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现代重建与孔圣堂模式

作者：周北辰（深圳孔圣堂主事）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初三日乙未

            耶稣2015年7月18日 

一、儒教的毁灭性灾难

自1840年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儒教中国的大门，从此开启了儒教文明与西方基督教现代文明的全面遭遇。这一过程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事暴力殖民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技术、资本与政治殖民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宗教文化殖民阶段。后两个阶段又合称为“和平演变”阶段。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强盗的军事入侵和武装掠夺，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下，中国进入了一个“师夷制夷”的历史逻辑之中，开启了全盘西化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是外来文明输入的，它不是中国文化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结果。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集现代化、西化、殖民化为一体的过程，这是一个“以夷变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教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遭受了空前绝后的大毁灭。

近代“以夷变夏”历经器物工具层面，到政治法律制度层面，再到国民性改造，再到文化大革命，儒教被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深渊。中国的文化本位立场逐步丧失，国民信仰逐步解体，中国文化传统与精神价值最终彻底崩毁。以下是中国近代“以夷变夏”的几个标志性事件：

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废除科举制度——儒教丧失王官学地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延续两千年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解体——儒教从此失去了载体和组织形态而成为“游魂”。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新的国家政权废除祭天和祭孔仪式——儒教从此失去了国教地位和道统资格。

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这就结束了儒教数千年来对于国人身心性命安顿的历史，颠覆了儒教作为中国人个体生命信仰的可能。

1915年，自《新青年》杂志创办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开始全面反对和抨击传统文化，全面拥抱西方文化。

中西文化的遭遇，其实就是儒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遭遇。由于历史的吊诡，中国传统国家解体后，新的国家元首——中华民国总统由基督教徒担任，孙中山、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相当大一部分军政要员都是基督教徒。这就注定中华民国从本质上而言已经逐步开始向一个基督教国家演变。在一个基督教徒主导和统治的中华民国，儒教的命运可想而知，中国文化的命运可想而知！

由于两千年来，儒教跟中国的社会政治高度同构，因此清廷的退位，满清的灭亡标志着儒教国家的解体，同时也标志着儒教的王官失守和组织形态的解体。而中小学废除读经，则标志着儒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被从民族集体记忆中清除。这两件事说明中华民国用国家权力毁灭儒教，废除了国民信仰体系，瓦解了传统价值体系以及延续数千年的礼法典章制度。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一场由文化精英发起的摧毁传统，自断文化根脉，自毁精神家园的非理性文化自虐运动，祸国殃民，流毒深远。

基督教数百年来最大的愿望就是实现“中华归主”，中华民国的成立及其对儒教的毁灭，让基督教这一愿望即将得以实现。但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使得西方世界与中国基督教徒们的愿望破灭了。国际共运在中国的实践，成功阻止了中国基督教化的进程。

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是致命的，但这种破坏缺乏对宗教与文明的“取代品”，政治乌托邦信仰与对政治家的个人崇拜不足以长期取代宗教信仰，马列观念体系也不可能长期取代华夏文明体系。而基督教化则是一种对宗教和文明的“取代过程”，是华夏文明湮灭的一条不归之路。所以对中国而言，“赤化”是比“基督教化”更好的选择和结果。“赤化”以后中国还可以“复夏”，即恢复华夏文明。而一旦基督教化，国家虽然可以保留，但华夏文明将万古湮灭，不复存在。“保国、保种、保教”三位一体，没有了教，国非其国，种也将成为变种。

“夷夏大防”的最终失守，给儒教文明及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灭顶之灾，儒教延续两千年的大一统形态也正式宣布消亡。从此，儒教成为没有载体，没有组织形式的“游魂”。

二、儒教“现代形态”的早期探索

《易经》曰：“游魂为变”，儒教失去了传统载体和组织形态以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在现代工商业文明情势下，儒教应该有新的组织形式和载体。儒教的“现代形态”及其组织形式就成为历史巨变后儒者们焦虑、思想和践行的目标所在。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百余年来儒教先贤们始终在寻觅着应对之策，为儒教在西化、殖民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寻找自身的定位并尝试着进行儒教的“现代形态”及其组织形式建构。

1、“中体西用”的儒教主张

在西方殖民扩张初期，我们首先切身体会到的是“落后就要挨打”。因此首先想到的也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武器及与此相关的制造业。于是兴起了学习西方军事、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自强，抵抗侵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办军工厂，造船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加强与列强的外交活动；设同文馆，培养西学人才。

张之洞与《劝学篇》

在洋务运动时期，“所有坚决主张学习西学的人，不论他们所说的西学含义如何，是仅仅指其科学技术，还是要开设议院，都没有忘记儒教这个‘体’”(李申《中国儒教史》第1013页）。这期间，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的观念，认为中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秦汉以来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文化危机。张之洞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主张。张之洞认为：“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治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张之洞《劝学篇》序言）。

 在张之洞看来，保国、保教、保种是一体的，他所说的教，就是儒教。他认为儒教是中国文化的“体”，是中国人的信仰，是安身立命之本，这个“体”是不能丢的，而西学只能为“用”。

然而，体用不二，体用是不能绝然二分的，所谓“牛体不能马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的思想并不能解决中西文化的定位与儒教的现代存在问题。历史的演变，也并不以张之洞的意志为转移。在西方基督教现代文明的扩张下，“夷夏大防”逐步失守，儒教这个“体”也随之消亡。中国从此步入“以夷变夏”的历史逻辑中，儒教和中国文化一同被本民族集体遗弃，中国人也从此丧失了精神家园和文化身份。

