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执其中”还是“偏执一端” ——论中华价值观的思维方式兼与陈来教授商榷 

作者：姚中秋

来源：原载《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四月初二日乙未          

           耶稣2015年5月19日

导读：中华文化价值究竟是主张以个体为本还是以群体为本？是强调责任先于自由还是自由比责任更重要？权利具有优先性还是义务具有优先性？陈来教授在《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一文中把中华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对立起来，是不合理的。其实，中国价值观的整体结构是：以仁为本，基于允执其中之智慧，在个体与群体、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平衡。

几千年来，中国之所以始终是中国，因为中华价值之持续灌注，虽饱经历史沧桑，中国人之所以仍为中国人，端赖中华价值之滋润。过去百余年，中华价值遭到广泛怀疑与严重破坏，导致人心野蛮、文化粗鄙、社会解体、政治扭曲，今天中国人要成为文明的中国人，只能靠中华价值之自觉。中国要赢得世人尊敬，在世界发挥更大导正作用，同样靠中华价值之引领。

当中国初步富强而面临文化、社会自我跃迁之际，从义理上厘清中华价值，是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代儒学大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最近发表的文章《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系统总结中华价值观为四条，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但也许是受中西比较方法限制，陈来教授把中华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对立起来。文中列举责任与自由、义务与权利、群体与个人、和谐与冲突四对价值，中国居于一端，西方居于另一端。其结论是，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构成中华独特价值观。如此概括的中华价值观或许太“独特”了，因而恐怕难以构成一直以来以“允执其中”为思考方式之中国人的价值观。坦率地说，对陈来教授列举的四条价值观，最后一条“和谐高于冲突”，所论得当，其他三条，则大有可商榷之处。尤其可惜的是，陈来教授未把四条中华价值观通贯起来。

仁是中国核心价值

生活无限丰富，中华价值观必定可以列举出很多条，而不止陈来教授的四条。但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不管有多少条，其间定有个“一”，规范生命成长、公私生活各领域的诸多价值，赖此可构成融贯的中华价值观体系。中华价值观之“一”是什么？仁。陈来教授去年出版《仁学本体论》，旨在建立一套以仁为本的哲学体系，这是近年儒学研究的重大成就。遗憾的是，陈来教授未能以自己这一洞见统摄中华价值观。

生当礼崩乐坏的大转型时代，孔子以布衣身份，立志重建良好秩序，而构造出一个完整的秩序，以仁为本，以礼为用。仁是儒家义理之核心，也是中国价值之根本。中华价值观多样丰富而又自成体系，且具有全人类的普适性，源头正在孔子阐释之仁。仁者何谓也？孔子从未直接下过定义。不为名言所局限，也算中国文化一大特色，但《中庸》中一语简短而颇为准确地揭示了仁之含义：“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参照汉儒郑玄注释：“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仁者人也”首先确定人之存在之基本事实：人是人。从否定意义上说，人不是物，这包括，人不是动物，“人是高等动物”之类的命题是错误的，人就是人。而且，所有人都同样是人：我是人，其他人也是人。

这是讨论与人相关一切问题的基点，由此本源性事实生成人类第一道德诫命，此即“仁者人也”第二层含义：每个人把自己当成人对待，也把自身之外所有人当成人对待，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从否定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不把自己当成物，也不把他人当成物。西方哲人说，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正是此意。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爱。当解释仁的含义时，人们常说“仁者爱人”。但爱只是仁所生发的基本人情之一种，而非全部。仁也生发了敬，敬之重要丝毫不亚于爱，甚至可以说，爱的前提是敬，敬反过来节制爱，使之保持在恰当程度。何为敬？不把他人当成物、当成工具对待，而当成独立的、自主的、有尊严的人对待，不伤害之，而尊重之。

孔子为什么特别强调仁，并说行仁是“任重而道远”？仁之难，难在始终如一，不论什么时候、碰到什么人，都以仁对待。这需要高度的自觉，需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功夫，所以难。孔子之道就是这么“极高明而道中庸”：人人都可轻易做到仁，但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到完全的仁。但不必气馁，因为仁就是人之道，人天然在道上，能走多远，要看你的自觉和努力程度。由仁之自觉，才有礼义廉耻、忠孝节义、孝悌忠信之德。仁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提升生命、乃至于成贤希圣之大本。而且，仁能通天。按照陈来教授《仁学本体论》的研究，仁就是孔子阐明的宇宙之本体。由仁的自觉，才有广泛的社会合作，支撑良好的社会、政治、天下秩序。

