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正元道德思想与教化实践

——兼评勒晓东专著《一代真儒段正元：道德思想与教化实践》

作者：孙铁骑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日壬子

           耶稣2015年8月4日

段正元是主要活动于民国时期的民间大儒，创办道德学社，讲学传道，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在其时社会上影响广大。但由于历史原因，段正元思想及其曾经的讲学活动久已湮没不闻，不为人知。随着传统文化的一阳来复，在当代儒学复兴的历史潮流之中，段正元的思想与事迹重新进入当代学人的研究视野。许多学者已经对段正元思想发表过诸多研究性文章，但皆非系统性专门研究。勒晓东所著之《一代真儒段正元：道德思想与教化实践》（下文以“勒书”代之）则是第一本系统研究段正元道德思想及其教化实践的专著，对于段正元思想研究而言，其理论意义与思想史价值不言而喻。但任何学术研究都难以做到绝对周全，尤其对段正元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故“勒书”也难免存在研究视域上的一定局限性与理论分析的个别偏失之处，虽然瑕不掩瑜，但从砥砺学问与学术交流的角度上，还是需要将之提示出来，以就正于方家。

一、段正元的道德思想与中华道统

段正元一生讲学，其思想核心即为“道德”二字。而此道德显然不是现代文化中作为行为规范与伦理评价标准的道德，而是代表中国哲学与文化道统传承的“道德”，是远自三皇五帝而来的“道德”，是老子《道德经》所言之“道德”，是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道德”。

而在中国思想史的流衍中，在庄子所言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逻辑进路上，普遍认为老子的“道德”与孔子的“道德”具有不同的内涵，通常认为老子的道德是“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德”，而孔子的道德则是人伦规范上的伦理道德，从而只能属于“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范畴。“勒书”也延续了这一进路，严格按照现代学术论文的研究规范对段正元的道德思想进行了学术溯源，从“早期文字及《易经》《尚书》《左传》中的‘道’与‘德’”到“先秦道家的道德思想”，再到“先秦儒家的道德思想”，分别进行了文献疏理，以之作为段正元道德思想的思想渊源。在这一学术疏理过程中，作者阐释了传统道德思想的内涵变迁过程，尊重思想史的现实，却遗忘了中国思想史如此发生、发展的内在本质。对于中国思想史的分析，必须要把握住庄子所示之“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思想命脉，也就是说，中国思想史无论如何分裂，在其根源之处都是同一的。百家之学都是只得道之一隅，而不是另有其道，故在阐发各家经典的过程中不能忘记中华文化的同一道统。段正元正是以此同一之道统为依据而将儒道之学打通，不分彼此。

但“勒书”于此出现了疏忽，只注重和阐发了不同时期、不同经典中的道德内涵的差别，却没有认识和注重阐发这种内涵的变迁与差别之中具有的本质一致性，从而与段正元对经典解读的立意之处发生了分歧。作者明言“段正元所阐发的道德思想源于《尚书》《易经》、老庄、孔孟、《易传》《大学》《中庸》中的道德思想”[①]，如果段正元认为这些经典所言之道德各有不同内涵，又如何能同时将之作为自己道德思想的理论渊源呢？现代学术的治学方式多注重文本的分别、辨析，而庄子对“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批判正是对这种治学方式的批判，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是于分别中求同一之道，故要不落言诠，求言外之义。而段正元讲学、讲道德不是在“道术为天下裂”的进路上展开，而是在万法归一，万教归儒的进路上展开，故其道德教化思想不可能同时具有多重内涵，其在儒道之学的经典之中看到的不是差别，而是同一之道，故其才以儒者身份讲学，却又以“道德”，而不是以“仁”，作为自己讲学的根本与核心。也就是说，段正元认为在孔子儒学之中也是以“道德”为核心，“仁”只是孔子经常用来教化世人的重要观念之一。段正元于此已经对千载儒学的发展历程以仁为核心的偏失进行了正本清源，这正是段正元道德思想的重要意义所在，“勒书”作为第一本研究段正元思想的专著却没有明确揭示出来，实为憾事。