2、康有为的儒教改革思想

 1894年，甲午战争使得中国洋务运动的理想破灭。当时的时代精英们认识到，光有洋务运动还不能自强，必须要诉诸变法，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康有为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康有为的吁请下，光绪帝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司法等领域推行新政。康有为看来，学习西方不仅应该体现在政治、军事、司法、教育等层面，还应该体现在宗教层面。康有为在组织戊戍变法的同时，多次上书提出了自己的宗教改革思想，并著《孔子改制考》一书加以阐释。

康有为与《孔子改制考》

 首先，康有为主张改儒教为“孔教”，奉孔子为教主。他认为孔子是受命改制，孔子创立儒教，是儒教教主。“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

 其次，建议以孔教为国教，独祀孔子，教化民众，树立良好民风民俗。

 第三，设立“道学科”，征召任用民间儒者，授国子、学政之官，令在民间宣教，国家给予财政支持。

 第四，学习基督教，广建庙宇，培养人才，广宣教义。

 第五，主张“扶圣教而塞异端”，用孔教来抵御基督教等异教的入侵。

 第六，废除皇帝祀天特权，允许人人祭天；准许妇女进入孔庙祀孔。

 第七，国家鼓励民间孔教组织在各地甚至在海外传教，并给予财政支持。

但是康有为的宗教改革思想，并没有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在戊戍变法的诏书中，没有关于宗教改革的政策和方案。这说明宗教改革比社会政治改革要困难，但康有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宗教改革的努力。

3、儒教现代形态的雏形——孔教会

 1912年10月，康有为支持学生陈焕章等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创办《孔教会杂志》。孔教会是康有为改教思想的具体实践，是儒教学习基督教，以现代教会组织形式重建儒教“现代形态”的第一次努力和尝试。1912年10月7日，孔教总会在上海成立，并在各地设立分会。1913年9月27，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并举行隆重的祭孔仪式，11月，康有为任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随即将总部迁至北京。

陈焕章

上海孔教会组织祭孔

 孔教会成立以后，在海内外广设分支机构，大量吸收孔教信徒，创办传教刊物，筹办孔教大学，策动了多次大规模的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活动。孔教会得到了政府和民间的广泛支持和响应，曾一度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热潮。据《孔教会》杂志统计，自1914年起分支机构已达140余个，遍布国内各大城市，以及港澳、南洋、东京、纽约等地，拥有大量会众和信徒。

但由于政局变化及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泛滥，孔教会在民国政府及社会的各方压力下，逐渐衰落，最终被民国政府强制更名为“孔学会”，从此孔教会由宗教组织转变为普通社团组织。被剥夺了合法宗教身份的孔教会在大陆难以为继，被迫迁往香港，并更名为“香港孔教学院”。1933年10月，首任院长陈焕章在香港病逝，后继者难有作为，孔教会名存实亡，薪火失传。

 孔教会的命运，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儒教第一次宗教改革的失败。儒教近代宗教改革之所以未能像欧洲和日本的宗教改革那样取得成功，而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源，有着如下原因：

第一、孔教会的宗教改革所依托的对象是当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士大夫阶层，过于精英化，只在士大夫及小部分政治人物的狭小圈子里传播。

第二、未能深入民间社会，深入到农工商各领域，宗教改革与广大民众无关，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和深厚的民间社会基础。

第三、与现实政治结合过分紧密，从而受到政治局势的波及和影响。让孔教与当时的政治甚至政治人物关联在一起，使得孔教的命运随着政治派别和政治人物的命运一起沉浮。

第四、缺乏因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系统的组织模式与制度建设。

第五、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泛滥及其对国民的洗脑。

第六、渐进改良的失败与社会政治革命的成功，使得儒教的宗教改革失去了社会政治环境和存在条件。

 第七、国民政府的强制性干预和打压。

4、“儒教非教论”的流毒

近代以来，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等相继推出“儒教非教”的观念，他们否定儒教是宗教。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一个伪命题，是西化派发起的一场旨在摧毁儒教与中国传统的指鹿为马的学术阴谋。其目的是消解孔子与中国文化的神圣性，把孔子从神坛上推下来，还原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名之曰教育家，思想家。反对把孔子之道，把儒教的精神价值作为国民安身立命之本。他们操持话语霸权，对儒教数千年来厚重的宗教资源，对儒教的宗教形态与宗教特征视而不见，指鹿为马，毁天谤圣，其目的就是要否定孔子及中国文化的神圣性与超越性，从而为他们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扫清障碍。

经过“儒教非教论”的洗脑，中国人集体默认民族传统文化没有神圣性，缺乏超越性，是形而下的文化；承认中国历史是没有宗教的历史，中华民族是没有信仰的民族。“儒教非教论”近百年来，流毒广播，为祸深远。

蔡元培提出以美学代替宗教，陈独秀提出以科学民主代替宗教，凡此种种，可谓荒诞不经。中国经过这一番洗脑以后，儒教在国人心中丧失了宗教资格，对于“天地、祖先、圣人”的崇拜成为了封建迷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信仰——民主科学拜物教。后来，随着社会政治革命的历史演进，政治领袖也成为新的崇拜对象，这种对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

当政治乌托邦信仰和对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狂热退去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时期。中国人自放弃宗教信仰以后，又放弃了政治信仰，转而形成一个新的信仰——金钱拜物教。从此，金钱成为中国人的神圣价值，全社会腐败蔓延，道德崩毁，良知泯灭。中国人的灵魂，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拜金主义的泥潭当中彻底堕落和沦丧。追根溯源，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难辞其咎，“儒教非教论”难辞其咎。