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就起步于对仁的自觉，并以此驱动，形成礼乐文明。尧舜之所以为圣王，而缔造中国，就是因为其有仁的自觉。孔子总结此前文明，点明“仁”这个关键词，据此构造一整套君子养成之道和社会治理之道，并塑造此后中国。可以说，仁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中华价值。中华价值观肯定是由多个价值构成的，但仁必定位于最高阶，仁是中华价值观之总根基。没有仁，其他价值就无以成立。自古以来，中国人在生命存在和人际关系上有鲜明特征，就是因为仁教之化成。今天中国人在道德素养方面之所以让人不满意，就是因为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仁教欠缺。因此，弘扬中国价值，首先要恢复仁教；传播中国文化，首先要传播仁的价值；以文化人，首先要唤醒每个人仁的自觉。把握仁这个基础，方能准确认识中华价值观，包括处理陈来教授列举的责任与自由、义务与权利、群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概括地说，基于仁，这三对价值不是对立的。

人伦中的个人主义

中华价值观在个体与群体之间保持平衡。

陈来教授说：“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不主张以个人为本，而是强调以群体为本，强调群体在价值上高于个人。”西方价值观是否以个人为本，值得讨论。显然，在希腊古典城邦时代，根本没有“个体”观念。基督教倒确实通过上帝消解世俗一切人伦，而带来个人主义，但同时也带来集体主义，在此观念下，每个人被看成同质的，因而可组成紧致的、追求同一目标的实体。陈来先生援引了梁漱溟先生的中西文化对比研究。但梁漱溟先生强调，西方人长于团体生活——这一洞见可能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事实上，作为现代性之恶的国家主义、极权主义、计划经济等，都是集体主义现象，都发源于个人主义观念盛行的西方。从根本上说，消解人之人伦属性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实为一枚硬币的两面。

关于群己关系，中华价值观既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集体主义的，而兼顾个体与人伦，人在个体与多层次的人伦所构成的群体之际，中华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无所偏执。

陈来教授说：“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是在一个向社群开放的、连续的同心圆结构中展现的，即个人—家庭—国家—世界—自然，从内向外不断拓展，从而包含多个向度，确认个体对不同层级的社群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确实如此，但陈来先生在自己的图式中，已把个人排在第一位；陈来先生也把个体视为一圆一圈人伦之中心点。这清楚说明，关于人的思考，不能不从个体出发。天之生人，也是单个生出的。不过，人虽是个别地出生的，却生而在人伦中。《中庸》“仁者人也”之后紧跟着说“亲亲为大”，这句话提醒我们，思考人，不能不注意一个天定事实：哪个人不是父母所生？人因为夫妻之伦而生，生而在父子一伦中。而且，哪个父母不亲近子女？哪个子女不亲近父母？仁正是因为这一确凿而普遍的事实而成立的，所以说“亲亲为大”。

故人个别地出生，但天然在父母—子女之人伦中。由此向外生长，有兄弟之伦、夫妻之伦、朋友之伦，以及君臣所代表的公共之伦。所有这些人伦由个体组成，没有个别的人，就没有人伦；但是反过来说，没有人伦，也没有人：人伦是人作为人存在的内在属性。需要说明的是，人伦绝不限于熟人，而可一直向外推展，直至人所能形成的最大范围的群体：天下。孔子说过：“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孔子认为，人应当进入尽可能大的群体中，尽人之性，这样才能最充分地尽己之性。

当然，在功夫论中，儒家更重视个体的自觉与努力。人伦关系是由一对对个体组成的，怎么让人伦关系变好，从我做起，“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君子求诸己”。事实上，在儒家论说中，君子的社会功能就是合群，联合分散的个体为群。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不走偏锋，而是寻求个体与群体的平衡。《大学》八目以修身为本，“身”就是自我，修己以成己，成就自己为健全的人。然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己不是作“自了汉”，而是尽伦以成己，扮演好自己在各种人伦关系中的角色，成就自己，自然地成就人伦关系中的他人。在这里，个体与群体不是分离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关的，并且是正相关的。个体好，则群体好；反过来，群体好，个体也好，两个说法都成立。所以，儒家绝不忽略个体，反而是以个体为中心的，但此个体又是在人伦中用力的。我们或许可以造出一个词来描述中国人的观念：人伦个人主义——有学者提出过“人格主义”或“关系个人主义”。

