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需要儒学的疗育 

——访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安梧教授

作者：林安梧

记者：殷立飞

来源：《深圳特区报》（2015年04月21日第C02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三月初三日丁卯

           耶稣2015年4月21日

提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事件中，有些人对儒学的批判，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弱势时期，出现了文化上的不自信，大家希望通过文化上的批判和否定来迎接所谓的现代化，实现富强。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样的道路肯定走不通。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后，面对社会形态的变化，需要寻找治疗的方法，儒释道的思想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资源。

近日，深圳举办“大爱筑城”关爱行动理论研讨会，受邀参会的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安梧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作为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的高足、“后新儒家”批判派的代表，林安梧教授结合现代社会所出现的一些弊病，对“新儒家”、“后新儒家”的观点，以及儒学的当代适用性等问题做了深刻分析。

面对社会形态的变化问题，需要寻找治疗的方法，儒释道的思想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资源

深圳特区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当代“新儒家”如何面对儒学的存与废这个时代性问题？

林安梧：“新儒学”的理论就是在回应这个问题，回应彻底的“反传统主义”。彻底的反传统主义一直认为，传统会阻碍中国走向科学与民主，也就是所谓的“现代化”。

作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认为传统并不妨碍现代化，反传统主义者持相反观点，是因为没有真正把握住传统的核心，即“良知”之学和“心性”之学。牟先生提出了一个脍炙人口且引发争议的说法，叫做“良知的自我坎陷”，认为要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之上去安置科学与民主，由此开启所谓的“现代化”。

途径就是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知性主体”，开出“民主科学”。科学是中立的，而“良知”是超越知性主体之上的道德主体，由道德开出知识，由道德开出知性主体和民主科学。

深圳特区报：有人说您是“后新儒学”中的批判派，这个“后”是对您的老师牟宗三先生“新儒学”的批判。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林安梧：我的观点主要集中在我的《后新儒家哲学论纲》当中，提出当代新儒学代表一个时代的完成，回应了“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如何开出现代化。但是，新儒学只是给出了一个理论上的逻辑次序，而我首先要厘清理论上的逻辑次序与实践上的学习次序的差别。

牟先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过世之后，有人认为要维护牟先生之所论，我认为对牟先生的“新儒学”观点，要做一个“批判的继承”，才能实现儒学“创造的发展”。更准确地说，“后新儒学”是对“新儒学”的转化，实现发展。

因为今天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了，儒学必须重新去面对现实本身。在牟先生那个年代，呼唤着要进入现代社会，走向民主科学。牟先生给出了一个“理”上的诠释和说明。但是，在具体如何落实这个环节上，还是有缺憾。

由此，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应该需要什么样的儒学。第二个变化是进入现代化社会之后，人在追逐外在对象的过程中离开了本来价值根源存在的状态，自我受制于商品、技术等外在物质，人出现了“异化”。比如，人们发明手机，本是为了更加方便交流，其结果却造成人们陷入了手机的“圈套”中，离不开手机，还影响了人际之间的交往，对这些“异化”的问题，需要寻找治疗的方法，儒释道的思想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资源。

要与传统交谈和对话，让传统起到对现代化“批判”和“疗育”的功能

深圳特区报：您对“新儒学”的批判，主要是在批判什么？

林安梧：牟先生观点的合理性，主要是在诠释体系的逻辑之下，以“良知”之学为起点，往下来回应“科学与民主”，给出了一个理论上的逻辑次序。但是，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在东方世界，其实是一个“实践的学习次序”，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生过程，而有一个历史的发生次序。

儒学理论的逻辑次序和实践的学习次序是两回事。在理论上逻辑次序不一定适用于实践的学习次序。例如，在新加坡等东方地区，民主或者现代化进程中，就无所谓牟先生所言的“良知的自我坎限”，也没有由道德开出知性主体，开出民主科学。还是从一种感触直觉当中去学习民主与科学，通过这种实践的学习次序，却依然学得相当不错。

另外，我们所处的时代，已不是牟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观念所带来的问题感不同了。牟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努力地呼唤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可是，人类走到今天，不是呼唤现代化，而是在现代化的学习过程中顺畅地与传统交谈、对话、融通、结合。考虑的问题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该当如何，而不是牟先生所考虑的传统文化如何开出现代化。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从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很多弊病中，人类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要同传统交谈与对话，让传统起到对现代化“批判”和“疗育”的功能。

深圳特区报：您发展了牟宗三先生的“两层存有论”为“存有三态论”，这样一个听着玄妙的概念，对现实和学术本身有什么价值？

林安梧：正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妙的概念是认识的根本。我所提出的“存有三态论”延续牟先生的“两层存有论”，是为了针对现代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帮助人们去认识“存在”本身，让人们认识到回归本源和本心的重要性，这是对现代社会起到反思作用的一个哲学理念。在东方的思想资源中，通过儒释道三教的有关思想，能够对现代异化现象起到“意义的治疗”的作用，更进一步，上升到“存有的治疗”或“道的治疗”高度。

两层存有论是牟先生非常重要的哲学论点，主要是通过康德“现象与物自身”的超越区分来阐释“存在”，一层是现象界的存在，一层是睿智界的存在，也就如现象和本质的关系一般。通过“一心开二门”来涵射这两界。

