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孔庙请莫言题匾，错在哪里？

作者：任士见

来源：（香港）南华早报中文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廿五日己丑

           耶稣2015年5月13日

 （照片：莫言给北京孔庙十三经石刻展厅大门题写的龙匾。）

谁也没想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给北京孔庙题龙匾，在招致巨大争议的同时，竟然会引发当下中国思想界两大代表性人物的隔空叫阵。近日，著名毛左派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孔庆东教授在微博上为莫言辩护：“莫言没有错，怎么写字是他的自由，而且字也写得不错。”孔庆东此论，受到“大陆新儒家”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教授的批驳：“孔庆东这里这样说自由，真是红卫兵一个，既没文化，也没规矩。”两人的表态，立即引发双方粉丝的激励辩论。一位自称是孔子后裔，一位是孔子之道的传承者，发生如此冲突，被网友戏称“都是莫言惹的祸”。

窃以为，莫言给北京孔庙题“龙匾”从左到右书写，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孔庙不仅是儒教的重要道场，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和中国文化的圣地。在这个最“有文化”的地方，莫言却展示了自己“没文化”的一面，结果当然是贻笑大方，也莫怪被人批评曰“毫无自知之明”。莫言在孔庙的这一大“败笔”，不仅暴露了自己的文化内伤，而且也让很多沉浸在“文革”迷梦中的“没文化、没规矩”的毛左顿现“没教养”的原形。如把此事放入更宽广的历史背景中，莫言这一“败笔”，似乎更像是百年中国文化命运的一个隐喻，折射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没有挺立起来这一重大问题。

毋庸置疑的是，北京孔庙管理方之所以会请莫言题匾，无非是看重莫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一身份，犹如很多人以此认为莫言是当今中国作家中唯一的“世界大文豪”，故而理所当然地以为莫言的题匾，与孔庙的文化地位相得益彰。果真如此吗？

很多人曾指出，中国人有“诺贝尔奖”情结，尤其在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对文学奖更为重视。可是，这个让无数国人迷恋和崇拜的西方文学奖，却向来惹人诟病，在“世界性”的招牌背后一直隐藏着一个“西方化”和“地方性”的内核。此奖对作品在翻译上的无理要求及评委的评判能力等因素我们暂且不论，此奖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却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和博爱。有学者指出，“这种主要源自耶教且带有西方地域性色彩的自由主义，缺乏各种文明普遍认可的基础，因而不是普世价值和普世主义，而是一种相对价值和相对主义。只不过，它因在一个时期以来的相对强势而占据道德优越感和制高点，所以自我产生自负，使人产生误解，认为它是普世主义和普世价值”（慕朵生）。就如有人反问道：难道中国的仁义礼智信，就不是普世价值？

诺贝尔文学奖这种视界，不是“世界性”的，而是“唯我（西方文化）独尊”的，因为它对不同价值观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做到一视同仁。把地方性抬高为世界性，在全球化甚嚣尘上的今天，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误导性。至于有人批评此奖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也不是冤枉，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

1988年，中国作家沈从文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认可。当时，评委们对一直没有中国作家获奖耿耿于怀，他们认为世界上占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不能没有一个他们的代表。中国优秀作家太多，到底选谁？评委们最后定格到沈从文身上。沈从文的作品当然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但还有一个因素或许更为重要，他们认为沈从文是自由主义作家，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家是不一样的，而且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沈从文就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可惜天公不作美，沈从文的不幸离世，使他与这个奖失之交臂。但诺奖评委们并没有就此死心，他们还是在2000年把这个奖颁给了高行健——因政治原因被迫离开中国的异议作家。

莫言是不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乃至“大文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言获奖时说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此是谦词，也是事实，他笔下那些有关计划生育、大饥荒和文革的故事是他最终获奖的至胜法宝，虽然他本人并没有意料到这一点。莫言在对中国当代史的“真实”叙述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暧昧的政治立场，或许是诺奖评委们乐意接受和宣扬的，就此而言，莫言和高行健的作品可谓不谋而合。

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迷恋，反映了中国当下甚至百年以来的文化迷失。由于对自身文化的极不自信导致失却自我乃至崇洋媚外，迫切希望得到异质文化的承认。这种文化迷失肇始于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至今尚未破除。新文化运动过去了一百年，西化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无处不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笔者赞同慕朵生的观点，即在保国保种的任务已经完成的今天，保教的任务尚未完成，故需国人努力走出新文化运动迷思，开始一场儒学启蒙运动，用儒学的“新启蒙”，对治“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以西方文化拯救中国的“旧启蒙”心态，进而用儒学重新温润中国人的心灵和生命，重构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