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三大思想遗产：国教论、孔教会论、虚君共和论

——蒋庆先生论康有为书

作者：蒋庆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十五日戊申

           耶稣2015年6月1日

康有为

【按：日前，某就学界公羊学热及所谓“康有为主义”，致函请益蒋庆先生。先生长函以复，评议康子谨严公允，为先生著述中所不多见者。现征得先生同意，由中国儒教网、 全文刊发，以飨读者。文中四个注释，皆某所加。慕朵生西历2015年5月31日。】

慕生如晤：

来函收悉,内情尽知。汝言近来公羊学热与康有为主义出现不少问题，我深以为然。以康子论证社会主义固不伦，而否定康子之“孔教论”，则是不知近现代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若儒教在民间无团体性之法律存在方式，即便“王官学”有所实现，则社会层面之“保教”必无以存之。何以故？此乃因现代任何一种宗教必以法律方式存在，非如古昔儒教是自然生存，故社会层面若无团体性之儒教存在，则无以同其他宗教竞争（现代宗教社会学有“宗教市场说”），如此必然会导致儒教在社会层面完全失守，他教会完全占领民间社会也。是故，就算政治上之“复古更化”实现，因应现代中国社会已无绅士群体与宗族组织之现状，团体性之儒教亦必不可少，因只有团体性之儒教方有力量——如中国古代之绅士群体与宗族组织之有力量——从事中国民间社会之教化也。康子所谓“保教”，既有“政治保教”，又有“社会保教”，在社会中建立制度化组织化之团体性儒教，是所谓“社会保教”也。对此“社会保教”，康子用心之深，陈子[①]弘教之切，时人岂可以“效耶教”一语否之哉！又有不可思议者，百年来国人于西方或效其思想，或效其政治，或效其法律，或效其经济，或效其教育，不一而足，均全盘效之，而为何独不可效其宗教乎？效其宗教又何故是反儒家乎？西方宗教作为制度性之存在已团体化组织化两千余年，其中自有可效法处，若当今儒教欲团体化组织化，西方宗教可效者多矣。试问：效西方之政治、经济、法律可，效西方之宗教独不可，是何理耶？吾所谓效西方之宗教如耶教者，非谓效西方宗教之义理，乃谓效西方宗教之制度有补于儒教团体性存在者，而吾儒教之义理亘古自足义胜，自不须效也。君不见，春秋夫子“综合改制”有取法“时制”一维，今之“时制”有所谓“西制”者，此效西方宗教之制度择其善者补于儒教团体性之存在，非夫子所倡之“综合改制”而何！故吾人于今日，可理直气壮坦言效法西方宗教乃至人类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之制度性所长，以辅助建立民间团体化组织化之儒教也。夫如是，义理仍是吾儒教义理，只是制度上取其所长为吾义理之用，何来丧失儒教自性而与夷犾主中国耶？论者不思之甚也。

至于康有为，吾尝言其思想遗产之大端有三：国教论、孔教会论、虚君共和论是也。此“三论”乃康子本于儒教义理又因应时代挑战而形成之思想精华，合于夫子损益改制之旨，康子欲使儒教在“现代性”主宰中国之翻天覆地新历史条件下不至沦亡澌灭，又不至在西化浪潮中丧失儒教文明之中国性，而孤身一人独立苍茫抗拒时代潮流，致力于儒教之新生转进。嗟呼！其心之苦，其情之哀，其愿之宏，其事之难，论者不深体而悲悯之，反谓其整体思想反儒家而弃绝之，是何心哉！是何心哉！康子思想固复杂多歧，然上述“三论”断断乎根于儒家思想而损益“时制”奋起“保教”于不坠，吾人正须深体康子之衷曲而深悯之，奈何竟谓康子整体思想反儒家，视康子与章太炎、吴虞、胡适、鲁迅、陈独秀之辈为同流，吾真不知其所以也。试问：有“保教”“尊孔”之反儒家者乎？或有之，吾不知也。

然因康子思想复杂多歧，吾人并不讳言康子思想存在诸多问题：如受西方启蒙理性影响倡言“人类公理”而有激进倾向，受佛教众生平等思想影响主张废除家庭而不合儒教传统，以历史直线进步观解释春秋“张三世”而有违儒教经义，于儒教经典中比附西方民主而多乖刺不类，所拟之民国宪法西化色彩太浓而与西化派所拟之民国宪法无大区别，以及分判今古文经太严而自小经学资源，辨伪太过而启“古史辨”之历史虚无主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故当时之人叶氏[②]有“貌孔心夷”之说，辜氏[③]有“中国雅各宾”之论，而顾氏[④]对康子辨伪曾三致意焉。虽然，今日吾人继承康子思想遗产，须深入辨析，可继承者继承之，不可继承者搁置之，不可因其思想存在之问题而否认其思想遗产之价值，亦不可因其思想遗产之价值而无视其思想存在之问题。夫如是，康子仍是儒家之康子，即是去其思想存在问题之儒家康子也。

西历五月三十日蒋庆于阳明精舍

【注释】 

[①] 陈子，即陈焕章。

[②] 叶氏，即叶德辉。

[③] 辜氏，即辜鸿铭。

[④] 顾氏，即顾颉刚。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