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李明辉：谈儒家 先跳出历史终结论

作者：秋风（姚中秋）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首发于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十二日癸酉

            耶稣2015年10月24日

【导言】今年以来，李明辉先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年初，李先生严厉批评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取向，直白表示不认同“大陆新儒家”。此批评引来大陆儒学者热闹回应。年中，很巧，似乎在同一天，两岸儒学者在北京、台北开会，相互回应。

有人说，不要争论了，会伤和气。仅因为看法不同、相互争论而伤和气，何以为儒？当年朱子与陆象山、与陈亮、与吕东莱等人都有激烈争论而依然为挚友，士而得诤友，幸何如之？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笔者以为，这样坦率的争论挺好。

而且，如此争论，也有不得不然者。近几年来，不管是在大陆、台湾、香港，乃至整个世界，文化、政治都在急剧地发生重大变化，如大陆精英群体开始重视儒家，而港台则有日益明显的去中国化。儒学界不能不认真思考，在不同地域，儒学面临的挑战各自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回应策略之间有没有相通之处，可构造一个共享的当代儒学发展之思想路径、学术范式？

秉持这一立场，笔者愿对李明辉先生的最新访谈作一回应。9月下旬，李明辉先生接受腾讯文化专访，由头仍是两岸儒学之争，上篇题为《儒家土壤为何长不出民主制度？》，下篇题为《勿让公知成为公害》。不过这一次，李先生跳开先前对大陆儒家的批评，回到儒家中国的历史，首先解答儒家为何未能开出民主制度这个问题。坐实这一论断后，李明辉先生继续批评大陆新儒家，其中不少看法在年初的访谈中已经提出。笔者拟就其中较为重要的问题，略作回应。

姚中秋（又名秋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

儒家，终结历史终结论

通观年初和9月访谈，有一个强烈印象，李明辉先生是不可救药的历史终结论者。终结历史的主体当然是源于西方的制度和思想，这两者构成李明辉先生用以判断中国传统制度和儒家思想之标准。

首先是民主终结论。在李明辉先生的论述中，历史将（或已经）终结于民主制度，民主就是人类一切政治思考和制度的判断标准。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以及由此所塑造、支撑的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必须经过这一判准的审查。通过了，才值得认真对待，有资格继续存在。通不过，就必须摒弃，或者加以彻底改造，以对接民主制度，服务于这一通往终结的历史进程。

其次是西方思想终结论。这是从民主终结论引申而来，牟宗三、李明辉先生的思考，有一种奇怪的“政治中心论”倾向，似乎以为，衡量一种思想有无价值的唯一判准是，能否带来民主，对西方之外的思想，则看其能否促进民主从外部植入本土文明。当然，或许还可再加上科学。信念、思想、价值、文化本身似乎没有政治之外的独立价值。

据此，李明辉先生说，西方思想是高明的，因为民主就原发于此思想所在之文明中。至于中国嘛，李明辉先生说，“中国传统思想是有局限的，以牟先生的用词来说，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强调‘理性之运用表现’，而忽略‘理性之架构表现。”西方思想形成对列之局，在知识方面产生科学，在制度方面产生一种“制度性的思考”，把政治和道德拉开，这是近代西方政治的最大贡献。中国传统思想没有经过这个转化，所以古人不容易有这种思考。新儒家比起大陆当代儒家来，诚实地承认，在思想方面，儒家本身是差了这一步。牟宗三先生、李明辉先生的学术努力，就是实现一次转化，让儒家思想有能力接受民主和科学。

那么问题来了，这一转化真的可能吗？在牟宗三、李明辉先生看来，儒家思想的问题不是在一两个具体论点或论域上不足或有缺陷，而是思考方式整个儿是错的，与西方思想在两条不同轨道上，西方当然是正道，儒家是邪道，至少是小道。如果确实如此，儒家能换轨吗？

作为儒学研习者，我深为这个看法忧惧：如果思考方式整个儿都错了，儒学还有可能改正自己的错误、重新做人吗？如果不能重新做人，儒家还有存在的资格吗？换个角度，与其费劲做这番转化工作，还不如直接到西方，岂不更为省力而有效？

按照牟宗三、李明辉先生的历史终结论，儒家对现代中国之展开其实是个障碍。只不过呢，它内在于我们的文明和生活中，我们不能不做一番转化工作。一旦通过运思，儒学打通了对接西方思想和制度之通道，也就完全可以含笑而死了，因为中国终于加入通往历史终点的行进队列了。

