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并非不言利而是以义为利

作者：龚鹏程

来源：《辽宁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二月二十日甲寅

           耶稣2015年4月8日

“义利之辨”，作为儒学公案，其争议由来已久。后世儒者坚持的根本原则，每不出“重义而轻言利”之范围。董仲舒即说过，君子应“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比较直接：儒以义为利。以下为本报记者薛百成对龚鹏程教授的专访。

今人说义利，所在皆是义利二分，义在其先，而后可言利。而论二者具体关系，每多飘浮语，顾左右而言他，诸如必须、应该，但是也不能绝对地，也要看到，之类。龚先生所言，似仅此一见，直说儒家如何以义为利，而不说义在利先，不说见利不忘义。

这个是有出处的。 《大学》有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

《大学》教导我们的，正是治国理财的大道理。可惜后世多只注意它前面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部分，在那里吵来吵去，对此就不免轻忽了。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生财有大道有小道，小道是以利为利，大道是以义为利；发财有两种，一种以财发身，利用财来发显自己；一种以身发财，像我们现在这样，拼命赚钱，想发财，结果把自己殉给了财。

孔夫子也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样的话，以表明如不失义，我亦求其利。 《吕氏春秋》中还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放在今天，这就是说助人为乐，报酬也是可以有的。那么这个儒家轻利重义的印象是怎样出现的呢？

儒家本来重视利，且认为利是与义相关联的。既如此，为什么后世老有儒家只谈义不谈利的印象呢？这是孟子的影响。

《孟子·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

此即所谓“义利之辨”，是后世儒者坚持的根本原则之一。董仲舒即说过：君子应“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人往往奉此为座右铭。可是孟子这句话容易引起误解，令人讳言利，只知高谈仁义。殊不知孟子当时乃是当头棒喝之说、冰水浇背之言，意思是不可仅着眼于利，需由仁义行，才能真正获利。

义利概念自提出，即是为着解决其时道德准则与财富（含富国强兵之大与个人财富之小）之间的矛盾。利，自然指的是财富以及利益，而义则是道德方面的天然约束，但是后世的论争日趋复杂，且争论来争论去，最后把问题集中在单一的道德层面了。这正如龚先生所说，近人论儒家，主要是从政治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方面论，很少由经济方面去讨论。

由经济方面去讨论儒学，这个话题其实早在100年前就有康有为弟子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大开论域了。康有为写过 《物质理财救国论》，陈氏受其影响，故专就经济方面弘扬孔教。该书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著作，也是迄今影响最大的一部。因为其后的儒家学者多不娴经济学，儒家又被视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故几乎没有赓续的讨论。

这本书是陈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由该校正式出版。可见水准颇获好评。出版次年（1912），梅纳德·凯恩斯就在《经济学杂志》上撰写书评；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也把它列为重要参考文献；熊彼特之名著《经济分析史》亦承认其重要性。

您刚才引用《大学》中有关义的论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是在治国的层面陈述义之要旨。而这一陈述在今人看来，似乎有些飘浮，因为依照我们对古代有关义利概念的基本印象，似乎不大容易理解“以义为利”的含义。学者黎鸣有一个极端的说法，义利之辨是2000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大陷阱，因为用义与利辨，无论义胜，还是利胜，除了两败俱伤，全都有害于人生之外，别无他获。

秦汉以后，延续儒家这套思路者不可胜数。举一个例子，宋代的叶适一贯被视为功利一派，他的见解足以证明儒家说功利，一贯都是以义为利的。叶适的看法是，治国理政，一般人都是讲兵讲利、夸当世、重狱讼、强调行政管理；孔孟之道却是讲义、讲去兵、讲尧舜三代、讲礼乐、重教育。孔孟义理常常因此而被视为迂阔。可是大家自以为是的功利办法，历史证明了，根本不能久长，反而是被视为迂阔的，长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他说：“故臣之所甚患者，以上迂阔诮其下，而下亦苟讳其迂阔之名，自贬而求容于世。其小者，学通世务，则钱谷、刑狱不足以深知而徒以纷乱，其大者取三代之不可复行者勉强牵合，以为可以酌古而御今，二者皆足以败事。而臣以为必得其迂阔者而用之，天下其几乎！ ”他希望大家能真迂阔些，真去讲孔孟之道，以此大义，兴国之利。

可以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明代邱编撰的《大学衍义补》是一部教育皇帝的教科书，其中涉及义利之辨者甚多。如该书卷二五引用《王制》：“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兵车不中度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 ”

而后引用宋代李觏的论述：“理财之道去伪为先，民之诈伪盖其常心，矧兹市井，饰行慝何所不至哉？奸伪恶物而可杂乱欺人以取利，则人竞趋之矣。岂惟愚民见欺耶？使人妨日废业以作无用之物，人废业则本不厚矣，物无用则国不实矣，下去本而上失实，祸自此始也。 ”