我的理论是由“一心开二门”转为“存有三态论”，我认为存有有三个状态，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彰显、存有的执定，存有经历了从存有的根源到存有的彰显，再到存有的执定这个过程。存有这个语汇，不是我们所面对的那一个存在，而是天人地我为一相互对话的那个总体，也就是“道”，这就是存有的根源。“道”的彰显，就是存有的彰显之后，人们通过话语去论定一个事物时，就像老子说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人们都会为“道”给出一个名字才能“执定”它，但给出名字的“道”人们就从这里开启了万物，达到“存有的执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都有一个“存有的执定”，在论定一个事物时，往往忘却了存有的原初状态，也就是所谓的道。因此，要不断地回归本源，做到“至于道居于德”，回到根源，回到本心。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状态。

人类的文明应该具有“与天地参”、“致中和”、“天人合德”等特征

深圳特区报：“后新儒学”中的“后”，指的是什么？

林安梧：首先是时间上在当代“新儒学”之后，也就是1995年牟先生逝世之后。牟先生过世，代表了当代新儒家成果的一个里程碑。

然后是面临着现代化之“后”，“人本”已被用烂了，又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控欲”的状态，是一种“天地人我万物为一”状态，这时的文明到了需要反省的时候了，儒学也因此需要转变。进入二十一世纪，代表着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新的时代，并不是盲目地去追求现代化，而是对现代化进行一个很深层次的反思，人们要回到天地人我万物这样一种能够相互对话的世界。这时，我们更能够有机会去正视人的“存在”问题。人的存在不再是以“人”为中心的存在，人必须要归返天地，这才是中国人思考世界的方式。

我们过去太倚重西方所定义的“现代性”，以人为中心来思考问题。近代西方强调“我思故我在”，通过“思”来强化人的主体地位，用知识来启蒙人类，用知识的亮光来照亮这个世界，控制这个世界，人类好似越来越有力量了，达到自我实现。

但是，中国的思维方式中，一直以来都是天人地我为一的对话方式。人只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而不是核心。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样的思维，都是天地人我万物对话的思维方式。其实，人类的文明应该具有“与天地参”、“致中和”、“天人合德”等特征。即便是人，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放在一个“人伦”的网络中去思考人。所以人不是为自己而活着，我们是父母的儿女，我们是弟弟的兄长，我们是哥哥的弟弟，我们在这个脉络中来安立自己的生命。这是“现代性”进入“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差别。这种差别也是中华文明在慢慢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逐渐显现出来的问题。

另外，中国人的思维表意系统是一种“图像性的文字表意系统”，而非西方的“语言为中心的表意系统”。我们的文字符号只有一种，但是读音却有很多种。所以，我们不是语音中心主义，而是图像中心，我们通过图像更能体会事物的“意义”所在，我们的文字就很像事物本来的样子，这样的表意系统更接近“存在”本身。

因此，基于这些不同，我们不能再以西方的现代性话语为参照，而是要更加自觉地去反思我们的文明。

深圳特区报：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有很多的不同，您是否要根据现代社会的特点来调整自己的理论框架，甚至重构一套理论？

林安梧：准确来说，应该是调整和转化，还谈不上“重构”，因为我的理论中还是坚持儒家的基本价值，并融合进了释道两家的思想，也不排斥其它优秀的思想资源。只不过因为现实的不同，在调整与转化中诞生一些新的观点，比如“公民儒学”。

以前是以人伦、家庭为主的社会，那是一个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以前是以血缘性自然联接人伦、宰制性的政治联接君臣、人格性的道德联接教养为主。到现在就变成了契约性的社会联接，我们在一个社区或社会中，由于人口流动，社区和社群的意识更加明显，就会形成一个缔结契约性联接的社会。

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联接方式发生了变化，社会更具公共性，每一个公民要有公德。在深圳的关爱行动中，就是儒家所强调的爱与公民价值结合得很好的范例，依靠社会来自我调节社会。

儒学曾经出现的问题，那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

深圳特区报：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您如何看待儒学的未来？

林安梧：儒学发展数千年，经历过许多坎坷，但是儒学的价值一直存在，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儒学都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是在民间，儒学的价值更守尊崇。儒学讲天地、人伦、圣贤、教化，在华人传统中一直坚持这些价值。我们生命有三个维度，一是自然的生命，二是血缘的生命，三是文化教养的生命。孟子说得好，君子有三乐，统治天下并不一定是最快乐的事，而父母兄弟俱在、不愧天地良心、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才是最快乐的事。无论朝代更迭，文化却生根发芽，人性依旧在这种文化中生长。

至于说儒学曾经出现的问题，那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比如将儒学比作"封建礼教"、"桎梏"，这些并不是儒学最为核心的价值。这种状况是因为封建王权强势之下，士人只能走科举这条路，压缩了儒学的空间。

反观现今，百业俱兴，不用再像以往那样只有一条科举路可走，只要有本事，做什么都可以。在社会生活的多元化的状况之下，人们更愿意去追寻一些原本应该有的人性、本心。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事件中，有些人对儒学的批判，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弱势时期，出现了文化上的不自信，大家希望通过文化上的批判和否定来迎接所谓的现代化，实现富强。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样的道路肯定走不通。

现在是文化走向自信，儒学走向复兴的好时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发展起来了，文化上才能自信和自觉，成为文化强国。什么是文化强国？就要有文化的自信，自觉地参与到人类文明的构建当中，作为文化的主体与其他文明更好地对话。单纯从人口上来看，以儒教为特征的中华文明是占多数的文明，但因为近代的历史原因，被"征服"了。当下，中国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更好地去反省，实现中华文明的延续。

林安梧：1957年生，台湾台中县人。“后新儒家”的代表学人，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的高足，台湾大学第一位哲学博士。曾任《鹅湖》学刊社长、主编、《思与言》人文社会学刊主编等职。现为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著有《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佛心流泉》等。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