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何来“死亡之吻”

——驳余英时“大陆提倡儒家是儒家的死亡之吻”说

作者：孙铁骑（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博士、吉林白城师范学院政法系教师）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十八

      西历2015年1月8日

余英时于香港新亚书院65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陆领导人正在提倡的复兴孔子儒学的努力时，称“在大陆，某组织提倡儒家，在我个人看来，是一种死亡之吻”。此语一出，颇引关注，影响广泛，儒者圈内亦有多表赞同者。而考查余英时谈话全文，其以西方文化为本位的偏颇立场，其对儒家文化判定之简单草率，其对儒家文化担当意识之漠视，都证明其“死亡之吻”说存在严重的错解儒家文化，甚至误导视听的问题，故本文不得不辩之。

一、历史上存在“二个儒家”吗？

余英时全部立论的基点是对二个儒家的划分：“中国历史上向来就有两个[儒家]，一个是被迫害的儒家，一个是迫害人的儒家“。而按照余英时的语意，“迫害人的儒家”就是“传统的儒家，就是皇帝所尊崇的儒家，三纲五常的儒家，不许犯上作乱的儒家，这是传统的王权皇朝所推崇的东西”。 而“被迫害的儒家”就是“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也就是余英时崇尚的真儒家。这种划分的意思就是历史上进入政权的儒家，或被政权利用的儒家就是“迫害人的儒家”，就是假儒家。而没有进入政权，或与政权进行对抗的儒家就是“被迫害的儒家”，才是真儒家。如此引申出来的逻辑就是只有批判当权者，与当权者进行对抗的儒家才是真儒家，而被政权所推崇的儒家都是假儒家。但在余英时的具体表达之中，其对儒家与政权的结合并不完全持反对态度，只对儒家与大陆的政权相结合或被大陆政权所利用持反对态度，而对儒家与西方思想的结合则持支持态度，从而才会说大陆提倡儒家就是“儒家的死亡之吻”，而儒家如果“和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结合起来”就是真儒家的精神。

“二个儒家”的历史判定可以说是延续了“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虚无主义精神，对整个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简单粗暴的全面否定，然后将一切罪过加之于儒家之上，余英时的与之不同之处不过是又提出来一个“被迫害的儒家”而已，似乎是在为儒家正名，实质是错解甚至歪曲了儒家。这里需要详细分析：

首先，我们要反思中国历史是否就是一部专门迫害人的黑暗历史。如果中国历史真的暗无天日，惨绝人寰，生民涂炭，那么我们可以说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是“迫害人的儒家”，尽管余英时认为这不是真儒家，但儒家难辞其咎。而真正的中国历史是这样吗？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五千年文明古国，泱泱华夏，礼仪之邦，我们的山川文物，文明古迹，古籍经典，文人雅事，历历在册，历历在目，尤其儒家的人文精神，早已由神本返归人本，超越西方文明上千年，如何可说中国历史就是迫害人的历史呢？如果中国历史不是一部迫害人的历史，那么又怎会有一个“迫害人的儒家”呢？

而余英时所谓“迫害人的儒家“的本意不过是指中国历史上存在当权者利用儒家维护自己的统治，维护”三纲五常“，”不许犯上作乱“的问题。而就客观的历史与现实来说，哪一个政权会允许民众犯上作乱呢？这是儒家的问题吗？余英时所推崇的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就允许犯上作乱吗？而儒家对政统当然有维护作用，这正是儒家的入世之处，但儒家对政统的维护完全是建立在贤人政治的基础之上的，且政统要归宗于道统之下，也就是儒家的“不许犯上作乱”是有一整套的义理原则为前提的，而不是无原则的维护政治统治。否则中国历史也不会有如此多的改朝换代，当政者以儒家维护自己的统治，反抗者又何尝不是以儒家推翻旧有的统治？故被政权利用与否根本不是评判儒家真伪的尺度，而“迫害人的儒家”更是“莫须有”的罪名，政权可能迫害人，而儒家何曾迫害人？基督教以上帝之名发动“十字军东征”，我们可否说上帝迫害人？