个体、家、国、天下，就这样奇妙地构成一个从个体到人类最大范围的群体的连续统。因此，君子从容淡定，退可自守于修身，进可平治天下。这样的价值观曾让现代先贤相当困扰，面对西方的强力冲击，他们痛心地感受到，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缺乏国家主义精神，不能全民一心对外用力。但今日，中国已无危亡之虞，这种修身的自觉与天下主义情怀，何尝不是美德？因此，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是有价值和文明基础的。

责任与自由相互支持

中华价值观在自由与责任之间保持平衡。

陈来教授说：“中华价值观强调个人对他人、社群甚至自然界所负有的责任，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诚然。但是，自觉而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并不等于责任先于自由。相反，自由是责任的基础，儒家拒绝任何可能危害自由的责任强加。

以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为例，即孔子所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篇》）你进入一家公司，获得某个岗位，当然应尽心尽力地承担岗位要求于自己的责任，这就是“事君以忠”。但这绝不意味着，老板可以随心所欲地指使你，老板必须在国家法律、公司规章和商业习惯所划定的范围内指挥你，这就是“使臣以礼”。礼的功能就是保证员工的自由，老板不能随意侵害员工。

如果老板不这样做呢？儒家主张：君臣以义而合，不合则去。由此命题，我们可以探知儒家理解的君臣关系之预设条件：两人都是自由人，为增进各自权益而缔结契约。臣进入组织，是下属，但仍是自由人。老板不能把员工当成物、当成工具对待。为此，君同样需要尽心履行自己责任，这也是忠。如果老板不履行自己的责任，侵害员工权益，这就是“不义”，员工自可辞职离开，也即“去”，经济学所说的“退出权”，这是自由的切实保障。

在陌生人组成的君臣关系中如此，有父子、兄弟、夫妻等人伦中，更是如此。以仁为本的中华价值观确定了关于人的存在的基本道德准则：人人天生而自主而有尊严，也即人人都是自由人。几千年来，中国从未出现过古希腊城邦式奴隶制，儒家关于道德、伦理生活、政治秩序的讨论，均以人人自由为前提。仁让每个人有自由意识，也有自由的能力。

但人人自由，不等于人人相同。自由人在人伦关系有角色之别，比如，父子有别、君臣有别、夫妇有别。每个角色都有相应责任，仁要人尽心履行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忠。但他之所以有忠的道德自觉，恰恰因为他是自由人，不自由的奴隶不可能有忠之德。君子强烈的责任意识是成就自己的自由意识所促成的，忠心尽责，不要他人的干预，自己就在自由中；同时，自己忠心尽责，也可激励对方忠心尽责，这同样增进自己的自由。

因此，在理解儒家的责任论说时，必须时刻牢记作为主体的个体之尊严、自主、自觉，也即自由，这是责任的基础。而责任先于自由之说忽略了这一点，可能产生严重的误导，主要是有权力、有权威的人强加他人以责任，而罔顾弱者之尊严，践踏其自由。在儒家看来，离开个体尊严和自由的责任感是无以成立的，只能通往伦理和政治的强制，而儒家坚决反对任何强制。仁已经确定了，任何人不应当被不人道地对待。

义务与权利相应相称

中华价值观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平衡。

陈来教授说：“西方近现代价值观非常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个人权利优先的主张过分强调保障个人的自由，而忽视促进个人对社会公益的重视，不能正视社会公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因而对于现代社会健康运行来说弊大于利。”此说过于笼统，欧洲法理学是相当重视义务的。至于说“中华价值观特别是儒家价值观更强调义务的优先性”，更失之偏颇。

毫无疑问，儒家重视“义”。但是，古语的“义”不等于今人所说之“义务”，而是如《中庸》所说，“义者，宜也”（《中庸》）。“宜”有两端：我所应为者，我所应得者。前者是今人所说之义务，后者是今人所说之权益，两者总是相连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非礼也”（《礼记·曲礼上篇》），“往”就是应当付出的义务，“来”就是可以得到的权益。

