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之四】

 专访秋风：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受访人简介：秋风，本名姚中秋，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弘道书院山长。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封建》、卷二《天下》及《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等。

采访人：任重（ 主编）

               周绍纲（新浪历史编辑）

受访时间：2014年10月12日

秋风先生

◆“儒教”主张，已构成儒家复兴的重大观念障碍

◆儒生当然可以入党

◆通过文化认同，建立政治认同

◆儒家不急，时间永远在儒家一边

◆国家的作用是辅助社会治理

◆平等、自由不是“现代”价值，“仁”是普世价值

◆人民儒学并不主张人民主权论，而是主张“民本”

◆只要学君子之道，都可成为士绅

◆立法者和司法者需要具有教化意识

◆没有比儒家更完整的治理理论体系

◆我们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中国有良心的学者最终都必归于儒

“儒教”主张，已构成儒家复兴的重大观念障碍

：儒学复兴和“大陆新儒家”的出现，是当下非常突出的思想文化现象。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您与作为儒门同道的蒋庆先生意见相左。例如，蒋庆先生认为儒学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您不这么认为，至多认可儒学是“文教”。但据亨廷顿对各大文明分析后所指出的：世界上的文明基本上是在宗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建立的基础。您既然承认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但却为什么不承认它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呢？不承认中华文明的宗教基础，是否不利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您所认为的“文教”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有什么区别？是否更有利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您的“儒学文教”论与蒋庆的“儒教国教”论、陈明的“公民宗教”论，堪称鼎足而立，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秋风：亨廷顿错了。我觉得，过去一百多年来最可怕的事情是，中国人，尤其是读了二三手西方知识的人，总是以神教文明中产生的概念和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思考世界。西方整个思想都是神教式的，尽管其现代思想采取了世俗化版本。今天，我们要负责任地思考中国的前景和世界的前景，必须走出这种思维的牢笼。

我认为，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最为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早早走出了虚幻的神教迷信。中国文明在其起步之时，也就是五帝时代，尤其是尧舜时代，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跃迁，那就是“绝地天通”。神不再行走于大地，不再鬼混于人世。中国人走出了神灵迷信、神人杂糅的状态，确定了对天的信仰，而天没有人格。由此，中国人走出了虚幻的神教迷信，这样的中国文明是高级文明，相比之下，西方神教文明还停留在原始状态。

人应当法天而生，但天没有人格化存在，“天不言”，那么，人如何法天而生？这就有了“观乎天文”。天不言，天只是呈现为文。人观乎天文，而把握人生之道。由观乎天文，而得到“人文”。这就是道德、道理、礼乐，以及各个领域中的法度，总而言之，文。也就是说，经由天的信仰之确立，“文”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顺便说一句，只有中国有文明，西人或许有“神明”，但没有“文明”。

这就是儒家之为文教的渊源。中国从一起步，就是文教天下。孔子承上启下，将文教发扬光大。孔子之教就是“学文”，《论语》的第一个字是“学”，这与其他主要文明完全不同：他们的关键字是“信”，信神。但孔子从没教人信神，孔子之教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因此，在孔子那里，人的成长就是通过学文，“下学而上达”。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兴学，施行文教。

据此，我认为在孔子那里，以及孔子之后，儒家都不是宗教。主张儒家是宗教，既没有任何义理基础，也没有任何历史依据。文教是儒家存在的基本形态，历史上如此，今天也必然如此。事实上，今日初现之儒家复兴正是采取了文教的形态，而不是儒教的形态。

主张儒教，在我看来，是把儒家看小了。儒家本来可以在诸教之间又在诸教之上，儒教只能在诸教之中厮混，而儒教在这个方面是没有任何竞争力。你本来就没有神，怎么跟别的神竞争？

事实上，在我看来，今日主张儒教，已构成儒家复兴的重大观念障碍。你主张儒家是儒教，那凭什么政府推动儒家经典进入学校教育体系？很多自由主义者正是基于政教分离原则反对儒家经典进校园的，“儒教”说恰恰坐实了这种质疑和反对。所以，为了儒家复兴，不要再说儒家是宗教了。

儒生当然可以入党

：您在阐述儒家的“文教”特性时，曾经说过儒生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即可以成为儒家佛教徒或儒家基督徒等，那么请问：儒生可以有共产主义信仰吗？或者更现实一点说，儒生可以入党吗？您的“文教”论是否隐含着体制依赖？