三、重建儒教的构想

当代大陆著名儒教学者蒋庆先生2005年正式发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于儒教被毁百年后正式提出重建儒教的主张。蒋先生首先肯定了传统儒教的国教地位，继而概述了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功能：第一、解决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第二、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问题；第三、解决国人的生命信仰问题；第四、解决国人的情志慰藉问题。在此基础上，蒋先生提出重建儒教的两条路线：即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

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蒋庆

西历2012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儒教重建》一书，收录有蒋庆先生《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和当代儒家对儒教有关问题的深入讨论。

上行路线就是儒化政治秩序的路线，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立国之本，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建立儒教宪政制度，建立新的科举制度和经典教育制度。下行路线就是在民间社会建立宗教性的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基督教会或佛教会的中国儒教会。在文中，蒋先生还进一步描绘了未来中国儒教全面重建和复兴的具体形态：即儒教的政治形态、社会形态、生命形态、教育形态、慈善形态、财产形态、教义形态、传播形态、聚会形态以及组织形态。蒋先生认为，重建儒教，才能恢复中国的历史文化自性，使中国再度成为一个具有自我文明属性的“文明国家”。

笔者也始终在思考和践行着儒教的重建事业，2008年发表《儒教现代改制的构想》一文，针对蒋先生提出的重建儒教的下行路线，进一步阐述了儒教现代改制的具体构想。笔者认为，儒教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总是能够与时代的强音共鸣，每逢大历史的转折时期总有先圣先贤应时而出，因时改制。这种与时偕行的担当精神和气魄，是儒教数千年长盛不衰慧命不绝的原因。

笔者在文章中强调，在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要进行一场国民宗教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儒教的改革。文章认为，宗教改革是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成功的国民宗教改革，就不可能有民族国家成功的现代化。儒教的现代改制，儒教“现代形态”的创建是国民宗教改革的具体内容。儒教不仅可以在传统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下落实为政教合一的“大一统形态”，也可以在现代社会落实为宗教社团法人意义上的“教团组织形态”。

文章还进而提出了儒教现代改制的具体制度构想，要建构宗教社团法人意义上的的儒教组织，就必须对儒教的“现代形态”进行返本开新的创造性建构，并建立儒教的现代制度，如：教会制度、教阶制度、教籍制度、庙祀制度、礼乐制度、告拜制度、圣训制度、儒戒制度、天罚制度、书院制度等。文章通过儒教现代改制的构想，对蒋庆先生重建儒教的下行路线进行了具体的落实，为儒教“现代形态”的建构提供了制度模式和实现途径。

四、深圳孔圣堂——儒教“现代形态”的模式建构

深圳孔圣堂大门

为了完成儒教在现代社会的重建工作，沿着下行路线创建儒教现代教团组织形态，2009年本人来到深圳，在儒商企业家张华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参与下，在蒋庆先生等儒门师友的共同关心支持下，创建了当今中国第一个儒教道场——深圳孔圣堂。

经过五年的努力，孔圣堂初步完成了儒教“现代形态”的模式建构。其中包括儒教的组织模式、宣教模式、礼乐模式、道场模式、教育模式、企业模式、经济模式等。“深圳孔圣堂模式”的建成，标志着儒教现代改制与儒教重建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儒教重建事业未来的任务就是将“深圳孔圣堂模式”复制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

 1、 组织模式

儒教是政教合一，治教一体的宗教。在传统儒教形态中，无论是上古儒教形态，还是封建形态，抑或大一统形态，儒教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教团组织。儒教组织跟政治组织、社会组织、家庭组织高度同构，国家组织就是儒教组织，社会组织和家庭组织也是儒教组织。

近代以来，随着大一统君主制国家的解体，儒教失去了它的“国家组织形式”。民国时期对于祭天制度、祭孔制度、书院制度、读经教育制度等儒教礼法制度的废除，又使儒教丧失了“社会组织形式”。儒教曾一度沦为民间小传统，由百姓以民间风俗的形式保留着儒教残留的外在形式。在反封建、破四旧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儒教及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灭顶之灾。

所以，在“现代形态”意义上重建儒教，首先要根据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状，以现代宗教社团法人的形式建构儒教的组织形态。让儒教在现代社会，首先于民间以宗教社团组织的模式重建，这就是蒋庆先生所谓儒教重建的下行路线。然后以教团组织和儒教庙堂实体相结合的形式获得与其他宗教平等的地位与生存发展权利，合法地在民间传播和发展。并由此逐步深入到现代社会生活当中，对社会进行儒化，对城市社区、乡村、企业、学校乃至家庭进行复古更化，从而慢慢地转变世风，美化风俗。

深圳孔圣堂自创办以来，非常重视组织建设工作，并在自身的组织建设工作基础上，逐步探寻儒教的现代组织化模式。

（1）理事会

孔圣堂成立了理事会，理事会由常务理事和理事构成。孔圣堂理事会注重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其中包括政府退休领导、企业家及社会各界人士。孔圣堂理事会理事长由前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担任。通过理事会的组织形式，整合社会各界资源，让各界有儒家文化情怀的社会人士都能积极主动参与到儒家文化复兴事业当中来，从而形成强大的合力。

（2）执行机构

在理事会下面设立了孔圣堂常务执行机构。其中有教义部、礼乐部、修学部、宣教部、人事部、社工部等部门，形成了完备系统的常务执行组织。孔圣堂目前拥有专职人员7人，兼职人员20余人，学员弟子及义工数百人。