但是，万一，历史不可能终结，中国人会不会被闪了腰？

历史终结论内嵌于西人一、多两分的思考方式中，既在其哲学中，也在其宗教中。这种思维方式也正是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理性的架构表现，主体与客体分立的“对列之局”。客体由此一思想的幻术而成为主体的终点，这个终点又似乎总是清晰可见，故历史上常有西人庄严宣告，历史就要终结啦，千禧年啦，乌托邦啦等等。现代史上做如此宣告者，就更多了，二十年前，福山同志再一次庄严地宣告历史之终结，并很认真地讨论了历史终结之后末人的世界，那世界阴森森的、挺吓人。不过今天，福山同志对历史是否已经终结，以及有没有可能终于终结，似乎也有点拿不准了，嘴还硬，但已含糊其辞。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不可能终结，现在看来，这事儿已铁板钉钉。那么，人类，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没有终点的幻觉之后，西方人该如何思考呢？恐怕不能不改动一下李明辉先生的论断：在思想方面，西方本身是差了这一步。相对于中国思想，西方差的正是历史意识。

儒家于今日世界之思想、哲学意义正在于，大声告诉世人，历史不可能终结。别人当然可以扯什么历史终结，中国人不应该，儒家尤其不应该。历史若可终结，如《周易》何？如孔子何？圣圣相继，以易理直探人生、宇宙之大本大源。新儒家也多以易为本，比如，牟宗三先生大学毕业论文就是研究《周易》，熊十力先生晚年作《体用论》，揭明体用不二、生生不已、变动不居之大义。所谓“体用不二”，正是牟宗三先生深恶痛绝之“理性之运用表现”，而这正是中国思想之根本义所在。

人类自有文明以来的所有重要思想、宗教中，惟儒家与历史终结论格格不入。儒家对人类的责任之一，正是终结历史终结论。惟儒家思想肯定思想和制度之多样，肯定多样之和而不同，从而让此世界始终保有生机。惟儒家可以让人类摆脱单一线条的历史终结宿命，各文明历史地积累而成的丰富多样的信仰、信念、思想，得以充分绽开，而生生不已，虽步伐坎坷，又充满惊喜。

可以大胆地说，在历史终结之后，人类必定依儒家思考。儒家可以示范世人，在历史根本不可能终结而各种神灵接连死去的情势下，人如何成己成人，如何走向良好的人间秩序。历史上，经历了秦之历史终结，经历了佛教之终结中国文化，每一次，都是儒家让历史重新开始。这也是儒家之世界历史意义所在，这个意义才刚刚呈现。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中变幻不定的时髦人物，差不多都是历史终结论的忠实拥趸。在李明辉先生批评的“公知”群体中即甚为流行，因为历史终结论证合乎无知而好言说者之需求，此群体正靠着宣告历史的终结，而获得判断儒家和中国文明之道德优越感，种种反传统狂潮背后的信念正是历史终结论。儒家若持历史终结论，以西方为标准判断儒家思想，判断中国文明，判断丰富多彩的世界，则为自暴自弃。

儒学，或已转入下半场

2013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出了一本书，《何为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学论普世价值》，集中表达了大陆新儒家在普适价值问题上的立场。李明辉先生对此书表现出来的姿态相当不满，认为这是要另立价值体系，以对抗普适价值。李明辉先生明确表示，他最担心的是政治儒学发展成为儒家沙文主义——嗯，这可是非常严厉的指控。

李明辉先生论说中多次提及“西方的普适价值”，大意是，普适价值就是西方价值，港台新儒家正是致力于把中国传统跟西方普世价值结合起来。他质问大陆的政治儒学学者，“你为什么一定要对抗普世价值呢？抗拒西方价值难道是好事吗？”虽然，李明辉先生也说道，“而且严格说来，所谓的普世价值是否一定是西方的价值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普世价值让给西方？当然儒家学者也应该发挥儒家本身的普世价值。”但对此，李先生没有任何论说。

其实，当代大陆儒家所做的工作，包括李明辉先生提到的那本书所讨论者，正是李明辉先生所倡导的议题：发挥儒家本身的普适价值。只不过，在从事这一工作时，当代儒家的立足点和视野已发生较大的变化。

中国人的思考从来是以天下为尺度的，《诗经》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运篇》说“惟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用西方的词汇近似地说，中国人向来就有普遍主义倾向。儒家对此发扬光大，孔孟反复谈论天下如何如何。

