新找回泱泱大国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时代正在为此而努力奋进。可以说，虽然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沿用的还是来自于西方的民主话语，但我们在政治实践中落实的却是儒家三民主义的民本战略。正是由于名与实的不相副，让我们在解释中国的成功之道时常常面临话语体系上的错位与矛盾。要想真正地建立起四个自信，那就要先从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转换开始：以中国解释中国，而不再是以西方解释中国。儒家的三民主义学说比之西方的民主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实践无疑更具有解释力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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