（3）教籍和教阶

孔圣堂创办以来，逐步在内部实施了教籍制度。孔圣堂五年来，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学员行儒教归宗礼，正式归宗儒门成为儒教弟子和信徒。凡归宗儒门的弟子，孔圣堂都建立了相应的教籍档案。每一个行归宗礼的孔圣堂弟子都具有儒教教籍，是正式的儒教信徒，都奉行圣人之道，以圣人之道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孔圣堂还制定了儒教“教阶制度”，儒教教阶由低到高分为五个级别：儒众、儒士、儒师、大儒师、儒宗。

儒众，系指普通会员和信众，儒众经过一定阶段的学习、修身，经本会组织评选和考核，可升为儒士。

儒士，是在基层孔圣堂从事宣教传道的专业人士。

儒师，是在分会、支会的中心教堂从事宣教传道的专业人士。要求对儒家经典，对儒学有相对专业化、系统化的训练，对儒家经典义理及学理有比较正确的把握，

大儒师，是儒教组织中有相当学术造诣的专业儒教学者。

儒宗，是现代儒教最高的思想和精神权威，是儒教道统的代表和精神领袖。

（4）注册登记

孔圣堂全称“深圳市孔圣堂儒家文化交流中心”，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登记，是合法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主管部门为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在现代社会重建儒教只能以民间社团及非盈利组织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孔圣堂创办伊始就很注重在现代社会的非盈利性民间组织身份的确立。在相关人士和师友的帮助下孔圣堂得以正式注册登记，成为合法的民间组织。儒教重建事业是崇高而光明的事业，必须通过公开的、合法的、公益的、正当的渠道和方式来进行。

要建立现代教团组织形态，最终还要成立全国性的“中国儒教协会”，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儒教作为独立宗教社团法人进行注册登记，让儒教取得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几大宗教组织平等的法权地位。争取中国人信仰儒教的自由和权力。

要由中国儒教协会来有效地组织儒教的重建、宣教及发展工作。与儒教教会组织相关联，建立儒教的相关制度，如：教阶制度、教籍制度、庙祀制度、告拜制度等等。同时，要与行政区划相一致，设立儒教的省、市、县、乡各级教区和分支机构，把儒教的组织深入到社区、乡村、学校、企业和家庭。

在横向组织上，要成立儒教的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学生组织、企业组织。经过这样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教团组织建构，儒教才能在现代社会以“实体”的形式合法存在，从而完成儒教“现代形态”的组织模式建构。

2、宣教模式

在传统儒教中国，儒教是国教，是王官学，是国家统治思想。中国就是儒教国家，中国社会就是儒教社会，中国人都是儒教信徒，人人都知道儒教，人人都在按照儒教的礼法典章制度及伦理道德规范来做人做事。儒教不需要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宣教”工作。但是，在当今中国，由于近百年来儒教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儒教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精神价值已经衰落和消亡，中国人已经没有了文化身份，没有了精神信仰，已经陌生于自己的传统，根本不知道儒教为何物。

儒教和中国文化已经被从中国人的记忆中删除，加之在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影响下，在现代“儒教非教论”的流毒影响下，在“五四”传统的洗脑后，儒教的教义被刻意地曲解、泼污和贬损，人们对儒教及其教义和精神价值诸多误会，甚至认为儒教根本就不是宗教。儒教已经彻底全面地退出了中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公共生活、家庭生活和个人生命。

有鉴于此，要复兴儒教，在现代社会重建儒教，就必须进行深入全面的弘道和宣教工作。要让中国人，让全世界都知道儒教的存在，了解儒教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孔圣堂在重建儒教“现代形态”的实践中，突出强调儒教的宣教工作和宣教模式的建构。

 （1）孔圣堂坚持每周“来复日”（即周日）的儒教经典讲学活动，其目的是讲明正学，正本清源，澄清误解。把孔子的真思想，儒教的真精神真价值，在对儒教经典的解读过程中弘扬和传播出来。同时，摸索出了一套针对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受众的深入浅出的现代宣教模式。

（2）孔圣堂发起了儒教“三化”运动。“三化”就是儒教的生命化，生活化和社会化。

儒教的“生命化”就是让儒教走向每一个个体生命，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用儒教来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大根大本，作为自己的精神和生命信仰。

儒教的“生活化”就是让儒教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在儒教的宗教生活、礼乐生活中去陶冶改变自己；在儒教的圣洁生活、修学生活中提升自己的生命人格，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性；用儒教的伦理道德观，去指导自己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

儒教的“社会化”就是指要用儒教文化精神传统和伦理道德规范去从事社会建构，如：儒教的社区文化建构、企业文化建构、家庭文化建构、商业伦理建构、校园文化建构等等。最终通过儒教的礼乐教化和复古更化，让社会形成和睦、和谐、安宁的社会秩序。

 （3）孔圣堂发起了儒教“四进”运动。“四进”就是指儒教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儒教的“四进”运动是儒教社会化的具体实践。

进学校，就是让儒家文化的精神价值及伦理道德规范进入学校，影响学生；改变学校应试教育和工具理性教育的现状；加强人格教育、德性教育；用儒教诗书礼乐的教育模式及经典教育模式对学生施加影响，从而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

进企业，就是用儒教的精神价值为企业铸魂，从事企业文化建设，让企业能够用儒教的伦理道德规范指导自己的经营行为。通过一系列的企业文化制度和企业行为规范的建构，让企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儒商企业。并从根本上改变当今中国企业不守诚信、制假贩假的状况。培育中国的儒商企业家人格，建构中国的商业精神和商业伦理规范。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商业文明模式的建构。

进社区，就是让儒教走进城市社区，从事社区文化建设。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居住模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城市社区没有文化底蕴，没有良好的民风民俗，邻里之间冷漠无情。有鉴于此，孔圣堂用儒教的基本义理、文化精神及伦理道德规范从事社区文化建设，为社区提供礼乐文化及少儿经典教育等服务。建设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用儒教精神价值重建现代社区文化。