资料图

正因儒家所教化之人的心智敞开，中国才在漫长历史持续地成长，而成为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大、更多样、更复杂、凝聚力更大的共同体了；同时，中国与自己所知的世界，也始终有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因此，中国就是可普遍的天下之开端。这一历史可以证明，儒家价值就是普适价值，而且是最为普适的。这一普适价值所支撑的中国历史就是普遍的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中国，哪有什么世界史？

不幸的是，遭遇西方冲击之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自觉地退缩而自我特殊化。西方是普遍的，西方的思想和制度是普适的，中国的思想和制度都是特殊的。惟有经由自我调整，归入西方开创的普遍之路中，特殊的、落后的中国才有前途，被普遍所拯救。当年，梁启超、张君劢先生反复主张中国要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现代新儒家也常这样想。牟宗三、李明辉先生就反复提醒中国人对接西方思考方式，对接民主制度。

只是，经历了一番大变动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当代大陆儒家不再这样想了。原因很多，其中包括李明辉先生提到的一点，大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已大为改观。这是个事实，大陆儒家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其思想自然有所调整，也即走出自我特殊化的思想洞穴，以全新的立足点和视野思考，重新肯定儒家本有之普适属性，重新确认中国文明的天下属性。这只是儒家在迷失了一百多年之后，重新挺立了自我而已。

由此，当代儒家面对西方的姿态与此前大不相同。在李明辉先生论述中，儒家的根本任务是应对来自西方的普遍性挑战，他谈到“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又反问“儒家现在能不面对西方的挑战吗？”

儒家当然要面对挑战，解决问题，其中当然包括来自西方的思想和制度挑战。然而在不同情势下，面对西方的挑战，儒家可有两种不同的姿态和策略。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被强势的西方压迫，儒家也被强势的西方思想和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只能被动应对。这正是现代新儒家的姿态。在西方重压之下，依然坚持论证儒家之价值，这非常了不起，值得后人感佩。

然而，随着中国大体完成救亡图存，中国处境大不相同于二十世纪上半期、中期，儒家的姿态、视野不同于此前，不再采取被动防守策略，而有所进取。事实上，新处境给儒家提出了全新问题，儒家若有安顿整全秩序之志，就理当直面这些问题，而不是回避之，依然把一个世纪、半个世纪前先贤的问题，当成今天自己的问题。

概括说来，当代儒家的思想任务，恐怕不应是中国文化如何回应西方的挑战，而是中国文明如何包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又能创造、并向人类展示良好秩序、美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儒家之思想和学术责任是积极地创造，而不是被动地应付。不是依据西方思想、制度设定议题，回头在自家库房里寻找可与之对接的要素，而不断自我检讨；而是依据自身视野确定真问题何在，依据自家义理确定解决问题的思路。在此，儒家当然是开放的，面向西方，面向整个世界，但是儒家立定了主体地位。不是与国际接轨，与西方接轨，而是立足圣人之义理，参照中西经验，为人类铺就新轨。

可以说，今天已在李明辉先生所说“儒学第三期”发展之重大转折点上，儒家从被动的回应者转而为主动创造之主体。心态上、姿态上的如此变化，自然带来整个问题意识、议题论域、运思模式、知识结构、表达话语、言说对象等全方位的变化。中国处境如此，儒家不能不这样变化。也只有这样的变化，才有儒学第三期之实质展开。

回想一下儒学发展第二期吧：首先，隋唐之时，佛教盛行，想来当时必然有人主张历史终结论，历史就终结于全民信佛，以佛治国，儒家要与佛教接轨。但终究，中国是一个文明主体国家，故总有人坚守儒家，比如韩愈的空谷足音；宋初儒者之守先待后，也十分可贵。

但是，这只是第二期儒学发展的上半场，重在防守，儒家因此而在重压之下勉强活下来。儒学不可能满足于这一位置，儒学是要重建整体秩序的。经过仁宗时代的精神发育，由王安石、张横渠、程夫子开始，第二期儒学发展进入下半场，大儒辈出，涵容佛理，又以圣人之道为本，造就博大精深的义理体系，养成庶民社会之士君子，从而于史家所谓唐宋之变后全盘重建社会政治秩序。佛教也因此而完成中国化，完全融入中国文明中而无违和之感。试想，若没有宋代儒者于第二期儒学下半场之义理创造，中国恐怕不复为中国矣。