中华学术区别于西方学术的一大根本要点就是百家同源，在其根源之处都尊道而贵德，道德为整个中国思想史中百家之学的共同话语。虽然后世有“道术为天下裂”的问题出现，但其核心理论宗旨都可以回溯到同一个道德内涵之下。故孔子所言之道德与老子所言之道德不能是两个道德，而是一个道德，都是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德。而段正元创立道德学社，弘扬道德学说，以道德改变世界，其道德也是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德，而不是形而下层面的作为伦理规范的道德。故段正元讲万教归儒，此儒是与道相通之儒，是儒道会通之儒，此儒已经含道。如果一定要对儒家与道家进行一个分判与划分，则段正元不能单纯定义为儒家或道家，只能说“内道外儒”，或言“儒道会通”。

总而言之，段正元所倡之道德不是儒道分判之道德，更不是后世“道术为天下裂”之后百家众说不一之道德，尤其不是现代伦理道德规范意义上的道德。段正元所倡之道德是对中华文化正本清源之后，回溯到中华道统的根源之处而言之道德，而此道德在段正元的讲学传道之中就是孔老之道德。而段正元的一大理论贡献就是即儒家文献而讲道德，在传统学术潮流之中，通常认为形而上的道德学说只为道家所有，而孔子不讲“性与天道”之学，只讲“仁义”之术，从而使孔子言语之中的道德沦落为由仁义之说统摄的伦理道德规范。这是对孔子儒学的千古误读，儒家经典皆是以天道为根据，因天道远，人道迩，故孔子以济世为怀而多言人道而罕言天道。故段正元讲道德，完全不局限于任何一部经典或儒家与道家的区别，只是随机而谈，从性分中流出。故而对段正元所论述之道德非要进行现代学术规范意义上的理论分判实无必要，不但清理不出段正元思想中的道德意蕴，而且与段正元对儒道文化正本清源的本义正相违背。

二、段正元的道德思想与儒道会通

段正元所从事的讲学传道活动不同于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学术活动，故而以现代学术标准与原则研究段正元的道德思想与教化实践总会有不相匹配、不相恰当之处。段正元的自我身份定位应当是修道之人与传道之人，而不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问人。故而其讲学都是随机设教，从心而谈，完全从性分中流出，而不是执着于某一家、某一派，也不拘泥于个别经典文本与语句，故能融会贯通，综合百家而又归宗于儒道之学。故其自言“代天宣化”，而不是偏执于某一学派，但又最终倡言万教归儒，实乃因为儒学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段担当，可以为人类社会大群提供一现实可行之出路。而其儒学宗旨之阐述，对儒家经典之解读，又无不内涵着道学思想的内在支撑，故段正元的思想实乃儒道并举，内道而外儒，以儒学教化众生，又将道学内化于其中。这既是对中华道统根源的回归，亦是段正元讲学传道，拯救世道人心的有效路径。此为段正元的道德思想与教化实践之另一重大意义与价值所在。而段正元的讲学活动不是现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理论研究，故其只是将儒学与道学自然会通于自己的讲授之中，而没有对自己的理论阐发展开现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学术考据与理论证明。故在段正元的授课语录中，时而引用儒家经典，时而引用道家经典，在更多时候只是自我的生命体验、生命感悟的阐发。在其本意之中，这些儒家经典与道家经典都言说着同一个中华道统，而此道统已经体证于其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命实践之中，故认为自己的讲学只是“代天宣化”，而不是自己的个人行为。故其所表达的思想是直承天道的思想，其所引证的儒道二家的思想，也只是天道的不同表达，从而不需要进行理论与学术上的分判。

站在当代学术研究的基点上，不对研究对象进行条分缕析的理性解读似乎就不符合学术规范，似乎没有理论分析的论述就不够深入和全面，故“勒书”也合乎规范地对段正元有关道德的论述进行这种分类探讨。但这种分类辩异的理论研究恰是与段正元的思想进路与生命实践相违背的，从而必然造成对段正元思想的割裂性理解，无法达于段正元思想的本质。按照现代学术研究进路，对段正元思想分而辩之是必要的，但不能止步于此而已，而是应当继续辨析之，发现和揭示各种观点之间的内在贯通之处，在儒道的差别表象之中找到内在的合一之处才符合段正元的思想进路。段正元只是直接将儒道之学会通于自己的讲学与道德实践之中，却没有给出何以如此的根据与理论论证，而这已不是段正元的任务，而是当代的段正元研究者的任务，这也是研究段正元思想的最大理论价值所在。