进乡村，就是让儒教走进乡村，从事乡村文化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乡村经济文化逐步衰落的过程，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大幅度向城市倾斜。乡村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被渐渐弱化甚至淡忘。由于青壮劳动力纷纷离开土地，奔向城市，乡村剩下的大都是老人、孩子和病残等弱势群体。加之传统乡绅阶层的消亡，中国的乡村成为文化的荒漠。故此，基督教趁虚而入，在中国农村尤其是北方农村大肆传播，让中国乡村社会沦为基督教的社会，让中国人大量沦为基督教徒。据相关统计，基督教在大陆已经拥有一亿几千万教徒，就是说十个中国人中有一个基督教徒，已经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信奉基督教。长此以往，中国人都会变成基督教徒，中国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

宗教是文明的主要载体和形式，也是一个文明体系的核心内容，宗教的消亡必将导致这个文明的消亡。文明的入侵，文化的扩张，首先从宗教的扩张和传播开始。最根本的殖民就是文化的殖民，最有效的殖民就是宗教殖民。让儒教进乡村，从事乡村文化建设，是制约基督教对中国乡村进行扩张式传播的最有效手段。重建乡村家族制度，重建家族祠堂，建设乡村互助关爱组织，让乡村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文化底蕴，形成良好的民风民俗。

除了“三化”“四进”的宣教活动之外，孔圣堂还编印了大量的宣教资料；设计制作了孔圣堂画册；出版了《儒教要义》《儒教知识问答》《儒商管理学》等书籍，进行广泛的赠阅；还和新闻媒体进行的合作，开辟儒家文化的专版专栏；创建了孔圣堂的官方网站，进行网络布道宣教；每年还举办大型的宣教和纪念活动。

孔圣堂与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及三合国际集团每年举办深圳孔子文化节，其中有祭孔大典、儒家智慧高峰论坛、艺术品公益拍卖晚会、名人艺术文化沙龙等形式。通过这些大型系列活动，邀请海内外政界、商界、学界、媒界及社会各界精英人士聚会深圳，起到了良好的广泛而深入的宣教传播效果。另外，孔圣堂还以举办各种传统节日纪念活动、儒门会讲、修身营、学习小组、朝圣之旅等儒教团契生活的方式进行宣教。

总之，孔圣堂在五年来的儒教重建实践中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从城市到乡村，从社区到学校，形式多样的，系统完备的宣教模式。

3、 道场模式

道场，是传教布道，举行各种礼乐活动及宗教仪式的专门场所。儒教现代道场的创建是儒教“现代形态”建构的首要内容。儒教现代道场模式的建构就是要确立儒教在现代社会道场建设的规范和制度。其中，包括神灵谱系的确立、庙祀制度的厘定、道场类别的整合、道场建筑外观及内饰布局、神像神位的确定、礼器礼具的规定、道场等级设置和功能定位等等。

儒教是一个多神教，有庞大的神灵谱系。传统儒教祭祀礼仪制度繁复，等级森严，道场类别繁多，且历朝历代不尽相同。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儒教的道场模式已经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要建构儒教的“现代形态”，就必须在重新整合传统儒教神灵谱系，损益传统庙祀制度与道场制度的基础上，建构儒教的现代道场制度和规范。

传统儒教道场有天坛、太庙、孔庙、书院、祠堂，还有诸物百神之庙，如：妈祖庙、关帝庙、土地庙、城隍庙、山神庙等等。在传统社会，只有天子能够祭天，只有士大夫能够祭孔，妇女不能入祀孔庙。儒教在传统社会有着明确的等级制度和复杂的礼仪规范，因而其道场的组织模式也是与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相应的，等级森严，纷繁复杂，不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因此儒教在现代社会的重建，必须因应现代社会的特点，对儒教传统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建立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庙祀制度和道场模式。

 要以儒教“礼三本”的基本教义，整合神灵谱系及庙祀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道场模式。荀子曰：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

 治之本。故礼，上祀天，下祀地，尊先祖而隆君师。”

 昊天上帝是儒教的至上神，是百神之主。圣王与祖先神为配天大神。根据儒教“礼三本”的基本教义，因应现代社会及民族国家特点，深圳孔圣堂在多年的儒教现代改制实践中，确立了儒教现代道场建设的规范和制度，从而形成了儒教的现代道场模式。儒教现代道场有如下基本形式：

（1） 孔圣堂

“孔圣堂”是儒教的社区道场。现代儒教组织将在城市社区、乡镇社区以及企业、学校等社会公共组织设“孔圣堂”作为儒教基层公共道场。孔圣堂供奉“天地祖先圣人神位”，悬挂孔子及历代圣人和民族先祖画像。孔圣堂作为儒教基层道场，是儒教儒师及儒教士讲经传道，实施教化的场所，是儒教信徒举行各种礼乐活动和修学活动的专门场所，也是基层会众团契生活的场所，其功能相当于基督教的教堂。孔圣堂广泛设立在城市社区、乡镇和企业，是儒教在现代社会的基层组织和道场。

（2） 家庭神位

传统中国每一个家庭都有堂屋，堂屋供奉“天地祖先圣人神位”，堂屋就是家庭道场，是家庭成员祭祀神灵，告拜天地祖先圣人的专门场所。现代社会应重新恢复家庭道场的儒教形态，有条件的家庭都要留出专门的房间作为家庭道场，供奉“天地祖先圣人神位”。有了家庭道场，家就不仅仅是世俗的物质的家园，也是精神的家园。不仅能够安身，也能立命。家庭道场的设立对于增加家庭文化底蕴，营建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对于子孙后代的教育和成长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3）华夏儒庙