秋风：儒生当然可以入党。可以有儒家佛教徒，也可以有儒教基督徒，也就可以有儒家自由主义者，儒家左派，儒家马克思主义者，儒家社会主义者等等。

这里涉及儒家作为文教的一个非常奇妙之处。我前面说了，中国文明之主体从一开始就是文教，儒家也是文教。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神教了。当然有，而且相当多。恰恰因为儒家不是宗教，儒家主导的中国才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宗教共存之格局，我将此称为“一个文教，多种宗教”。

在这种格局中，存在着文教与神教的双向渗透：一方面，儒生可以信奉各种宗教，而并没有什么不妥：儒生可以信奉佛教，可以拜祖先，可以拜城隍爷，可以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也可以信奉各种现代意识形态。比如，现代历史上介入政治较深的儒者，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差不多都是西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

另一方面，儒家价值也渗透到各种宗教中，比如，唐代佛教完成中国化，其实就是解决了与儒家的冲突，此后这一过程持续，到人间佛教，其核心价值与儒家已没有多大差异了。历史上，基督教、伊斯兰教也都有儒家化过程。今天，对于这两种宗教的信徒，对于共同体的团结和繁荣而言，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继续这一进程。

我相信，“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是世界上相当独特的文明现象。这是中国得以在历史上持续生长的根本原因，中国也因此而充分，而多样。在中国，宗教宽容已是几千年的历史事实。由此，中国人是世界上心胸最为开阔的。中国就是好世界的雏形，这个天下是“和而不同”。所有神教文明及其世俗化版本所构想的世界秩序，比如黑格尔、福山编造的历史终结论，其要旨都是“同”，消灭人世间一切差异，建立一个同质世界。这是让人返祖，重回前文明状态的野蛮力量。和而不同，才有文明天下。

通过文化认同，建立政治认同

：习近平一年内三次亲近儒家文化，对于执政党弘扬传统文化，您是怎么看的？您曾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一个命题，请问您如何看待执政党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

秋风：2012年秋冬，我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命题。我认为，中国正在极大地改变世界，并必然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秩序。世界将因为中国而进入大调整时期。但我也追问：中国做好准备了吗？我的回答是没有。

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没有文化。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主要是各色精英，不遗余力地破坏中国文化。左右各派在政治上可能杀得你死我活，但在一点上是相同的：破坏中国文化。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反对国家博物馆前立孔子雕像问题上，毛派和启蒙自由派坚定地站在一起。很奇怪，其实很正常。两者共享着同样的进步主义和历史终结论观念。

当中国强大之后，中国就成了问题。很多“公知”将此归结为制度。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全世界旅游，到处遭遇耻笑。这与制度无关，仅仅因为没有文化，没有温良恭俭让。

问题还不止此。没有文化，中国就没有能力提出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秩序想象。中国人只能重复西方人发明的国家间弱肉强食法则，这恰恰印证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担心，其结果将是冲突甚至战争。可以预料，在这样的战争中，中国必然失败。

因此，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而言，最为重要的问题其实是中国之“更化”，也即中国自身的文化重建。通过文化重建，中国将会变好。中国人将会具有道德意识，发现自己老祖宗提出的“和而不同”的世界秩序构想。这样的中国将给世界带来观念的增量，带来好处而不是坏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我看来，关键就是文化复兴、文化重建。把多样的人群联结为中华民族的纽带，就是中国文化。在中国，靠暴力，不能维持中国这个共同体。靠宪法，也不行。所谓宪法爱国主义，只可以解决西方小国寡民的共同体之凝聚问题。在中国，文化是纽带，通过文化认同，建立政治认同；通过文化身份，确定国家身份。

儒家不急，时间永远在儒家一边

：董仲舒的“更化”方案是在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提出全面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提出的，您认为当下能否提出类似的方案，以推动一场儒家式的新“更化”？

秋风：今日中国正在“更化”中。这场“更化”，正是儒家过去三十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

汉代之更化，从高祖时代就开始了，陆贾作《新语》，叔孙通为汉家制作礼仪，诸多儒者也以教育养成精英。同时，几代儒者依据经学，发展出诸多理论，提出“更化”方案。比如，贾谊就曾在汉文帝时提出过一套完整的“更化”方案。在董仲舒之前，推动汉武帝“更化”的儒生，是鲁申公的两位弟子，王臧和赵绾。董仲舒是推动“更化”的汉代儒者中较为突出的，但绝不是唯一的。

因此，儒家从来都是群体发挥作用。因为，儒家影响政治一定是缓慢的、渐进的，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儒家的道理不能立刻带来看得见的好处，短视的统治者常嗤之以鼻。他们更愿意寻找立竿见影的捷径，就好像今天的富豪，不耐烦听儒生讲道理，更愿意相信装神弄鬼的“大师”。只有当统治者把所有的捷径都试了一遍，都走不通，走投无路，才会被迫转到儒家。而儒家对自己充满信心，所以儒家不急，时间永远在儒家一边。

