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没有儒商

作者 受访者 杜维明

         采访者 中国慈善家

来源：原载于 《中国慈善家》

时间：癸巳年十月廿一

           西历2013年07月23日

最近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开始自觉地发展儒商文化。儒商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他们不仅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同时也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且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

儒商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慈善家》：“儒商”这个词语近年频繁出现，一些有文化的企业家甚至儒雅的企业家，都被称作儒商。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你认为哪些企业家可以被称作儒商？儒商应该有怎样的内涵？

杜维明：只是在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才开始自觉地发展儒商文化。用今天的话说，儒商就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企业家。他们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而且有公共意识的一批知识分子。

作为商人，儒商不完全唯利是图，他们非常重要的观念是见利思义。义利之辩中，一个很大的错误认识是要义就不要利，这完全错误。义是什么？是利益之和。义所代表的利绝对是大利，不是小利；是代表很多人的利，不是一个人的利。另外，他们获得利，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创造使人能够从事道德实践发展的条件。所以，义比利高，利和义是没有矛盾的。

《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儒商是“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须有批判精神。那么，儒商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

杜维明：今天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叫intellectual，这个概念是从俄罗斯传统里来的。他们不仅一定要批判政治、批判现实，而且一定要跟既得利益者划清界线，所以他们以批判精神特别是对政治的批判精神为特色。这个观点只是在俄罗斯的传统里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深深影响到了中国。但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却都不是这样，政治体系的人也是很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比如基辛格、约瑟夫·奈。

在中国的传统中，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就是士，士君子。士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是以他是为全体人民的福祉，有为天下的情怀，还是为现实政治的一己之私为标准。所以，不是看他有没有介入政治、有没有参与政府，而是看他的价值取向、他的心态。

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是现代意义的儒商。他当然有批判精神，这种批判不仅仅是政治批判，还有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但并不是说一定要跟政治划清界线，他介入政治事实上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中国的老传统。

《中国慈善家》：按照你对儒商的定义和标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庞大的企业家阶层中，有哪些企业家称得上儒商？

杜维明：在中国的企业界，以严格意义上的儒商最高标准来论，我不认为目前中国的任何一个企业家有资格算儒商，儒商的观念在当今中国已荡然无存。目前中国还没有儒商，儒商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正走在成为儒商路上的人很多，因为在中国企业界，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人现在越来越多。

《中国慈善家》：有没有接近儒商标准的企业家？例如，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他不仅身体力行学习、研究儒学和佛学，还把儒学作为企业文化。

杜维明：陈峰、傅成玉、马云等人，都是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CEO课程”的第一期学员。如果他们再宽广一下，不就是儒商嘛。

《中国慈善家》：儒商是否一定要有自我认同？

杜维明：对。儒商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文化自觉，这个文化自觉就是他有参与感。除了直接参与以外，他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慈善家》：子贡被称作儒商的鼻祖，他的哪些行动和思想体现了儒商精神？

杜维明：子贡有一句话说孔子，是“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性命和天道是最深层的价值，子贡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所以，看子贡和孔子的对话，很多都是谈人的终极关怀，天与人的关系。另外，子贡做生意，是做冒险投资的生意，能获大利，因此他有远见。我相信，儒学很多的发展靠子贡，子贡最忠于孔子。

子贡为儒家的发展创造了很多物质条件。他思想敏锐，非常有智慧和远见，追求天人合一，也有非常强的道德关怀。可以说，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最有企业家精神，他的事业比较宽阔，又能够发展各种不同的实业。这个传统，在儒家的文化圈一直发展。

儒家的经济理念比较符合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它不主张政府专断。法家歧视商人，只注重耕战，儒家却非常重视商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因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儒家重农轻商。为什么说这是错的呢？儒家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要想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有三种职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工人，另外一个是商人，商人通有无。法家则不要商人，只要两种人，农民和军人。

《中国慈善家》：在子贡之后的2000多年里，哪些商人可以称作儒商？

杜维明：有很多。据研究发现，很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商人，同时也具有儒商性格的商人，是从明代开始出现的。明代有一批商人，他们一方面以商人身份赚钱，同时又有一种强烈的士的情怀，有社会责任感，就成为了儒商。