邱的评注是一句话：“臣按：市肆所陈虽商贾之事，然而风俗之奢俭、人情之华实、国用之盈缩皆由于斯焉。 ”这个评论耐人寻味。

那么，治国理政之下，古代日常生活层面的义利观，又是怎样体现以义为利的儒家理念的呢？

在日常生活层面，古人一直是强调士贾同道、义利相合的。士应重视财富，商人则应重视道义。明代东林理学家顾宪成即有过这样的看法，说富，并不足讳。富而好礼，可以提躬；富而好行其德，可以泽物。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新的“义利”关系论：“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而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两成，通为一脉。 ”（《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

而社会上对这种态度的实践性行为，则比这些儒者的理论阐发还要实在。比如古代许多行业，如典当、信贷、票号、钱庄等，多有严苛的行业伦理，以强调其基础就在信用二字。明儒唐枢有一同宗的侄子打算经商，苦于没有资金，就与唐枢商量。唐枢对他说：“汝往市中问许多业贾者，其资本皆自己有之，抑借诸富人者乎？”他的宗侄就去了一趟市场，并作了调查，回来告诉唐枢：“十有六七是从富人那里借来的资本。”唐枢就说：“富人有本，只欲生利，但苦人失信负之尔!未暇求本，先须立信；信立，则我不求富人，而富人当先觅汝矣。”信用，原本只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而在此已被视为商人的精神。

古代的商业家族对此讲得更加具体，如徽州《新安家族商训》说：“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斯诺：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斯贷，不以牟取为贷，以义为贷；斯典，不以情念为念，以正为念。”徽商是讲朱子学的，其特征是以宗族作为联系，以“孝”道、“恕”道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商训正是儒家伦理的体现，以义生利。

还有，你看晋商，那些票号的名字就反映了儒家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如：志成信、协成乾、世义信、锦生润、恒隆光、徐成德、大德通、大德恒，等等，以义、德、诚、信、厚、公、合等字词，宣示出信义与利益结合的思想。

义利之争，年深日久，只在轻利重义的前提下，我们每以口舌之争，将利的含义拘执于 “为小利益而放弃大义”这样一个狭窄的角度。而自经济的视角而言，思路则会清晰得多。以今日的商品社会为背景，重提古典的义利之辨，有何重要意义？

学界在讨论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时，有个著名的“韦伯论断”。因为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与基督新教伦理相关的；中国和印度没有这种伦理精神，故开展不出资本主义。学界有关韦伯论题的争议，汗牛充栋，意见纷如。但争论之焦点大抵在于儒学能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且隐隐然含有能发展出才是好的意思。而我想回到商业活动本身来探讨。人类自古就有商业，中国也是，不是资本主义出现了才有。殷朝又称商，殷人即是商人，当时贸易已南采南海之珠贝、西伐昆山之玉石。后来之发展，华商更是由纵横欧亚大陆和东亚、南洋、印度洋，而到如今遍布世界。所以应该讨论的是一种商业行为的总原则，局限于近两三百年的资本主义，眼界何其小？

何况，韦伯讨论资本主义精神的方式，就是在勾勒经济活动背后之伦理因素。其本身就已点出了经济活动的内核即是“义”，是在义的驱使下才有各种不同的经济行为。只不过，义者宜也，各民族各时代各自合宜的精神有些不同罢了。

所以我们还应回到 《易经》，重新思考“利者义之和”。想想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首先，从事商业，当然是为了谋利。但从事什么样的商业，其选择本身却是义的判断。

这个义，一指价值、道义，二指合宜、适当。譬如贩毒、走私、卖假药、印假钞、放高利贷、做黑心食品，赚钱都是又多又快的，但你会犹豫做不做，这就是义的判断。通常的考虑都是平衡的：是不是既可让自己赚到钱，又满足了社会需求，有益于人？这就是“和”，两者取得了和谐。

其次，商业是交换行为之一。交换，指我拥有某物，有条件地转让给你。整个行为包含三部分的正义问题：

一、我如何拥有该物，程序为何？该物是否可被占有？这涉及“获取正义”的问题。

二、持有物之转换过程为何？是自愿、赠送、竞争、垄断、替换、诈欺，还是买卖？这涉及“转让正义”的问题。

三、以上两者中任何一个出了纰漏，都会引出“矫正正义”的问题。是处罚不正义者，还是修改游戏规则？是法律矫正，还是可以动用私刑去报复？任何一桩商业买卖，之所以能形成利益或利润，其实都须符合这些条件，所以才会说“利者义之和也”，是各种正义的综合结果。换言之，利者义之和或以义兴利，乃是一切商业活动的总原理，任何时代、任何形态的商业都不能背离它。自以为聪明的人，别出妙巧，以为可以获利；甚或耻笑儒家迂腐，以自鸣得意，其实都只是自寻烦恼，以身发财罢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