而余英时批判“迫害人的儒家”的另一层深意是暗指大陆领导人所提倡的儒家就是“迫害人的儒家”，从而不是真儒家。也就意味着真儒家不应当被政权利用，而是应当保持自己的“批判精神”，也就是要批判或反抗大陆政权。且不说其如此言说的政治动机如何，仅就其如此言说的学理依据而言已经完全放弃甚至背叛了儒家的义理宗旨，完全以政治标准作为划分真假儒家的标准。其如此言说的背后已经承诺了自己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思想家，因其思想完全不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话语表达，而以“政治正确”为本位 的话语表达，而其“政治正确”的标准又无非是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等政治标准罢了。故二个儒家的划分已经完全越出了儒家思想的本真宗旨之外，而将儒家完全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武器加以利用罢了，而按照余英时的政治标准，那就是批判大陆政权的儒家才是真儒家，从而也是“被迫害的儒家”，而被大陆政权利用和提倡的就是“迫害人的儒家”，就是假儒家。

按照余英时的如此逻辑，在大陆根本不可能搞儒学，根本不可能有儒家，因为大陆的儒家无论真假，只有两种结果，要么被迫害，要么迫害人。如此结论就已经是大张齐鼓的恫吓了，意味着在大陆不要研究儒学，不要成为儒家，如果你是被当局所认可的儒家，那就意味着你是迫害人的儒家，如果你想做不迫害人的儒家，那你就只能成为被迫害的儒家。余英时的如此结论已经将大陆儒学复兴运动及正在兴起的大陆新儒家群体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按照余英时的逻辑，当代大陆新儒家群体即然得到了政权的认可，那就意味着大陆新儒家都是“迫害人的儒家”，如果大陆新儒家要成为真正的儒家，则必然要批判现政权，从而必然面临着“被迫害”的命运。

本文在这里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按着余英时的逻辑自然得出的结论，而如此结论恐怕余英时自己也会觉得有些荒谬，而大陆新儒家群体在事实上也并没有纠结于“迫害人”与“被迫害”的二难之中，而是从各自的儒家立场出发，现实地推动着儒学复兴运动的发展。而余英时何以会提出如此充满矛盾而又貌似合理的观点呢？这就需要辨别儒家与政权的微妙关系。

二、儒家与政权之间是什么关系？

余英时完全从西方观点出发来评判儒家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将儒家作为独立于政权之外的意识形态，从而要么被政权利用，要么批判和反抗政权，而没有中国传统的政教合一的意识与观念。儒家对政治的理解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当然也不同于余英时的理解，儒家将政治作一种泛化的理解，将整个社会生活都作为一种大的政治系统，从而儒家的“为政”不仅仅局限于政权之中，而是泛化到整个社会生活之中，从个体的修身始，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为政”的过程。且看孔子对为政的理解：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孝于父母，友于兄弟，以自身的德行影响到周围人及施政者，这就是在为政，为什么一定要进入政权之中才叫做为政呢？这就是儒家广义上的政治理解，只要有儒家在，就有儒家的政治在，区别于现代政权统治意义上的狭义政治。故儒家对政权从没有攀附之心，“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论语·述而》），因为儒家的“为政”并不受政权控制与影响，而是自在发用流行于每个儒者的现实生活及其现实影响之中。政权统治只是儒家为政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不影响儒家大的政治理念的实现，所以孔子虽无官位，却有弟子三千，泽被后世，哪一个政治家能有如此影响呢？