晚清民国，张謇是毫无疑问的儒商，此外还有胡雪岩和荣氏家族，很多很多。

为社会有序发展发挥大作用

《中国慈善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不知儒商的传统在那里是否获得了发展？

杜维明：现在中国的儒家传统断了，要想找一个能真正代表儒商的人，在整个中国文化地区不太容易。即便找到一个，他也不一定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儒商。但这个传统在韩国和日本没有断。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很多有名的华人大企业家，可以算是儒商。

日本为什么没有断呢？涩泽荣一是日本实业之父，一生都在做《论语》研究，他说自己一生奉行的一句话就是见利思义。有次我碰到一个日本儒商—三菱的董事长诸桥晋六，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他是家里的“黑马”，因为其他家庭成员都在做学术。诸桥家族曾主持编纂了《大汉和字典》，三菱公司也长期支持日本的东洋文库（日本最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东洋文库的1/3资金来自三菱。资生堂的前负责人福原义春也是儒商，“资生”这两个字就来自《易经》中的“万物资生”。

《中国慈善家》：除了这几位大企业家之外，日本的企业家普遍重视儒学吗？

杜维明：数量相当大。有个叫冈田武彦的日本人，专门研究王阳明心学。有一次我去日本参加学术会，冈田武彦安排我和他长期培训的一批企业家见面。他每个星期六早上都和一些企业家讨论“四书”，特别是《大学》。在神户，他安排了400个日本企业家和我见面，其中既有中小企业家，也有大企业家，他们每周都会抽一段时间来讨论儒学。

日本还有专门培训儒商的学校，比如明德堂。培训内容既有会计等基本技术知识，也有中国传统书院的教育，教授基本的修身哲学。他们特别重视修身哲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伦理。

可以说，21世纪的领导者，除了经济资本以外，还必须要有社会资本。因此，除了科技能力以外，应特别注重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以外，应注重情商和人力资源；除了物质条件之外，应注重精神价值。如何培养文化能力，如何发扬伦理的智慧，如何开拓精神价值，这都是儒商的文明。

《中国慈善家》：刚才你提到日本有专门培养儒商的学校，韩国好像也有？

杜维明：对。韩国的几个大公司，现代的老板就是重要的儒商，三星也是这样。韩国的儒教大学成均馆，完全是三星在资助。文化在企业界和社会上是否起作用，要靠政府、学校、媒体和一般群众的共同努力，不可能是单向的。比如我手上这张1000元韩币（相当于人民币10元），上面印的人物是李退溪，他是韩国的大儒、韩国的孔子；上面印的建筑则是成均馆，就是太学。成均馆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断得太厉害了，我们没有集体记忆，没有经过三代还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杂志、学校和企业。

《中国慈善家》：有观点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同时，整个社会的价值和秩序依旧有序，其间，儒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杜维明：的确。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认识，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脱亚入欧，是把整个儒家传统给丢了，完全向西方学习。事实正好相反。现在日本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个叫渡边浩的学者，是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大弟子，他研究之后认为，真正的儒家精神充分发挥积极影响力的时期是在明治。明治时期，日本人提出“和魂洋才”的思想。“和”就是大和，“魂”就是日本的精神，包括儒家理念，“洋才”就是西方的技术。事实证明，“和魂洋才”是成功的。

《中国慈善家》：除了日本，在“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儒商在社会秩序的恢复，甚至社会的建设方面，是否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杜维明：起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最开始是日本崛起，然后是“四小龙”。以前分析他们崛起的原因，有一个很大的错误，都是考虑外在的原因，认为可能是美援的关系，但是，受到美援最大的国家菲律宾就没有发展起来。还有人说了其他外在因素。外在因素是很重要，但不关键，关键的是人的问题。假如现在在台湾的几千万人不是中国人，而是菲律宾人，他们是不是仍然可以发挥得那么好，这是很大的问号。

大企业家要发展为社会服务的意志

《中国慈善家》：中国的现实问题越来越严重，诚信危机、道德崩溃，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为精英的企业家阶层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