但“勒书”没有把握住段正元思想中儒道会通的思想宗旨，从而在理论论证中仍然在儒道分判的进路上展开，从而有失段正元思想本义。作者于书中论述：“孔子所追求的‘道’并非‘性与天道’，而是与现实社会关系更加密切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②]。这是对孔子儒学的一种普遍性误解，认为孔子没有“性与天道”之学。从而即使孔子说了“志于道，据于德”，“朝闻道，夕死可也”等话语，也认为孔子所言之道德不同于老子道家所言的道与德。此种认知首先有蔽于对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准确把握，不理解“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前中国学术有统一的道统，而此道统在老子那里以《道德经》为文本承载于其中，在孔子那里则是以《易经》为文本承载于其中。《易经》为孔子所编订的“六经”之首，为儒家核心经典，孔子于《易传》中明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易》哲学的价值追求，而《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孔子的“性与天道”尽在《周易》一书之中，只是孔子讲学，因人施教，非聪明睿智者不授以“性与天道”之学，故才有子贡所言之“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段正元的授课语录之中虽然没有明示这一儒道会通的文本依据，但思想史的发展逻辑就在那里，只是研究者还没有深切的认知，也只有如此理解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才能真正符合段正元思想的本义。

三、段正元的道德思想与教化实践

段正元的道德思想不是一种固定的理论体系，而是完全内化于段正元个人的身心性命之中的生命体验与生命实践，只是在讲学的过程中才自然外化为话语表达，这些话语表达的语录就成为传世的段正元思想文献。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段正元的道德思想并不是一套系统严谨的思想理论体系，就如《论语》只是孔子与弟子的交流语录一样，直接记述段正元思想的《师道全书》只是段正元的授课语录，具有随机施教的性质，并没有出于理性设计，符合学术规范的理论体系。其理论的说服力并不在于理论自身的逻辑严谨性与命题证明的有效性，而在于段正元自身生命存在的知行合一的实证性。也就是说，段正元不只是在讲授一种思想理论而已，而是在讲述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命实践，其所讲授的内容就是自己身体力行的生命活动本身，故其理论讲授本不需要理论自身的逻辑证明，其理论的证明力已经先行存在于自己的生命历程与生命体验之中，其弟子与学生是观其人而信其学，而不是读其书而信其学。故段正元的道德思想与教化实践走的是与孔子一样的道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没有自己原创的理论，却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命实践身体力行了源于上古的中华道统，从而才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孔子之所以以“六经”传道，是因为孔子已经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命实践体证了“六经”足以承载中华文化传统的生命之道，从而自己不需另创理论以言道统。段正元也是如此，他没有自己刻意原创的理论，只是讲经而已，而这种讲经却又不是文字的训诂与理论的解析而已，而是从自己的生命体证出发而给出的生命实践指导。

故段正元的道德思想与教化实践都不是理论的研究，而是对具体的现实生命存在状态与生命实践的直接指导，直接告诉你如何去生活，而不是讲一套推论性或论证性的理论体系而已。故段正元讲授的道德思想在本质的层面上并不需要受众完全懂得为什么，只要知道如何去做就可以了，这也就是孔子所言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做一件事的道理可能是很深刻的，故而难以被普通民众所理解，但如何去做却可能是简单的，不能理解的人只要照着去做就行了，不必一定要弄懂为什么如此去做。这是传统教化思想讲求实效的一大特征，段正元完全是在传统学术与学问的意义上展开自己的教化实践过程的。故而可以在段正元的教化实践中看到许多神道设教的内容，用现代的理性思维与科学精神会觉得难以理解和接受，但要注意，段正元是在教化民众，而不是在讲学术思想。也就是说，现代学术所追求的科学与理性都不是段正元的追求，如何有效地教化民众才是段正元 的讲学目的。故在教化民众如何言行合道的实用层面上，神道设教是有效而合理的，形而上的高深道理并不是人人能懂，用普通的礼法规范又难以约束个别人的小人之心，故以神道设教的方式可以使小人有所敬畏，以实现行为的自我的约束，在客观上达到教化世人的作用。