置于伦理、法律关系中，“宜”既指我应为者，也指我尽义之对象所应为者，两者同样是相连的。陈来先生援引梁漱溟先生之说：“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梁先生已清楚指出，这四对关系中人之义是“互有”的。以朋友关系来说：我对朋友信，这是我的义务；我承担这一义务，就给自己生成一个权利，可以要求朋友对我信。这构成他的义务，他不履行对我的义务，我就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退出朋友关系，所有人都会认为我的做法是义的。

仁从根本上规定了，一切人伦之义都是相互的，因而义务总是伴随着相应权利。儒家从未主张过，伦理或法律关系中，一方只尽义务，另一方只享有权利。儒家向来主张义务与权益相称：尽多大义务，享有多大权益；有多大权益，尽多大义务。晚近以来，一直有人断言，中国人欠缺权利观念。若果真如此，就很难解释中国社会何以有复杂的契约制度：仅已整理出版的宋、元、明三代徽州民间契约文书就有四十大厚册。而人们制定契约，不正是为了明晰界定和维护权益、义务？

民众之间讲义务也讲权利，政府与民众之间更是如此。儒家清楚地认识到，最有可能损害民众权利的是权力，所以向来维护弱者权利免受权力侵害。孔子说“使民以时”，孟子说“恒产”，都是旨在防范政府滥用权力，以确保民众人身安全和产权稳定。历代儒家士大夫努力取消肉刑、酷刑，降低税负，同样是为控制政府权力，保障民众权利。从根本上说，仁政就是保障民众权利、增进民众福利之政。

允执其中，不偏不倚

——中华价值观背后的中国思维方式

从上面简单讨论，可见中华价值观背后的中国思维方式：“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篇》），不偏不倚。事物均有两端，人的存在、人间秩序必有两端。但人们经常“攻乎异端”，也即只执其一端，孔子说“斯害也已”（《论语·为政篇》）。西方文明似有此特点，比如在信仰问题上，神、人两分。中世纪时，欧洲人全副身心地信上帝，一切服从上帝；启蒙运动后，则摆到另一端：不信神，只信人，放纵欲望。在信仰问题，中国人却允执其中，敬天，但不把自己交给天，故有“天人之际”之理念。

“之际”的概括十分精妙，是理解中国精神的钥匙。不是群体与个体、责任与自由、义务与权利“之间”，而是群体与个体、责任与自由、义务与权利“之际”。“之间”是分离的，“之际”虽然不同但仍相连接。中国人不是只讲自由，但也不是只讲责任，大体上，两者不分先后，无分轻重。有自由，才有责任可言；尽责任，旨在维护和扩展自由。对任何人来说，义务与权利都是相互的。人是个体的，但天然在群体中，人在群体生活成就自己，通过成就自己造福群体。

如果说，西方价值观确有陈来教授所批评的偏于一端的缺陷，陈来先生的意思似乎是，中华价值观偏于另一端。中西各执一端，问题来了：这一端能贬低那一端，那一端自然也可以批评这一端。陈来教授本意是彰显中国价值观的优势，但我执一端的论式让这样的意图落空。

当然，陈来教授所说的“优先”、“高于”，或许只是道德要求，也即，君子的自我要求。儒家在特定意义上确实主张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这是对君子而言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包含的意思是，掌握权力、在社会领导岗位上的人，应恪尽自己的责任、义务。目的呢？增进民众的权利和利益。

在这里，权利、义务的分配确实不均衡。君子是自觉的，有成己成人之强烈愿望，其在人伦中，首先尽自己之责任、义务，由此而启动人际关系之良性循环，优良社会秩序就是由此形成的。若人人都等他人先做，会陷入经济学所说的“搭便车”难题或“集体行动困境”中。面对社会问题，儒家士君子总是反求诸己，自己尽责，自己践行。

但是，君子求诸己绝不意味着君子傻傻地尽责，愚蠢地履行完全不合宜的义务，或在群体中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尊严。而陈来教授的论述确有可能带来以群体的名义牺牲个体、以责任的名义侵害自由、以义务的名义剥夺权利的风险。但在儒家义理中，君子之所以自觉地尽责、履行义务，恰因为君子的尊严、自主意识更强烈，对自由和权利更敏感，并为了维护和增进尊严和自由。