第三期儒学发展，毫无疑问，缘起于西方思想文化制度之强大压力。儒学先有过去百余年的坚守，此为上半场。随后，必有一次交换场地，转入义理创造之下半场。儒学今日是否确已进入下半场，当代儒学者是否有能力打好下半场，这些都可讨论，但大陆儒学已初具如此抱负。

当代儒家有此抱负，不是儒家沙文主义，而是儒家生命恢复常态自然具有之刚健自信。纵观人类历史，中国向来是主体文明；纵观中国历史，儒家从来有主体意识。孔子在礼崩乐坏之际重建秩序，后世中国大转型，那一次不是儒家最后出来收拾残局，重建秩序？儒家之学的气象、规模就是秩序重建之学，参照历史，纵观中国思想、文化场域，今天，也惟儒家有能力涵摄西学，为今日中国缔造重建秩序之义理体系，并养成士君子群体，承担重建秩序之重任。

儒家士君子不出，谁为今日中国做主？

儒者，张君劢、钱穆之平议

正因为主体意识之自觉，大陆儒家举起“政治儒学”大旗。李明辉先生批评最多的正是政治儒学，尤其是蒋庆先生的理论。平心而论，蒋庆先生倡导政治儒学之际，自谓政治儒学，将港台儒学定位为心性儒学，似将两者对立，或许失之草率。港台新儒家始终有强烈政治关怀，张君劢等先生甚至直接参与政治，故对儒家现代政治颇多思考。大陆新儒家思考政治问题，理应重视港台新儒家在新情势下发展儒家政治思想之努力。

不过，包括蒋庆在内的大陆新儒家与李明辉先生所标举之港台新儒家政治思考之间，确乎存在根本分歧：儒家可否在民主之外思考政治？儒家有没有可能，或者更根本地说有没有必要提供另外一种政治蓝图，本乎圣人之道，包容西方善制，而更为优良？

港台新儒家以历史终结论的思维断定，民主是最终的良好政治，儒家在过去两千多年所经历、并在很大程度参与塑造和维护之政治制度，就是君主专制。在此架构中，儒家的政治思考基本没有什么价值，最多只是面对专制痛苦地挣扎几下而已。还好，现代新儒家走出了新路，尤其是张君劢先生，参与设计中华民国宪法，建立民主制度。儒家为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诚然。

由此，李明辉先生转而论及钱穆先生，因为，究竟如何判断中国传统政治，两位先生有过激烈争论，在李先生看来，当代大陆儒家对传统政治的看法有点返回钱穆先生，肯定传统政制。这是政治儒学最危险的地方。

可巧，笔者天生缺乏哲学兴趣，故在现代新儒家中，研读最多的正是哲学味相对最淡的钱穆先生和张君劢先生，所以愿意就此多说几句。

张君劢与钱穆

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毕业论文选定的主题就是钱穆先生的历史文化思想，为此有一年时间，差不多每天到北京图书馆研读钱穆先生著作。由此，钱穆先生住入心中，自己后来所作的一点学问，深受钱穆先生影响。今年是钱穆先生冥诞两甲子，弘道书院发起、与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纪念钱穆先生的学术讨论会，这似乎是今年海峡两岸四地纪念钱穆先生的唯一学术会议。钱先生身后如此萧然，令人唏嘘。

真正从法政思想研究转入儒学研究的中介，却是张君劢先生。七八年前，接触张君劢先生思想，一发而不可收拾，写作《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以张君劢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10年），这是笔者论儒之第一书。张君劢先生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确实独特而让人入迷：他跟梁启超先生在亦师亦友之间，一生积极从事立宪的政治活动，是具有实践意识的宪法学家，具有宪政主义信念的政治家，组织政党，两度起草宪法，尤其是在1945年政协会议上起草的宪法草案，后被采纳，成为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底本。同时，他较早系统介绍德国、法国现代思想到中国。新文化运动后期，有儒学义理构建之自觉，掀起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为玄学张目，呼吁立足儒学，建立“新宋学”。正是张君劢先生解决了我对儒学与宪政之关系的困惑，引导我重新发现现代中国的保守宪政主义思想和政治传统，

不过，研究到后期，涉及先生晚年所著《中国君主专制政治之刍议》，颇为困扰、踌躇。前后两任师傅打起架来，弟子当然为难。张先生滔滔雄辩，斥责钱先生，甚至让我颇为难堪。两人究竟谁有道理？《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一书基本回避了这个问题，不过，如何处理张、钱两先生思想之关系，始终萦绕于心。