同时，正因为儒家对政权没有攀附之心，用行舍藏，也决定了儒家对政权没有拒斥之心，更不怕被政权所利用。因为儒家为政宗旨在于行道，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述而》），儒家志在入世行道，又怎能拒斥政权呢？儒家进入政权是为了替天行道，将政统归属于道统之下。现代文化从批判传统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统治者利用了儒家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在文化反思的意义上，站在儒家本位的立场上，又何尝不是儒家利用政权统治维护了自己的道统呢？所以儒家总是在谋求积极入世的机会，孔子周游列国，积极谋求进入政权的机会，却不是为了和政权苟合，而是为了入世行道。故有孔子之志，有儒家义理宗旨为据，又何惧被政权利用？只怕不被政权利用，如孔子言：“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如果真正理解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入世担当的道义精神，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待当下大陆领导人提倡的儒学复兴都不会得出“死亡之吻”的结论。说到儒家的死亡，儒家早已经死过了，对于已死之人又何来“死亡之吻”之说呢？从而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的儒学复兴诉求，都只能是对儒家的“招魂”，而不是儒家的“死亡之吻”。

而余英时对大陆儒家“死亡之吻”的诅咒显然是针对大陆的政治统治而来，却将儒家作为一个躺着中枪的受害者拉了进来。从这一点上说，余英时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观念已经取代了其对儒家的正确理解与认知，其话语身份只是一个政治家或持不同政见者，而不是一个思想家，更不是一个儒家学者。从而大陆儒学界大可不必将其“死亡之吻”说作为什么高明之论而附和之，儒家的生命只能生长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壤之上，真正的儒家只能诞生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壤上，正所谓“中土难生，大道难逢”。大陆儒学与儒家的生命力自在于民间，这种生命力是一种自发的成长，而不是受政权的支配与支持而发展起来，而大陆领导人只是顺应了这种时势。故儒学的复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政权的提倡只是添加了一股东风。余英时作为一个身居海外，远离儒学故土，早已脱离儒家生活世界之人，仅仅从政治立场立论，显失思想家的严谨，更无学术思想的系统论证，实不不值一论，但因其影响不小，且多负面，才须辩而论之。

三、怎样看待大陆儒家的当代际遇？

余英时的“死亡之吻”说能在大陆新儒家群体中产生很大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陆新儒家的思想根基不牢，自身的思想影响有限，以至于余英时以一个海外学者的身份，从政治立场出发对大陆儒家进行一个主观定性的评判，就在大陆思想界造成很大影响。可见大陆新儒家还缺少自我认知之后的自信与自觉，还缺少对儒家义理的充分理解与体认，从而还受制于某些海外名人的价值判断之下，舍己而从人，实乃背离儒家宗旨，失去了自家天地。

什么是真正的儒家？不能以“迫害人”还是“被迫害”为标准，也不能以“被政权利用”还是“批判政权”为标准，这些都是形而下层面的西方化思考，是现代学术沉沦于世之后的盲目评判，没有形而上层面的本体论支撑，只能是自说自话，自以为是。真正的儒家是求道的儒家，是“下学而上达”、“志于道”而求“君子不器”的儒家。故政治在儒家眼中只是“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一个面向而已，而君子所求是“形而上者谓之道”的终极层面，也就是《周易》所言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安顿自我与世人的身心性命才是儒家的真正追求。而狭义的政治（政权统治）只在安顿人的社会性生命，即“外王”这个生命维度时才进入儒家的思考视域之中。与之相比，儒家更注重个体性生命的安顿，即“内圣”这个生命维度的身心安顿问题。而“内圣”与“外王”并非二事，“内圣”之中已经内含了“外王”的可能性，“外王”只能由“内圣”开出，由“内圣”而“外王”才是儒家所追求的真正王道，而现代政治所追求的社会治理完全脱离于“内圣”修身之外，在儒家看来如此的政治统治就不是“外王”，不是“王道”，顶多只能称“霸道”，故不可长久。