如果不能严格区分段正元道德思想与教化实践中代天言道的内容与神道设教的内容之间的差别，从而将之全部认知为段正元的本真思想，就会认为段正元思想之中具有封建迷信色彩，对于其所言说的鬼神等话语作真实语解，必然造成对段正元思想理解的混乱与矛盾，从而难以理解段正元思想的精义。

四、段正元道德教化实践的当代意义

段正元是现代中国的民间大儒，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其同时的学院派的儒家学者大多还在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合法性进行证明，而段正元则是直接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角度上进行传道授业，以救世道人心。对于段正元而言，中国文化的合法性是不须理论证明的，因为其已经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修道实践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合法性，故其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分享出去，用中国文化解决社会问题，指引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故段正元的讲学与教化活动走的是最为传统的以人传道的道路，而不是现代学术这种以文传道，以学问传道的道路。其间的差别就在于，以人传道是一种生命实证，其理论传播只是告知受众如何行动，如何引导自己的生命，如何完善自己的生命，从而使民众当下受益，当下直接教化世人，改造社会，故而段正元及其道德学社才会在当时、在民间产生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力。而以文传道则缺少生命的实证，只是依靠理论自身的合理性而产生的逻辑证明力，这种合理性所产生的证明力只是一种思想中的力量，虽然思想可以转化为现实，却不会必然转化为现实，尤其是现代思想的学术化研究，完全局限于思想自身的域界内，而不是直接充实于人的现实生命之中的实践力量，故以文传道往往会沦入空谈，仅仅成为一种“思想中的风暴”，仅仅成为一种理论的事情，而与现实的生命实践无关。

故段正元的道德思想与教化实践不只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启示当代的现实意义。当代的儒学复兴运动在理论的层面上已经广泛展开，但在实践的层面上还远远没有产生现实的效用，整个社会风气与人伦道德水准仍然在西方文化的笼罩之下而在低位徘徊。如此的社会现实急需传统文化的回归与重塑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与文化，但这样一种民族精神与文化的回归不只是一种思想理论的回归而已，更是中国现实的生命品质、生命状态向传统的回归。因为经典始终都在那里，经典阐释的理论始终都在那里，从来都未曾离去，所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中国人早已经先行改变了自己的传统生命品质，现代人的生命都已经是西化的生命，使自己的生命体验远离了经典言说的生命境界，从而使我们再读经典理论之时，已经不知所言何事。故对于当代的儒学复兴运动而言，理论的重建当然是重要的前提，因当代人已经不能直接读懂和领悟经典的话语和理论了，但更为关键的任务却是儒学的生命实践，如何将经典的思想与理论贯入现实的生命之中，这才是儒学复兴的根本标志。

段正元的道德教化实践就是一种生命实践的现实指导，而不只是一种理论的研究与传播，让人们知道如何去做一件事情比让人们知道为什么去做一件事情更有现实意义。这不是说理论的研究与传播不重要，而是说生命的实践更具有根本性。拥有一套理论不一定就会转化为现实的生命实践，而现实的生命实践如果有圣人君子的点化与指导，就不一定非要掌握一套具体的理论体系。段正元的教化实践走的就是现实改造社会人生的道路，而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的道路。这完全符合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孔子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理论之事应当是在身体力行之后的余事。而现代学术与文化则反其道而行之，只注重于理论的研究，而不问行之于否，此为当代学术与文化研究之最大病痛。鉴之于段正元的道德思想与教化实践，可以为当代致力于儒学复兴者提供现实可行的实践道路。

【参考文献】

[①] 勒晓东：《一代真儒段正元：道德思想与教化实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29页。

[②]勒晓东：《一代真儒段正元：道德思想与教化实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23页。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