今日中国之归儒就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1950-1970年代，儒家被彻底打倒。1980年代，儒家终于不再挨打。梁漱溟、冯友兰等老先生开始讲儒学，尤其重要的是“港台新儒学”回流大陆，滋润中国学界。儒家慢慢恢复元气，并在社会各个领域具有影响力。儒家的地位不断提升，今天，知识界所有人再也不能无视儒家了。同样，精英们也认真对待儒家了。正是在这种大势之下，执政党归向儒家。

但我不相信，有谁能够提出一揽子方案。汉代的“更化”不是董仲舒一人的方案所造成的。比如关于“兴太学”，公孙弘贡献极大。我想，生当这一时代，儒者是幸运的。但据我观察，儒学界对于自己的使命，还缺乏清楚认知，也没有做好准备。比如，今天，没有发展出一套新的经学体系，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儒学体系。这样的儒学，无力引导这个时代、“更化”当下的制度。这是我十分忧心的。希望同道多多努力。

尤其是，希望有更多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研究的学者归儒。当年宋明儒出入佛老，今日经学、儒学发展，也需要出入西学，化用新知，以成新学。

国家的作用是辅助社会治理

：您在《华夏治理秩序史》中提出“家—国—天下”的概念，你认为应该如何划定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界限，藉以保障个体的权利不受公权力和资本的侵害？

秋风：对“个体”这个词，应当有所反思，有所保留。人当然是分别地出生的，但人生而在家中。你不可能没有父母，有父母的前提是有夫妻，有父母，则有父母与子女、兄弟等人伦。因此，个别的人生而在人伦中，这才是人存有之基本状态。家中的个人，这应当是关于人、关于秩序的思考之原点。所有撇开这一点展开的讨论都把人野兽化，而鼓励人们脱离家的信仰、观念，都是非人的。

这样，社会治理必然始于群体中的个体，而以家的治理为基础，进而向更大的群体扩展，也就是《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文明人治理之普适原理，不可能有第二个。

从而也就确定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个体自治其身，这是社会治理的原点，自治其身的个人发动和参与自己熟悉领域的治理，进而进入更广泛的领域，这就是社会自治。在此基础上，国家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国家的作用是辅助社会治理。

但需注意，这样的国家不是“必要的恶”，而是不可或缺的善。国家提供一些社会自治体无力提供的公共品，没有这些公共品，社会自治将无法运转。因此，对国家，不能只想着防范其侵害。这种敌对意识无助于公共之善的达成。相反，应当激励官员自治其身，应当选贤与能。

同样，对资本，也不应以敌意看待。有资本积累，才有投资，才有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明的积累。对掌握和使用资本的人应予以教化，让其“富而好礼”，富而爱人。

总而言之，相互疏离的原子化个人预设必定让人始终停留在丛林状态，即便自以为进入文明状态，也必定充满敌意，充斥阶级斗争意识。摆脱原子化思维方式，天地自然宽。

平等、自由不是“现代”价值，“仁”是普世价值

：有人认为平等与自由等现代价值已深入人心，儒家却强调尊卑贵贱的礼制。您认为儒家宪政是否与平等精神兼容？

秋风：这里的“有人”，也就是半瓶子醋的知识分子，他们根本没有研究过儒家思想，而是道听途说了一星半点，就开始以终极审判者的口气说话。这些人其实也不知道平等和自由是什么含义。至于说平等、自由是“现代”价值，这简直就是笑话。分出现代、古代，然后审判古代，这种巫术式思维方式经常出现在哄孩子的童话中。

儒家的核心道理是“仁”。“仁”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是人，其他人都是人。每个人把自己看成人，也把他人看成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人。这里面同时涵摄了平等、自由、爱，而可以避免光秃秃的平等、自由、爱必定造成的严重弊端。所以，我主张，“仁”是普世价值，可以普适于人间所有人。

儒家宪政就是仁政，仁政就是每个人相互对待为人之“政”，就是创造条件让每个人成就为真正的人之“政”。这样的“政”必定可以做到平等、自由、互爱，但比这些更多、更好：仁政让人平等，而不是同质，依然保持不同；仁政让人自由，但不疏离；仁政让人互爱，但不必先抛弃亲亲之爱，而是亲亲而仁民，由近及远地爱。

