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贫寒子弟不宜从政

作者：余以为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十七日己酉

           耶稣2015年8月1日

已退休的郭伯雄被开除党籍，又一个贫寒子弟“犯事儿”。

郭伯雄出身咸阳郊县贫农家庭，儿时连“连玉米棒子都吃不上”，读书很少，由于家庭成份好，大跃进的时候从村里得到当工人的指标，进到厂里工作倒是卖力，但是生活上有小偷小摸的嫌疑，同事对他的好评不多，1961年参军之后才获得人生重大转机，晋升迅速，直至军旅最顶峰，一路走来，完成了屌丝的逆袭，连带鸡犬升天，但是晚年陨落，身陷囹圄，拖累亲族。

另一位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大同小异。徐出身于大连郊县的贫农家庭，稍有不同，徐多了哈军工的文凭和同乡的提携，相比之下，还是郭前副主席更贫更苦。

贫寒子弟易贪腐，这结论早已在餐桌上流传。贫寒子弟官场受官二代打压现象肯定有，尤其在基层，但根本原因不是受打压，因为红二代也在抱怨受打压，更别说低阶的官二代了。官二代起步虽然容易，但是到了某个层级，家庭背景就会成为负累，客观原因后面再讲，先讲主观原因。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爱和归属感（Love and belonging）、尊重（Esteem）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五个层次，晚年增加第六层次：超自我实现（Over Actualization）。“高薪养廉”是马斯洛理论的推论，在管理学领域获得广泛应用，被美国企业界奉为圭臬，但是马斯洛理论不能解释西方官员普遍的中低薪，却奉公守法。也不能解释中国的巨贪，富可敌国，仍不知收敛。

实际上中国早有类似的说法，马斯洛理论的一二、三四、五六可分别纳入求利、求名、求道三种境界。只是中国古人认为境界有高低，但名满利足并非求道的必要条件。孔子树立颜回为榜样，勉励弟子逾越名利而安贫乐道。对于民众，孔子不求逾越，但重视教育的能动性，不像马斯洛那么消极。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13·9》

西方虽有宗教，但教化无方。希腊是欧洲国家中宗教氛围格外浓厚的一个，民众的贪欲却最炙热。世俗化程度高的欧美国家半斤八两，要么放纵再分配，要么放纵声色，例如同性恋、通奸。欧美官员廉洁，虽说也有教养的功劳，但主要是靠绵密的法律和制度，包括选举。绵密法制的代价是高昂的政府运营成本和牺牲掉的效率。和当代中国比，西方效率问题并不突出，若和沿袭传统制度的1911年以前比，差距就大了。

宋明儒家不太关注制度，因为到了宋代，虽然力主扩张政府职能的新党在上层势力不小，但民间学者对大社会小政府的现成制度很满意，程朱理学出自反对改革的旧党，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教育。程朱和陆王两派分歧在于教法和修学路径，无论主敬或主静之别，还是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解释争议，价值观（道）没有分歧。如今儒家复兴呈现出政治儒学和心性儒学齐头并进的景象，乃是因应时代问题而生。传统政治制度崩坏了，传统教育体系也遭毁弃，西方制度却没有引进来，所有当代特色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归因于此。政治儒学复兴，不仅可以恢复传统制度中合理的成分，也可以在引进西方制度的过程中提供价值判断。心性儒学的意义则是在制度之外（无论专制还是民主），提供治疗贪腐泛滥的良方，统计比较晚清科举和非科举出身两类官员的操守，不难得出结论。

当代引进的西方教育体系，德行养成部分较弱，因为西方晚近才脱离阶级社会。阶级社会里，德行养成教育是在贵族家庭内部完成的，普罗大众无缘消受，而进入平民社会之后，并未及时对德行养成教育进行归纳总结。这情形很类似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所不同的就是中国有孔子，孔子对阶级社会的礼乐进行归纳总结和教育推广。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第十一》）

孔子不奢谈平等，而是帮助贫寒子弟提升心理需求的层次，去实现与贵族子弟地位上的平等。西方社会一味强调平等，忽视德行教养，贵族子弟向贫寒子弟看齐，例如小布什明明出身权贵，却装扮成牛仔，故意带上乡下口音，以取悦庸众，所以那是豪门子弟不宜从政和抛头露面的社会。好的结果是抹杀贫寒子弟的上进心，固化阶级，坏的结果是连豪门子弟也甘于像贫寒子弟一样粗鄙化，纵情声色。

当然，欧美普通民众的德行并非不堪，相比晚清的百姓，或许只高不低，因为社会按照自身演变的逻辑，自有一套制衡机制，只是外人难以察觉和效仿。可以肯定富足是一项关键因素，而宗教无济于事。欧美国家每当民众感到道德退化成了问题，就会有自发形成一波宗教复兴运动，可是二战以来，宗教在欧美是直线衰退的，说明道德水平没有随着宗教衰败而衰败。

富足可以改善道德水平，而宗教不仅不能解决富足社会的道德问题，反而会使富足社会误入歧途，返回贫困，例如中东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历史上反复出现过。

解决富足社会的问题，避免滑向宗教狂热，是儒家复兴的理由和使命。这是对未来的期待，对现状的建议，就是标题：贫寒子弟不宜从政。换个更刺激的说法：选拔干部，富贵子弟从优。

这不是出于血统论，而是出于德行养成的规律。马斯洛对人的需求分了层次，但忽视了需求（德性）养成的年龄关系。青少年时期生活在物资匮乏的环境，成年之后对物质需求会过度放大，影响到进入更高层次的需求。在同样缺乏教养的情况下，富贵子弟流于狂狷，贫寒子弟流于奸佞。狂狷、奸佞都不好，但是有高下之分。作为官员，狂狷优于奸佞，狂狷者不作为，奸佞者无所不为，狂狷者不结党，奸佞者拉帮结派，危及江山社稷。相反，狂狷者流落民间，很难成事，要么守成，要么像艾某某从事文艺创作，出路狭窄。奸佞者混在民间，可能会危害社会，但受法律约束，最坏可以起到法制漏洞测试员的作用，最好的结果是在各个领域突破旧模式，推动社会创新。

富贵子弟优先从政，不是绝了贫寒子弟从政的希望，而是倒逼社会重视礼乐教化，让贫寒子弟有机会“先进礼乐”，然后“从之”。比附历史朝代来说，先入魏晋，再入隋唐。

富贵子弟优先从政，是否会形成阶级壁垒？这个过虑了，因为人类生性是平等的，等级需要神权辅助才能巩固，中国未来只要不再重蹈文革那种宗教狂热就行了。富贵子弟由于狂狷，天然就不受当权者喜欢，因为不听话、不好用。郭伯雄这类贫寒子弟恰好相反，什么脏活贱活都肯承揽，没有底线，这是贫寒子弟在高层大行其道的客观原因。所以虽然有人说“自家的孩子才可靠”，但是“太子”并未成“党。西方尽管一直是等级社会，由奴隶组成的近卫军团依仗君主宠幸，打击贵族集团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果说贵族擅政是种病，那是一种自限的病，最坏程度也不过是近代欧洲，优于现代极权社会和中世纪的神权社会。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