由上可知，儒家的义理根基在于“内圣”，“内圣”根基于本心，根基于个体的生命之中。故儒家的义理生命根源于人性本然所需，“儒乃人之需”，而不是根源于政权的支持与认可，当代大陆儒学的复兴运动完全是一种由民间向官方漫延的历史趋势，完全符合儒学发展史中由“学在民间”向“学在官府”发展的历史规律。而余英时身居海外，安于西方文化之浸染，已经无视西方文化存在之问题，仍然以西方文化为本位认为儒学需要对接或接受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等思想，这仍然是五四思想的残余。而其为了把儒家与西方思想对接起来，竟然将陈独秀与胡适强拉硬拽进儒家队伍则有点黑白不辩了，充分显示了其对儒家的无信心，不得不拉两个西化派来给儒家正名。而这不是抬高了儒家，而是贬低了儒家。儒家对整个社会治理结构都有从己到人，从个体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国家的义理设计，当代大陆新儒家已经展开的政治儒学研究完全没有进入余英时的视野之中，当然对于余英时的“二个儒家”来说，这种政治儒学的研究也应当是“迫害人的儒学”研究吧。而儒家这套政治统治系统不是凭空悬设的，而是根源于“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义理根据之下，此义理根据在实践中就是儒者的“内圣”修身，从而对于真儒者来说，这套政治儒学系统已经运行于儒者日常的生活与生命实践之中。

从而儒家的真正生命力直接根源于每个儒者的个体生命，而不是外在政权的支持，儒者为学的目的首先是安顿自我的身心性命，也就是孔子讲的“为己之学”，而对自我身心安顿的过程就是影响周围人，风化社会的过程，也就是儒家化成天下的过程，也就是孔子所言的广义上的“为政”的过程。从而由身而家，由家而国，由国而至天下，不待政统支持，儒家化成天下之志已经得行，儒家“为政以德”之理念已经实现。有如此追求的儒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死亡之吻”的问题，而当代大陆领导人对儒家的提倡和支持更是大陆儒家实现儒学复兴的东风，“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大陆儒家正可以乘此东风，大力阐发儒学义理，正本清源，还儒学本来面目，实现孔子儒学的真正复兴。

余英时“死亡之吻”说的另一个重要论据就是大陆政权“从前是一个批评儒家最激烈的团体”，从而其现在提倡的儒家就不是真儒家了。从而按照余英时给出的逻辑判断，无疑当代的大陆新儒家群体都是由大陆政权培养出来的维护自己统治的假儒家，或许还内含着一个语意就是只有他这样的海外人士才是真儒家吧。而余英时给出的这一判断完全是站在没有“内圣”根基的“半个儒家”的层面上给出的判断，也就是仅仅从儒家的“外王”层面来评论。而没有“内圣”作为根基的儒家本来就是“伪儒”，没有外来的“死亡之吻”也不会长久。而真正的儒家由“内圣”而“外王”，无政权支持也不能阻挡儒者自身的修身养性，以身示范，风化社会，如孟子所言：“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故当代大陆儒家忧患的应当是孔子所言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而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死亡之吻”。而大陆领导人对于儒家的提倡，完全符合传统文化“一阳来复”的历史趋势，为何要以“死亡之吻”曲解之？只能是余英时将自己政治观念的歧见嫁祸于对大陆儒家的评判之上。

而余英时的另一层语意还在于，大陆政权曾经激烈批评儒家，现在又提倡儒家，岂不自相矛盾？从而有理由怀疑其诚意。这种判断作为对个体之人的人格判定是合理的，但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取向来说则是狭隘而片面的。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生命取决于整个国家与民族性的内在需求与整体取向，而不是某个党派和群体所能决定。中华民族的整个民族文化生命已经定位于儒家，儒家亦以中华文化正统的历史发展历程证明了自身符合人性的文化品质与恒久生命力。近代以来儒家文化的退出已经带给整个中华民族太多的问题，经过反省之后的民族文化生命的内趋力已经自然招唤着儒家的回归，而任何政权都理应顺应这种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与大势而提倡之，难道余英时认为大陆政权还应当一如继往地反儒家才符合当下中国历史的发展逻辑吗？故无论如何，当下中国大陆提倡复兴儒家文化都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什么“死亡之吻”。 当下正是儒者有为之时，而此有为不是以儒学谋利，不是以儒学邀名，而是要以儒学修身，以儒学化成天下，昌明儒学正道，回归孔子儒学本真宗旨，让儒家文化的本真面目大白于天下，以利天下苍生，以保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运永久。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