所以，仁政是大道，中国当走仁政之大道。

人民儒学并不主张人民主权论，而是主张“民本”

：看到您和几位学者探讨“人民儒学”的问题，有些人本能地联想到了民粹主义，它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处境，21世纪民粹主义在许多地方复活，甚至大行其道，儒家会蜕变为民粹主义吗？再者，儒家传统的“四民”能否过渡到现代社会的“人民”？您所讲的“人民”是阶级论的，还是普世论的？

秋风：对人民的警惕，失之于过。美国政治的基础原理就是“人民主权”。当然，人民主权论确实很容易导致民粹主义。尤其是民主，跟民粹主义之间，只是一张窗户纸。民主之所以在有些国家没有堕落成民粹主义，仅仅因为，它被置于共和框架中。美国就是这样。所以，二战后，美国人说其国家是民主国家，让人惊讶。因为，联邦党人设计宪法就是为了防范民主，而建立了共和制。今天美国学界神化民主，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人民儒学并不主张人民主权论，而主张“民本”。一个美好的人间，不应存在主权者，本来也不存在，只不过神教思维者喜欢想象出一个主权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所有人共同治理天下。人民就是所有人，人民共同治理天下，这是天赋之义。天下人都是人民。其内部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但万民一体，天下一家。阶级斗争理论是非人的理论，把人变成物，变成禽兽。“四民”不过是职业之别，而非等级之差。四民中每个人都在人格上平等，都有治天下之义。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意愿，都有这个能力。所以，要“选贤与能”，最好的制度就是天下由人民中最为贤能的人治理，真正的贤能治理就可以避免民粹主义。

由此就有了“治人者”、“治于人者”之别，“治人者”要对“治于人者”负责，“民为邦本”。但两者不是敌对关系，“治人者”要生产和供应公共品，要维护秩序，更要养民，其中包括教化民众。经由教化的民众皆自治其身，通情达理，也就不会有民粹主义情绪。

民粹主义的泛滥，皆因为政治的物质化。现代西方政治理念基本上都把人当成动物，最多只是高等动物，其本质就是欲望和追求满足欲望之物的理智。这样的人必定让民主堕落成民粹。黑格尔、科耶夫、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人终结于动物状态。

只要学君子之道，都可成为士绅

：政府现在推动“乡贤”群体的重新构建，听说您也参与了浙江德清的乡贤参事会建设，传统“乡绅”和“乡贤”有何异同？您在探讨儒家的治理秩序时，多次提到“君子”和“士绅”，甚至想塑造现代士绅，那么现代士绅的主体应该是谁？

秋风：现在政府推动“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很好。不再迷信国家控制，也不再迷信民主投票，总算走回正道，让各个领域中的精英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作用。但现在的乡贤，未必称得上“贤”，因为大家普遍没有学过君子之道，因而对于参与公共事务，缺乏热情。所以，在推动乡贤参与社会治理时，需要同步建立精英学习机制，学习君子之道，唤醒公共精神。浙江德清推动成立“乡贤参事会”，我只是提了些建议，具体如何激活乡贤资源，发挥“本土、外出、外来”等各类精英作用助力基层社会发展，目前已在积极探索中，值得肯定和期待。

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的主体都是士君子，经由儒家兴办的教育养成庶民为士君子，其中一部分进入政府，成为士大夫；其余仍在社会，或者由政府返回社会，成为士绅。士绅在基层社会组织各种自治组织，创建和维护公共生活。宗族就是自治组织，祠堂就是公共空间。其实，这种制度是十分现代的。

20世纪以来，这套秩序松动，而后被国家权力摧毁，20世纪中期形成“新秦制”，由党化的国家权力直接统治每个人。结果行不通。1990年代以后，又引入村民民主选举制度，结果仍然行不通。

两种西方现代统治术都试过了，都行不通。还是得回到中国治理之道。今日中国欲重建基层社会秩序，就必须重建以士绅为中心的基层自治制度。这不仅适用于乡村，也适用于城市。城市基层根本就没有社会，比农村更差。在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中，士绅是核心。有了士绅，就可以创建出制度。没有士绅，一切无从谈起。

那么，士绅从何而来？孔子兴学，开放包容，任何人都可通过学成为士君子。因此，任何人，只要学君子之道，都可成为士绅。教师，官员，企业家，白领，所有人，只要有道德自觉，学君子之道，积极发起和参与公共事务，就可以成为士绅。中国的士绅不需要贵族身份，这也是中国文明特别高明的地方。