中国价值观的特征或许可以这样概括：个体的尊严、自由是底线；但人天然在人伦中，不可执着于此、停留于此，而应向上提升，关注群体，尽己之责任、义务；然而，这些自觉的努力本身又是为了增进和维护所有人的尊严、自由。在每一个人那里，自主而有尊严的生命自我构筑了道德自觉之驱动力量，而维持不坠且向上攀升，通往“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群体状态。

在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个体与群体之间，允执其中，不偏不倚，寻求平衡，以臻美善，这样的中国价值观体系才合乎仁本之中国精神。我是人，他人是人。所以，我自尊，同时尊重他人。这样，人与人有别，又相互连接，双向互动：我是个体，但我在群体中；我有自由，我也尽己之责任；我履行义务，我也享有权利。由此，我不仅仅通过自由、权利成就自己，也通过尽责、尽伦成就他人，共同地走向“里仁为美”。由此形成的社会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有生机的，还是美的。

如此允执其中、不偏不倚的中国价值观，是可通行于人类的普适价值。几千年来，中国人既重家，又有天下情怀。只是自19世纪末起，面对强大的西方，天下情怀逐渐流失，关于中国价值观的论说也多有扭曲：文化激进主义者说，中国价值观毫无价值；热爱中国文化者说，中西价值观不同，甚至相反，试图以此固守中国价值观。这也是文化激进主义者的看法，只是其据此断定：两者的不同是先进、落后之分。情感、判断不同，但共享一个命题：中西价值观截然不同。

很遗憾，陈来先生的论说仍在此思想脉络中。问题是，中西方社会都由人组成，人都为天所生，价值观上何以截然不同？从中国处境说，当中国文明面临危机时，强调不同，或可自守。但今天高调突出中西价值观之不同，是否必要？从根本上来说，人就是人，人类必有普适价值。不同族群在其生活经验中均可有所发现，尽管没有一个文明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能得其全部。当然，不同文明的所得有高有低，纵观人类历史，中华文明有显著特征：多，久，大。久、大不必解释，多的意思是多样，中国宗教、民族、族群、语言、风俗等极为丰富多样，却又安然共处。文明由价值支撑，中国文明多、久、大的经验事实说明，中国价值观之普遍程度是极高的。

具体而言，仁是人类迄今所发现之最为平易、又最为高明的价值，因而是最为普适的人类核心价值。基于仁的中华价值观体系，也即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个体与群体的平衡，以及人之间、大大小小的人之间保持和谐，完全有资格成为人类的普适价值。中国人的天命正在于把这些价值贡献于世界。

但从事这一工作，首先要清楚，中西价值观不是对立的。两者确有不同之处，但这种不同不是表现为，西方偏于这一端，中国偏于那一端。如果是这样，面对偏于这一端的西方价值观，偏于另一端的中国价值观不过是个格格不入的他者，两者只能相向而立，而难有交集。如果是这样，在世界格局中日益重要的中国，只是让这个世界多样一些，却不能让这个世界好一些。

笔者力图说明，中国价值观的整体结构是，以仁为本，基于允执其中之智慧，中国价值观在个体与群体、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保持平衡。孔子发现、阐明了仁，中国人在漫长历史中大体践行着这一套可普适于全人类的价值体系。这样的价值观体系，中国人若力行不已，若被中国之外更多人接受，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一些，此所谓“美美与共”。因此，今日中国人肩负一项不可推卸的普遍历史责任：率先践行这一中国价值观，以向世人示范，仁以为人道，允执其中，不偏不倚，于人、于己都更好一些。

当然，相对于偏于一端的西方价值观，力图保持两端平衡的中国价值观或许不够清晰决绝，甚至在学理上要予以清晰表述，难度也颇大，因为今人的头脑已习惯了单线的逻辑推理，而不习惯于多因素平衡中的复杂思考。但是，人的生命、人所能生成之秩序，怎能清晰决绝？中国价值观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平衡、周全、顾此而不失彼。今日中国学者的责任正是把义理上更为复杂的中国价值观，用明白的言辞表述出来，告诉所有人。

中国人应保持开放心态，以西方或其他文明的价值观，丰富、深化自己的价值观。其实，开放而好学，本身也是中国价值观，甚至可以说是其基础。各文明之间双向的、多向的开放而好学，乃是人类普适价值体系生成之不二法门。

总而言之，中国价值，仁而已矣。明乎仁，中国价值观的构造之道、具体内容与践行之方，都在其中矣。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