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儒家思想人物蒋庆先生编辑了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引来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先生的强烈批评（《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见《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他形容蒋先生的努力是“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他径直将这称为一种“文化蒙昧主义”。 

这样的评论倒也没有什么，因为，一个人总有对一件公共问题表达意见的自由。蒋庆先生既然倡导儿童诵读中国古典经典，那么，自然也应当接受别人的批评。但是，网络论坛却出现了一种舆论一律，薛涌先生的批评博得了广泛的喝彩，在世纪沙龙上，网友们评论说，“倒也不必怕，这种倒行逆施的东东是得势不了的！”“好，不能虐待儿童！”“如此愚昧的东西为何能形成“运动”？”“文化承传乃自然选择过程，无须‘大师’们奔走呼号！”等等。 

就在同时，各个论坛上也有一个热门贴子，不少网友对各地政府破坏文化遗产的现象极为愤慨，对一些专家呼吁停止改建旧鼓楼大街、保护北京城市风貌的意见表示同情。然而，看到薛涌和网友们在读经事件中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彻底地、绝对地反传统的心态，我知道，各地政府破坏旧城风貌，其实是有深厚的社会心理支持的。 

今天的那些稍微有点头脑、也乐于思考的中国人，通常都是无可救药的进步主义者、唯理主义者、启蒙运动的崇拜者。启蒙时代的欧洲大陆知识分子把整个人类历史描述成一个进步的历史，相应地，中世纪则是一团漆黑；今人比古人聪明、幸福、明智、理性、善良；我们今天生活在历史的尽头，文明在我们这里达到了迄今为止的颠峰。 

同样，现代以来的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也相信了这种天真的进步主义，但这却导致了一场进步的悲剧。他们看到了现代化在西方的成就，回过头来，他们发现，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社会、文化、文明、道德等等，是如此地落后、愚昧、无知、丑恶。不摧毁这些东西，就无从建立新社会、新国家、新道德、新人生。因此，他们发起了一场讨伐传统的知识、社会、甚至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至今，全盘反传统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本能的意识形态。当年有人呐喊不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所教导的都是愚昧和无知。过了近百年后，这个声音依然清晰地回响在我们耳旁。在这种心态下，主导城市建设的政府官员为了现代化，为了城市的社会、经济进步，而对城市连根推倒，全盘重建。这种做法，跟学者鼓动扔掉中国古书，其实完全相得益彰。 

当然，在一个文化、知识和思想多元的时代，没有人可以强制要求所有家长必须督促孩子阅读中国典籍。但是，同样地，责骂一个学者发出的阅读中国古典的号召为“愚民运动”、为“文化蒙昧主义”，恐怕也有失粗暴。这些人士觉得，他们可以对传统、对中国的典籍作出终极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是不能质疑的。这反映的是一种一元论、唯理主义的独断论的心态，而这种理性的自负和自我中心，恰恰是蒙昧主义的典型特征。——很多时候，很多人是以追求现代化开始，而以彻底的蒙昧主义告终。这样悖谬的事情，中国人百多年来经历过不少了。 

让我们还是理性一点，宽容一点，尤其是对自己的传统、对自己的祖先、对自己的文化，多一些同情的理解，而少一些刻薄、猜疑、鄙视和仇恨。毕竟，薛涌博士和他的孩子生活在美国，当然不一定非得读中国古典。但是，生活在中国本土、并且注定了将一直生活在这里的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说汉语、写中文，那么，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似乎就有理由去读一些中国经典，我们的教育体系也似乎应当多拿出一些时间进行汉语和中文的训练，学习那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而阅读、精读古典，乃是进行语言训练最重要的途径，不管那个民族，恐怕都是如此。 

不光是语言，我们恐怕也需要通过阅读中国典籍来进行思想训练。如果我们将继续说汉语、写中文，那么，我们就该学会用汉语思考。而这就需要我们去揣摩，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思考的，进而了解他们都思考了那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中国人的思考传统的边际上去进行创新。如果未来中国人还可能会有一些思想的创见，那么，这样的创见注定了不可能出自一个从来不阅读中国古典的人的头脑。 

西方人让他们的孩子阅读荷马史诗、阅读圣经，然而，中国的孩子为什么就一定必须忘记诗经、论语，然后才能做一个现代的、文明的、理性的中国人，我实在不能明白这其中奇怪的逻辑——我只能说，追求现代而走到了这种地步，也许是因为心灵过于狭隘而智力上希望偷懒而已，毕竟，全盘拒绝传统只需要一点激情就足够了。 

来源：南方都市报，2004-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