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兴盛与方志学的繁荣

作者：张新民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贵州日报》 2003年9月25日理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廿七日辛卯

           耶稣2015年5月15日

中华民族是历史意识最为强烈的民族，也是最善于透过历史智慧来擘划未来发展前途的民族。中国历代编纂的史学典籍，可说是汗牛充栋，世界各国罕有其匹。在长期重史、编史的特殊语境下，贵州史学虽发皇较晚，但明代建省以后也逐渐步入了发展的高峰，涌现出一大批体裁各异、形式多样的史学著述，形成了颇有“家族相似”结构性特征的众多知识学系谱，丰富了祖国灿烂辉煌的学术百花园地。其中影响最大也最能代表贵州学术文化成就的史学撰作，当首推地方志这一特殊的著述类型。明代以来大量史学撰作的涌现固然说明儒家大传统价值已在贵州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也未尝不是以本土学者为主体的士大夫知识群体主动激发民族历史智慧、认真积累地方性知识的结果！

贵州历代撰作的史学著述，广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杂记稗史、政书奏议、家传谱牒等各种体裁。与纪传体正史有关的著述有董芝茂（荔波人）《二十一史考辨》、黄彭年（贵筑人）《二十一史提要》、傅昶（贵筑人）《三国志音证》、《十六国方域考》等。属编年类的有莫友芝（独山人）《资治通鉴索隐》、赵其恺（桐梓人）《帝王世系考》、胡长松（铜仁人）《帝号图考》。属史考、史评类的有陈焜（兴义人）《战国策评议》、宦懋庸（遵义人）《读史记稗言》、但明伦（广顺人）《读史管见》、李国材（荔波人）《通鉴论略》、姚大荣（普定人）《马阁老洗冤录》等。其中《三国志音义》主要考证古今音义的异同，以弥补裴松之补缀史实而未及文字音义的缺憾。《十六国方域考》力求超越洪亮吉的《十六国疆域志》，并订证了《晋书·地理志》的大量错误。作者认为考证十六国疆域地理，既“不可离《晋志》，也不可泥《晋志》”，确实是颇有见识的看法。《马阁老洗冤录》是为乡人马士英辩诬雪冤的著名专著，同时也是考证南明史实的重要力作。这一类著作大部分撰成于清代，在地方典籍文献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少，但仍足以表明贵州学者已置身于大一统的洪流或语境中，并以古今对话的方式，积极参与了全国性学术资源的积累、认知、诠释与建构活动。

当然，数量最多的还是专记贵州历代史实或各种重大事件的地域性专门史籍。这些著述既再现了贵州历史发展的实际，也透显出人对历史的存在性理解，同时还反映了西南边地文化与中原主流文化在长期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地消弭边缘与中心的差异而呈现出某种内在一致性。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举兵反明，乃是当时震动全国朝野的一件历史性大事。战役结束之后不久，李化龙便以当事人的身份将各种军机文件汇辑成《平播全书》，详细地记载了战事过程及相关的善后处理。郭子章的《黔中平播始末》则更以纪事本末体裁，将战役过程特别是朝廷用兵原委叙述得清清楚楚。屈大均是著名岭南大儒，既擅长文学，又熟悉史例，他撰写的《安龙逸史》一书，专记南明永历帝在贵州史事，目的在于表彰忠义气节之士，贬斥邀荣卖降之徒。作者不畏清初文字狱高压保存南明史事，其持守的价值理念正与撰写《鮚埼亭集》以表彰民族精神的全祖望类似，而所载各种遗事佚闻又可与王船山《永历实录》比勘发明，同时也足以显示：“永历之时，滇黔实为畿辅，各省人文荟萃”（陈垣语）。此外，大量谱牒传记的出现，也是值得注意的历史新动向。如宋尚德《贵州宋代世谱》、宋濂《杨氏家传》、安贵荣《安氏家传》、唐炯《丁文诚公年谱》、陈田《周渔璜先生年谱》、姚大荣《郑子尹先生年谱》等，都是较有代表性的撰述。这类著作既反映了贵州土司世代沿袭的情形，也说明文化重心不断南移并导致人才群体兴盛不替的历史发展趋势。换句话说，即不仅展现了一个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各种细节知识，而且也为这个历史传统贯注了个体化的灵性生命形式。

地方志既是史学叙事结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支系谱，同时也由于区域特点而更具地缘文化特征。明代万历年间贵州地方志的修纂即已臻于成熟定型，以后不断发展完善并很快步入了清代高峰鼎盛期，民国年间则明显出现了由传统方志向现代方志转型的变化趋势。仅以明代为例，就修纂了74部，数量之多，不仅远远超过了邻省云南，而且也位居文化大省四川之上，可称为西南三省之第一。其中仅省志就有弘治、嘉靖、万历、崇祯四部官修之书，并另有王佐、王士性、郭子章、黄运昌等六部私撰省志。清代郑珍、莫友芝合纂之《遵义府志》，后人更推尊为天下府志第一。邹汉勋参撰之贵阳、兴义、大定、安顺四部府志，也是“斐然可列著作之林“的上品佳作。任可澄费时三十年主纂之民国《贵州通志》，至今看来依然是贵州典籍文献的巨擘。浙江大学迁入贵州以后撰写的《遵义新志》，由于兼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种方法，更使地方性知识在一种新的范式中获得了重建，并透露出史学从传统向现代位移的时代新信息。大量地方志的修纂固然表现了人们对西南边疆史地文化的关注与热情，但更重要的则是暗示了地方文化主体自我意识长期沉睡之后的存在性领悟与觉醒。

贵州历代修纂的地方志乘，内涵的史料特别丰富，举凡经济、农业、商业、民俗、物产、矿藏、人物、科学、艺术等无不涉及，可说是地方文化最丰富的宝藏，如《师旅》、《武备》可考地方治乱，《前事》、《建置》可考政治隆替，《土夷》、《方言》可考民族风俗，《食货》、《赋税》可考经济荣瘁，《人物》、《艺文》可考人文盛衰，《方外》、《风土》可考信仰变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挖掘整理方志资料，已出版了一批具有现代学术意味的研究成果，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创造性诠释的广阔理论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志大多为集体编修，离不开省内外学者的合作，因此还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广泛交流。不少外省籍官宦士子发愤搜考黔中文献，配合地方人士从事著述，实可谓为贵州文化的功臣。而黔人外出为官或受聘入主志局，也编撰了不少外省志乘。如周钟瑄主修的台湾康熙《诸罗县志》，至今仍被评价为台湾县志第一。黄彭年历时十六年纂成光绪《畿辅通志》，为当地有史以来所罕见，可说是全国志林中的一流佳作。一部分学者还在大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通过修志及其他学术活动，涵化出一种独立的批评能力和理论见解，一种不倚附于任何权威的人格气象。从实践与理论互动的角度看，地方志的修纂还推动了方志学理论的建构与发展，概括言之，凡涉方志学的重大理论问题，贵州学者都有过学理性的讨论。这些理论主张虽然仍不够系统和完整，但相当一部分已超越了狭隘的群体观念或地域界限，表现出强烈的学术求真精神与知性探求勇气，无论在思想史、史学史或方志学史上都有极为重大的价值与意义，值得今人认真以启导性的批判方式认真加以总结，并在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生活世界中领悟其意义，激发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活泼生机。

原刊载《贵州日报》 2003年9月25日理论版，又收入《叩响贵州历史之门》，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