根据儒教教义及传统儒教道场形态，在蒋庆先生等儒教学者的指导下，孔圣堂对儒教现代道场进行了基于传统的因时改制并作了模式定位，再经由专业设计师作了详细的规划设计。“华夏儒庙”是未来中国儒教会各大教区的中心道场，按行政区划，各省、市教区都必须建一座“华夏儒庙”。“华夏儒庙”的具体性质、结构、功能和布局如下：

忠烈祠

数千年来，每当我们民族面临外来侵略及种种危机的时候，总有无数的民族英雄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为家国天下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如：岳飞、文天祥、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勇将士等等，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华夏“忠烈祠”供奉民族英雄与忠烈之士，以弘扬他们的人格、精神与丰功伟绩。历代民族英雄将入祀华夏“忠烈祠”，把华夏民族英雄当作神灵奉上祭坛，永享国家祭祀，这是现代儒教道场的一大特征。这一道场制度与庙祀制度是根据现代民族国家性质与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因时改制的结果，与现代民族国家及国际政治现状相适应，有利于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

圣母堂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有很多伟大崇高的女性，他们以自己的厚德、智慧及忠贞为我们民族，为中华文明，为家国天下做出来巨大贡献，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儒教“圣母堂”将对华夏文明史上数千年来的伟大女性之德行、人格与事功，用物化的形式再现出来。并将她们奉上神坛，作为神灵，永享祭祀。中国的圣母，如：黄帝的夫人，舜帝的夫人，孔子的母亲，孔子的夫人，孟子的母亲，岳飞的母亲等等。圣母堂供奉华夏圣母、贤母，并以历代忠烈贞洁女性作为配享，展示中国女性的厚德、伟大与崇高。以为女性之典范和楷模，供后人瞻仰，缅怀和效法。

先祖庙

儒教是一个尊祖敬宗之教，华夏先祖是我们民族之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有共同的祖先，有共同的根。先祖庙将供奉伏羲、黄帝、炎帝、尧帝、舜帝等华夏先祖。展示我们祖先开族创宗、治教天下的丰功伟绩，以供后世子孙瞻仰，缅怀，寻根。

大成殿

儒教文明史上，涌现出了无数的圣贤人物，他们或立德，或立言，或立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孔子、周公、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康有为等儒教先圣先贤。大成殿供奉孔子，并以历代圣贤配享，以供后世瞻仰，缅怀，学习。

社稷坛

社稷坛又称“地坛”或“方泽坛”。社是土神，稷是谷神；社稷神代表国家，是国家神。祭祀社稷神，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华夏社稷祭祀已经有四千多年历史。社稷坛建筑规制可参照现北京地坛，坛平面呈方形，以象征“天圆地方”之说。中心坛台分上下两层，周有泽渠、外有坛壝两重，四面各有棂星门。每年由国家和儒教会按儒教礼制规定举行社稷祭祀大典。

 天坛

天坛是儒教祭祀皇天，祈求五谷丰登之场所。现代儒教天坛建筑规制可参照现北京天坛进行损益，保留圜丘坛、祈年殿等主要建筑设施。圜丘坛是祭天场所，祈年殿供奉“昊天上帝”牌位。国家及儒教会每年都将在这里举行祭天仪式，祈求上天辅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现代社会，人人皆可祭天。祭天仪式分大祀、中祀、群祀三等，由国家及儒教总会主持，

每逢儒教重大节日及民族传统文化节日，都将按儒教礼制规定在“华夏儒庙”举行大规模的祭英烈、祭圣母、祭祖、祭孔、祭社稷、祭天等大型祭祀活动，以及其他礼乐文化活动。“华夏儒庙”将成为儒教及华夏文明物化展示场所；成为中外人士了解儒教及中国文化的场所；成为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炎黄子孙寻根朝圣，慎终追远的精神家园。

有了华夏儒庙、孔圣堂、家庭神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集教区中心道场、社区道场、企业道场、乡村道场和家庭道场为一体的，由大到小，由上至下的，系统完善的儒教现代道场模式。

4、 礼乐模式

礼乐是儒教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是儒教特有的宗教仪式和事神方式，是儒教徒的宗教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儒教教化万民治理天下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儒教的宗教目标与治世目标都要通过“礼乐”这一形式来完成。所以，“制礼作乐”数千年来就是儒教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不论是周公的宗教改革，孔子的宗教改革还是汉代的宗教改革，因时应势，制礼作乐都是其重要内容。重建儒教的“现代形态”也离不开制礼作乐。儒教“现代形态”的重建，很大意义上就是在现代社会政治及经济文化背景下的“制礼作乐”。

孔圣堂创办五年来，始终致力于儒教现代礼乐模式的建构。根据“礼之用，时为大”、“礼可义起”的教义精神，孔圣堂在整合传统礼乐资源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的具体情况，制订了一系列儒教礼乐规范和制度，以及礼仪程序和仪式。其中包括祭祀礼、告拜礼、归宗礼、冠礼、开笔礼、婚礼、丧礼、立社礼、庆典礼、就职礼、相见礼等儒教礼乐仪式及规范。

孔圣堂成立了以著名儒教学者蒋庆先生为代表的“儒教礼乐研究制订学术委员会”，专门从事儒教礼乐的学术研讨和现代儒教礼乐规范的制订工作。同时，还成立了专门的礼乐机构——孔圣堂儒教圣乐团和孔圣堂儒教礼仪队。孔圣堂儒教圣乐团现有专职儒教乐师20余人，每周进行儒教音乐的排练演习。儒教礼仪队有专职的儒教司仪和执事及其他执礼人员若干，定期演习儒教礼乐。孔圣堂还制作了各类儒教礼具、礼器、礼服。