杜维明：儒家有个基本信念，就是越有权、越有势、越有影响力、越掌握资源和信息的人，越应该有责任感。中国没有出现完全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经济人的观点，现在经济人的观点很强，多半还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小家庭的利益，其他人可以不管。虽然如此，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资源还是在起作用。第一，我们是一个学习的文明，所以中国的企业家打拼时，不仅向西方学习，也向日本和韩国学习。第二，我们比较宽容，没有狭隘的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比如说原来有三教，现在可能有五教，有不同的文明多样性的观念。第三，我们是对话的文明，我们喜欢谈天、喜欢对话、喜欢讨论、喜欢协商，因为我们有一个天下的观念，天地万物一体，这是很老的传统。

最近我到无锡，看到一幅顾宪成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这一批人根本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甚至不一定考得上进士，在政府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有家国天下的气派，就是中国丰富的儒家传统资源。

《中国慈善家》：但是这个传统已经断了。例如，现在大多数企业家就公开表示，只要把企业做好就可以了，并没有家国天下的气派。

杜维明：这个我不担心，什么原因呢？因为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西方的因素已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的企业家说我把企业做好，就是尽了足够的责任。这一点错误都没有。

所谓经济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他们了解自己的利益，在相对自由的市场，在不犯法的前提下扩大自己的利润。他们有自由的观念，有理性的观念，有权利的观念，有法制的观念，也有个人的尊严。从儒家来看，这样一个人，至少比害人害己或损人不利己的人好了很多。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企业家群体有领导的能力，同时还要有很多价值，就是跟儒家的传统深刻关联的那些价值必须开发出来。自由之外必须有正义、公益或平等的观念；理性之外必须有同情或慈悲的观念；法制之外一定要有礼让的观念；权利之外必须有责任的观念；个人尊严之外必须有社会和谐的观念。这就是“仁义礼智信”，它是一个经济人必须有的。

所以，如果一个企业家说，自己只要把企业搞好就尽到责任了，以他作为一个经济人的身份，我们不会批评他。但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极大的群体，那么，除了把自己的公司管理好以外，他还应该发展服务社会的意志。儒家叫做“推己及人”，他必须向外推，不推的话就失职了。

《中国慈善家》：近些年，你担任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接触企业家众多。据你观察，他们对儒商和儒学的态度如何？他们有兴趣和意愿成为儒商吗？

杜维明：这个自觉是有的。我觉得一个令人欣慰的发展是，企业界本身有一种追求文化，特别是追求传统文化的意愿，在各个商学院的EMBA教育里比较明显。现在许多大学都有专门的国学培训，对象有很多都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从比较文化学上讲，这个潮流很特殊，其他国家没有。

《中国慈善家》：但是这种自觉会不会是功利性的？

杜维明：有功利性的一面。现在包括慈善事业，都是为了扩大影响力，扩大声誉。这种心理可以理解。另外他们也确实出现了一种新的想法，就是在成功之外追求意义。成功之后如果不追求意义，就会失落。追求意义的人不一定会成功，比如颜回就一贫如洗，但是他有内在的愉悦。假如你追求意义，而且又做大了，就很容易把你追求意义的这种价值分享出来。越有钱越有势的人，越应该有责任感，他们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然应该扩大服务的范围。

所以，好的大企业家，有四个方面要同时兼顾：第一是个人问题，特别是身心问题，因此很多企业家花大量时间修炼、休闲；第二是社会问题，即个人和社会之间健康互动的问题；第三是自然问题，现在企业家越来越应该注意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比如说不能把我们的家园给毁了；第四是天道的问题，就是人心和天道如何能相辅相成的问题，要有敬畏感，这是我们民族目前碰到的一个很大问题。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对复兴儒学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杜维明：对儒学进一步的发展，儒商起的作用会非常大。学术界从事研究可能很专业和深入，但影响不够。在政治方面发展儒学，将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受到很多现实政治的影响，包括意识形态的影响，真正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还是企业界的人。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有资源，也有国际视野，如果他们有为儒学创造条件的理想，动力就比较大，影响力可能就更大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