今天，可以较为明确地说，吾与钱宾四先生。从学术内在连贯这个标准看，张君劢先生的理论是断裂的：他钟情中国心性之学，致力于追求民主宪政，但这两者截为两橛，如油水之不融。

当然，这也是整个港台新儒家面临的大难题，从四贤之《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清晰可见：他们既肯定源于西方的民主，再加上科学，又热爱本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家心性之学，但两者如何对接，始终含糊其辞。牟宗三先生提出良知坎陷说，开出说，大义何在，先生未遑多论，其后学争说不休，反令人如云如雾。

这种政治观念与学术之间的断裂，常见于现代中国历史上那些对中国文化尚有一些情感的学人。举例来说，胡适被尊为自由主义的祖师爷；然而，这位祖师爷的学术却是红楼梦研究、禅宗史研究、水经注研究等等。自己的学术与自己的政治思想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胡先生自己怕也说不清楚。

如此割裂的根源恐怕在于，政治上接受历史终结论，而由中国文化所浸润之心智及其知识倾向，对此政治论断无从给予论证，只好听任两者惨淡割裂，其结果，学问上无所成就，对于自己所向往的政制也无法做深入思考。

这种知识欠缺在牟宗三、徐复观先生等人身上也有清楚表现，他们多数停留于民主政治就是好、就是好这一浮泛的信念层次，接下来最多证明，儒家内涵民主的倾向，可以开出民主。但他们完全未能进入关于民主之政治哲学、更不要说政治科学层面，也就从未提出过民主政治在中国之制度创发路径。他们的知识体系中难见制度之学，而这是自古以来儒者之学之重要一翼。

从这个角度说，钱穆先生的思考是连贯的，其知识体系是完整的。钱穆先生在哲学上当然谈不上什么重要贡献，因为先生本来不从哲学入。钱穆先生以经的意识进入史学研究，而能见其大者，深入剖析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之道，尤其是发明士人政府概念，可谓鞭辟入里，构筑儒家历史叙事之大线条，有效地抗衡种种关于中国历史之历史终结论的历史叙事。

最为难能可贵者，钱穆先生依史明道而立法，于抗战中和胜利前后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汇编为《政学私言》，系统设计各种政制，具有相当深刻的政治思想原创性。钱穆先生的制度构想之道，正是孔子教诲颜子的创制立法之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云云。钱穆先生有立法者之知识，对民主政治在中国之生发提出了具体的制度构想，其所设计之宪制，有士人政治之大义，又得现代民主之仿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先生十分尊崇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构想，而这一构想的特出之处正在于活用士人政治之精义，设计现代宪政架构。张君劢先生在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时，极力修改孙中山宪法所定宪法之大义，去除其中之体现中国传统政治精神的制度设计。评价张君劢、钱穆先生历史判断、政治见识之高下，不能不关照孙中山先生。

更进一步则可以问，经张君劢先生之手的这部宪法，足以开万世之太平否？李明辉先生反复说，港台新儒家的政治哲学观点实际上在台湾的政治建构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指的就是张君劢先生起草了这部宪法。这当然是事实，以《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我们今天或许可以追问，竭力淡化孙中山先生构想中有中国政治精神之制度，与九十年代以来台湾快速去中国化、以至于今日不可收拾的趋势之间，有没有关系？又，面对日益严重的去中国化，在台湾的儒家自身之思想、文化、政治处境日益艰困，那么，这部宪法中有保障之道否？若儒家尚且不能自保，何谈行道？

台湾文化、政治之复杂情形表明，儒家远没到松口气、争功的时候。重任正在降临，如山一样，儒家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思而行。

儒家，中国的未来

今日大陆、台湾、香港内部文化政治情势，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重大变化，这本身就是当代儒学不能不面对的大问题：

二十世纪中期，天玄地黄，台湾、香港成为中国文化的存身之所，新儒家在此保存血脉，八十年代后回流大陆。同时，台湾解除戒严，1947年中国民国宪法全面运作。但此宪法一开始运作，就丧失一些根本制度如国民大会。如今，这套制度的运作，固然有一些成就，但李明辉先生也承认，“台湾民主当然很乱，很多地方没上轨道”。现在的问题是，目前的宪制有没有可能让其前行而上轨道？如果不能，会怎么样？因为其地缘位置，香港曾经是大陆经济改革的示范窗口，英国人带来的法治也对大陆法治建设发挥了引领作用。但近两年来，香港的法治精神似乎正在快速流失。