每年，孔圣堂定期举行祭孔大典、归宗礼、开笔礼，冠礼、婚礼等儒家礼仪活动。同时，还为其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民间组织承办各种相关的立社礼、庆典礼、就职礼等现代儒教礼乐活动。为儒商企业制订企业礼乐制度和规范，协助儒商企业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每周儒教来复日（即星期日）举行儒教的“告拜礼讲经会”，传道讲学。孔圣堂来复日“告拜礼讲经会”每周举行，已经整整坚持了五年，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受众，有的已经行儒教归宗礼，正式归宗儒门。

孔圣堂经过五年的努力实践，已经建构出系统完备的儒教现代礼乐模式。

5、 教育模式

儒教非常重视教育，从本质上讲，儒教就是教育之教，教化之教。儒教六经无不具有教育教化功能，儒教历代圣贤都是著名的教育家。尤其是至圣先师孔子，在春秋乱世兴私学之风，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以六艺授徒，用儒家特有的诗书礼乐的教育教化方式立教。

近代以来，传统被抛弃，儒教式微，儒家经典教育在民国时期即被从中小学教育中剔除，数千年来儒教特有的教育教化内容和方法被抛弃。中国的教育彻底西化，不注重人格的培养和心性的养成，不关心综合素质的培育。当今中国的教育危机重重，中小学以应试教育为目标，高等教育以职业化、工具化为诉求。教育的西化以及对传统的背离，导致了中国百年来教育的灾难性的后果。今天中国腐败蔓延、拜金主义、道德崩溃、良知泯灭的现状，追根溯源就是中国现代教育直接导致的结果。有鉴于此，重建儒教的“现代形态，就离不开重建儒教的现代教育模式。

近十多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及孔子文化热潮的掀起，在民间，少儿读经班、读经学校以及各种传统文化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高等院校也纷纷成立国学院、孔子研究院、儒学院等机构。但是，通观全局，深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关于儒家经典和儒家文化的教育，都存在着种种问题。

民间读经教育机构为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增强声音的响亮度，为扩大生源，不惜采取偏激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推出所谓“八小时读经”甚至“二十四小时读经”的理念；只读经，不讲经，不解经；有的读经学校及培训机构，甚至沿用佛教的宗教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从小把孩子当作僧侣来培养。而高等院校的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则本着工具理性的教育理念，把儒学当作知识之学来进行所谓客观、冷静、理性的分析研究，不注重圣人之学、圣人之道对人的身心性命安立和人格教化作用。市场化的国学培训则更是花样百出，几天的国学课程可以卖出几万乃至几十万的天价。传统文化及儒学教育的乱象充分表明，我们对儒家的教育模式，对孔子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已经陌生，不明就里。

有鉴于此，孔圣堂创办五年来，始终致力于儒家教育研究与实践，探索在现代社会及现行教育体制之下，如何建立儒家的教育模式，以期对现行教育的弊端进行疗补。五年来，孔圣堂坚持举办每年一届的“公益少儿儒学班”，以孔子“诗书礼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来办学。孔圣堂自行选编了相关的教材，拟定了相关的教育课程体系，逐步摸索出了一套儒教的现代教育模式。

孔圣堂少儿儒学班每届近60人，实现亲子双修，招收6-11岁学童，利用周末时间开课学习。每期学制一年，配备了经典导读、诗文导读以及礼仪、古筝、古琴、笛子、书法、武术等课程。通过五年的少儿儒学教育实践，孔圣堂形成了以诗书礼乐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为特征的的“儒家少儿教育模式”。

其次，孔圣堂五年来坚持每周一度的儒家经典公益讲座，主要对象为社会各界人士。五年来，公益讲座讲了儒教的很多经典，如《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形成了孔圣堂独特的“社会公共教育模式”。受众群体包括公务人员、企业家、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教师、中小学生、社区民众等。

另外，孔圣堂五年来还致力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员工教育教化的相关社会实践，在大中型企业推广儒家传统，弘扬儒商文化，为企业提供文化建设服务及员工教育教化服务，为企业制定基于儒教文化精神的企业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企业教育教化方面，形成了独特系统的“儒商企业教育模式”。2014年，本人出版了《儒商管理学》一书，在总结孔圣堂多年来从事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教育教化的基础上，从儒教的基本教义和精神价值出发，系统阐明了儒商精神与儒商王道管理模式对于中国现代商业文明建构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儒教文明从传统农耕形态向现代工商业文明形态正式转型的开启。

6、 企业模式

现代社会是工商业社会，工商业社会与传统农耕社会相比较，其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儒教，无论是封建形态还是大一统形态，都是儒教的农耕文明形态。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元和最重要的社会公共组织。其社会职能相当于封建时代的“家”和大一统君主制时期的“家族”。

在传统社会，“家”和“家族”是儒教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儒教的基本教义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要建构儒教的现代形态，就离不开对儒教企业模式的建构，儒教的企业模式就是儒商企业的模式，是儒教的商业文明模式。在现代工商业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儒商企业就是以儒家价值为企业的的灵魂，以“修齐治平”为企业的社会理想，以儒教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企业的行为规范和经营活动的指导原则。这样的儒商企业，就是儒教在现代工商业社会的重要基层组织。所以，儒教现代形态建构的下行路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建构儒教的现代基层组织——儒商企业。

