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先生编篡了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被薛涌先生称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见《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 

笔者有个看法：自称所谓启蒙者，往往致人于最深的愚昧中。在政治史中，鼓吹解放和权利的漂亮词句，比对秩序与权威的严峻强调，更容易走向专制的道路。在教育中，对儿童自主选择、怀疑一切的讨好，比之强调服从、控制玩劣，更具有煽惑力，但却更愚昧而不自知。 

吾国传统经典的价值和能否在不求甚解的情况下要求儿童背诵，开明如薛涌先生的反对观点，竟建立在3-12岁儿童的喜好与否的基础上。薛的观点，其实只是美国自由派左翼的政治正确，或可远追溯至卢梭的理论。但这种见解，又有什么坚实的基础？薛涌文中所说的蔑视父母权威和厌恶背诵的儿童，还没有成年，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造就。但是，经验和历史却告诉我们，道德习惯和修养，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教化的结果。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要培养孩子成为有用的、品行良好的社会成员，不是使他从小就怀疑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成为裁量一切的尺度，而是不加怀疑地学习和继承一个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只有在传统中，才有进行边际批评的资格和可能。知识的获得不是起始于怀疑，而是相信。不一定是理解了才相信，也是相信了才有可能理解。 

教育儿童是父母的责任。“子不教，父之过”是我国先贤的古训。在教育中，儿童没有完全自主的能力和资格，服从和权威、规训和惩罚（反用福柯的术语）是必要的，是良好的教育所不可缺少的。以前英国的公学多培养出来真正的绅士；我家乡父老至今流传的“棍棒底下出孝子”，是话糙理不糙的。薛涌先生赞成的那种教育方式，其成绩又如何呢，有什么经验证据告诉我们效果良好？怕是以放纵开始，以浅薄甚至野蛮告终。 

我同意，没有人可以强制要求所有家长必须督促孩子阅读中国典籍。但是，儿童的家长和被家长所托付的私塾先生，可以压制儿童看动画片、打游戏的自然喜好，而诱导且并不排除强迫儿童背诵经典，引导孩子们走入正道。为达此目的，笔者甚至赞成家长和家长的代理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实施必要的惩戒，只要惩戒只是产生了暂时的疼痛而没有造成永久的伤害。 

蒋庆先生编辑的“诵本”，并非独出心裁，而是基于历史的经验，取我国古圣前贤的成法而已。这不是什么专制心态。对历史和前人的尊重，恰恰是对思想专制的抵制，终极的权威恰恰在编书者之外。至于薛涌的看法“世界上人人有思想的权利，只需要记住那些自己认为值得记住的东西”，则极为独断，没有坚实的根据，并将客观真理降低为人的主观欲望，从而走向他批评的“蒙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