大陆则呈现另一种态势。二十世纪中期，继续革命的政治狂潮冲击文化、经济等一切领域，中国文明危乎殆哉。八十年代以来，狂潮歇息，传统习俗有所恢复，借助港台传回儒学的助长， 领域逐渐发生变化。总体上，中国文明经历一次强劲复兴，而大陆的经济总量也快速提升。百年中国人救亡图存的事业可谓告一段落，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然而，恰在此时，港、台两地惊现“去中国化”倾向，最为突出地表现在思想、学术、教育界。今日学界，有多少人认同中国？两岸政治对立、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都没有的去中国化倾向，何以现在出现？这是文化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人们自然可对此中缘由继续争论。但归根到底，这是儒学不能不面对的问题，“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谈何治国、平天下？恐怕也只有儒家，有可能为这个文化与政治纠缠的难题，找到解决办法。

容我大胆地说，港、台精英之去中国化倾向，背后的驱动力量正是历史终结论。打破这种信念，才有可能重建中国人共同生活之意愿。两岸四地的儒家不能不承担起这个责任，首先自己跳出历史终结论，又依儒家义理和中国文明的历史经验，阐明通往另外一种、可能更好的文化政治秩序的途径，并在两岸四地同时推动教化与政制之更化，才有可能重建人心之一统。

事实上，放眼东亚、乃至于整个世界，儒家面临的任务极为沉重。如何处理与韩国、琉球等有深厚儒学传统的国家、地区的关系，如何处理与日本、新加坡、越南等有一定儒学传统的国家的关系，又如何处理与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有大量华侨的国家的关系，更不要说，如何处理新西域问题，如何与欧洲、美国、俄罗斯相处等问题，都摆在中国面前。至于人心普遍堕落、混乱，触目惊心。宗教战争、文明冲突依然困扰世人。

对所有这些问题，儒学迄未提出融贯的解决办法，甚至连相应的问题意识都没有。就此而言，儒学第三期尚未展开呢。确实，在此之前，儒学者做了很多努力，但只是为中国自身之免于危亡而被动应付而已，由此，儒家从天下退出而局促于中国，从教化退出而局促于学术，从社会退出而局促于形而上学。在很大程度上，外部的重压让儒家迷失了自己，丧失了本有之宽广视野，无力关注人心、天下，无力发展“大人之学”，其学问支离破碎，不足以解决中国解决内部秩序重建问题，也不足以引领中国在急剧扩大了天下存身、并化成天下。

所以，儒家任重而道远啊，第三期儒家的大业其实才刚刚展开。当然，儒家或许可有自信，因为历史上，儒学多次面对相似情势，而每次都能成功应对。儒学之诞生与重大发展，都在大解体、大转型中。

孔子

第一次，西戎入侵，周室覆灭；北狄与南蛮交侵，中国不绝如线，逐渐地，礼崩乐坏，三代古典文明瓦解。天降孔子，以为万世之木铎，思考后封建时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经过持续的分裂、战争，秦汉立国，中国疆域大幅度扩展，从而置身于更为广阔的天下。但最终，这一轮大变动，由汉儒综合各家义理，方得以底定秩序。

第二次，中古，先是佛教从西传入，严重冲击国人思想观念。随后，中国从东南方向卷入海洋贸易体系，进入更大范围的天下。此间同样有政治之长期崩解，与观念之大混乱。但最终，仍由儒家重建一统之大局。

中国历史很长，很多情势反复出现，过去百余年中国的处境，就与上述几次颇为类似：外部思想、信仰、暴力持续冲击，中国被拖入更大的天下；由此，中国内部秩序崩解，先是民国时代的长期动荡、内战，其结果是大陆、港、澳、台之分治；同时还有东亚朝贡体系之解体，中国置身于最为复杂的民族国家体系中；今日港台之去中国化与西部之宗教极端主义，正是这一崩解趋势的遥远余震。

中国处境可谓纷纭复杂，当此之际，恰恰需要中国思想之创发。任何思想上的偷懒，都将让中国这次大转型迁延不治。揆之以历史经验，惟儒家可担当起以思想、并以其所养成之士君子底定秩序、并让中国协和更大范围的天下之大任。

而过去大半个世纪，儒家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政治环境下之生存经验，由此而形成的多种义理进路，正好是儒学义理创发之巨大优势。面对大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儒者，韩国、琉球、东南亚的儒者，日本、美国、欧洲的儒者，理当积极地对话、会通、创造，明道、弘道而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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