多年来，孔圣堂在儒商企业建设方面作了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蒋庆先生就曾撰文阐述儒商企业家的生命人格及行为规范。2014年，本人出版《儒商管理学》一书，贯通儒家文化精神价值与西方管理学，从学理层面对儒商管理学进行了理论建构。该书从儒商企业的信仰体系、核心价值体系、儒商企业家理想人格、儒商伦理道德规范诸方面对儒商精神进行创造性阐释，并指出，儒商精神就是中国的现代商业精神。同时，在儒商精神的基础上，发用出儒商企业王道管理模式。

这一模式在多家企业进行了实践和落地，如今，这些儒商企业都形成了自己的儒商企业文化体系，建构了儒商企业的行为规范体系，以及相应的管理模式。有的企业还设立了儒家的企业祠堂，凡企业的重大节庆、重大事件、重大决策都要举行儒教的告拜礼仪式。同时还在企业建立了儒教的“企业家族”组织。儒商企业作为现代儒教的基层组织，是儒教“现代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化现代企业的成功与否，是儒教“现代形态”得以建构的基础。儒化企业，用《大学》的话说，就是“齐家”。儒教在现代社会要能治国平天下，首先就要能齐家。儒教企业模式的建构，从本质上讲就是儒教商业文明模式的建构，是儒教“现代形态”建构的关键，是儒教在现代社会上升为王官学，从事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

7、 经济模式

经济问题是儒教现代重建的最大瓶颈。近百年来，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及“文化大革命”的一再破坏，儒教几近毁灭和消亡。至今为止，儒教什么都没有。用蒋先生的话说，儒教就是“穷光蛋”，是“流浪汉”，是“阶下囚”。如今阶下囚的境况算是结束了，但儒教仍处于无人、无钱、无道场、无身份的“四无”状态。儒教要重建和复兴，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事务要处理。要培养自己的专门人才，要建书院，建学校，建自己的组织，建自己的道场，这些都需要钱。没有钱，寸步难行。

今天，面对儒教的“四无”状态，最大的瓶颈和首要的问题就是经费的问题。儒教自身没有教产，没有信徒，没有信徒自然就没有捐赠，同时也没有政府财政资助。由此可见，儒教没有任何资金来源。这就注定在现代社会重建儒教，必将面临白手起家的困境。多年来，儒教的传教工作都在资金和经费面前止步。

在儒教重建的初级阶段，鉴于全社会对于儒教的忘却、陌生和误解，政府财政资助、信徒捐赠、庙产收入这三条基本的经费渠道都不能指望。只能通过儒教传道者的努力去感化社会，从而得到社会的资助。但儒教不崇尚宗教恐吓，不从事神人交易，也不靠江湖术士的把戏蒙人。只能靠义理资源、学识智慧及人格魅力博得他人与社会的认可，从而的到资助。在传统儒教消亡，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今天，经费问题是困扰儒教重建事业最大的障碍。

孔圣堂作为当今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现代儒教道场和准儒教组织，它的诞生，凝聚着现代儒教重建实践者的艰辛。孔圣堂的创办在经济上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孔圣堂创办后也一直致力于儒教经济模式探寻。本人来到深圳伊始，身无分文，寄人篱下，后来借钱租房百余平米作简易道场，在社区传教。同时进行商业性讲学挣钱，维持传教所需经费。后在讲学传教过程中得到三和国际集团董事长张华先生的高度认同，随即在张华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参与下创办了儒教道场——深圳孔圣堂。

2013年，又在三和国际集团的支持下，成立了三和仁爱基金会。基金会成立之初，张华先生为基金会捐款一千万元。三和仁爱基金会定位为儒家文化重建和复兴基金，主要资助对象为儒家文化复兴及儒教重建事业。三和仁爱基金会是今天第一个民间儒教专门基金会。孔圣堂日常维持费用与开支，深圳孔子文化节举办的相关费用，都由三和仁爱基金会提供。2014年，三和仁爱基金会还出资在广东河源万绿湖畔兴建孔子书院，作为孔圣堂儒教文化复兴事业的人才培养基地。有了基金会的支撑，孔圣堂才真正走出了经济困局的第一步。

儒教重建事业的关键就在于因时应势创建儒教现代经济模式，儒教现代重建事业的经济模式由儒教公益经济模式和儒教产业经济模式两方面构成。

（1）公益经济模式

儒教公益经济模式以儒教公益基金会为核心，拓展社会捐赠渠道，以基金会的模式募集更多的资金用于儒教重建事业。

 （2）产业经济模式

儒教产业经济模式是依托儒教文化及儒教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所规划的产业，如：儒教教育产业项目、儒教文化旅游项目、儒教礼乐服务项目、儒商企业文化建设项目等。由这些经营性产业项目构成儒教特有的产业经济模式。

儒教的公益经济模式和产业经济模式相辅相成，以公益带动产业发展，以产业促进公益事业。只有同时建立和完善儒教公益经济模式和产业经济模式，才能突破瓶颈，以足够的财力保证儒教重建事业的顺利推进。

孔圣堂自2009年创办以来，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儒教“现代形态”的模式建构。经过五年多的努力，由孔圣堂、书院、基金会构成儒家文化复兴及现代儒教重建的铁三角，加上即将成立的全球性儒家组织“中华孔圣会”，形成儒教重建的所谓“1+3”模式，以此为基础搭建起儒家文化复兴及儒教重建的基本平台，从而为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此后，儒教现代重建的具体工作将落实为把“深圳孔圣堂模式”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未来的五到十年，儒教的现代重建工作将随着“中华孔圣会“的成立开启一个崭新的局面。

责任编辑：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