这也提醒我们，目前的精英培养体系须加入君子养成内容。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各大学的法学院、商学院，要开设中国经典研读课程。官员、企业家群体中也应当形成学习机制。政治局学习，党委中心组学习，各种单位、企业的学习，这是很好的社会治理机制。中国式治理，基础在学。但学习内容应当有所调整，必须加入君子养成内容。这样，基层社会所需要的士绅，就会源源不断地生成。

立法者和司法者需要具有教化意识

：最近，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引发热议。今天依法治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哪方面的问题，未来的方向或趋势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德治或礼治，法家法治，以及西人法治各有什么借鉴意义？

秋风：法治很重要，但法律之治之于优良治理的意义，在中国（也许还有别的文明中），不同于闪族文明——至于其理由，比较复杂，在此无从展开。

因此，儒家向来认为，德礼政刑并用，方可通往通往优良治理。重要的是，德礼刑政其实都涉及规则，在儒家看来，用于治理的规则完全可以是多元的。法律之治是重要的，但对于优良治理而言并不完整，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还有更多规则可以发挥更为基础的作用。如果忽视这些，也即忽视教化，忽视风俗的养成，法律将会因为缺乏必要的基础而无效。

话说回来，法律本身也是一种教化手段。但法律发挥这种作用，需要立法者和司法者具有教化意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中国的法学家普遍具有排斥道德的强烈倾向，他们相信，现代社会就该用法律治国，道德、伦理根本不应当涉入法律中。比如，《婚姻法》的修订就越来越荒唐，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破坏人伦的倾向。婚姻法的名目本身就是荒唐的，应当制定《家庭法》。

法官也受到这种毁人伦倾向的影响，做出一系列有悖情理的判决，比如南京彭宇案，以及类似案件。这就导致了法律之治与民情的紧张。这个时候，我会问：法治让人放心吗？人们之所以对法律不信任，对法院不信任，不仅仅因为司法腐败，也不仅仅因为司法不独立。

中国建立法治，恐怕需要对两个根本问题进行思考：第一，法律之治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究竟是什么样的？明白本分，才有可能演好角色。第二，法律之治内嵌于多个构件组成的治理体系中，它如何与其他构件相匹配？

没有比儒家更完整的治理理论体系

：传统中国的治理经验与智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和现实助力？

秋风：传统中国的治理体制本来就是现代的。历史终结论童话的编造者福山说，秦朝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汉武帝大幅度地改进了秦的制度，那岂不是更现代了？

具体地说吧，“治理”这个政治现象，在中国，至少已存在两千年了。治理相对于统治而言，儒家对于社会秩序的思考，恰恰形成了一套治理思想体系，而不是统治的思想体系。汉武帝以后，儒家塑造的社会管理模式就是治理，而不是统治，也即，不是依靠国家权力统治民众，而是以民众的自治为秩序之基础，国家权力发挥辅助作用。这足够现代吧？

所以，今天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该回到儒家义理，回到传统中国的治理实践。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儒家更完整的治理理论体系了，再也没有比中国更丰富的治理实践了。进入儒家义理，进入中国治理实践，面对现实，可以发展出最为高大上的现代治理理论。撇开儒家谈治理，就是在绕开西施找美女。

我们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清华大学国学院刘东教授在最近出版的新著《再造传统》中呼吁：激活“中体西用”路径，思考中国文明新立场，熬出中国文化新传统。甘阳先生也在最近有关“新康有为主义”的讨论会上强调：张之洞才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您也曾经表述了“中体西用，资相循诱”的路径来会通古今中西，建立“中国式现代性”。您和甘阳在这一问题上的同和异主要有哪些？

秋风：的确，张之洞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奠基性的人物，至少可与康有为并肩而立。康有为提出了现代中国不能不处理的所有问题，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基本上都是荒唐、甚且具有破坏作用的，比如他的儒教说、孔子创教说。张之洞则第一个发展了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思想，从而既为改制拓展出空间，也坚守了中国之道。张之洞所设计的“癸卯学制”贯彻了这一思想。如果坚持下来，也许可以避免20世纪的诸多灾难。可惜，蔡元培之流掌权，迅速摧毁了这一教育体系，让中国教育走上反中国文明之路。

我化用陈寅恪先生评价张之洞的一句诗，“中西体用资循诱”，提出“中体西学，资相循诱”的命题，我认为，这是中国在开放的世界建立优良秩序之不二法门。在这一点上，我与甘阳先生没有什么不同。

只不过，到了今天，光做张之洞是不够的。南皮的时代，中国文化之体尚在，经史之学仍为主脉，故南皮只需守“中体”即可，更重要的工作是化用西学。过去百年，中国文化遭到严重破坏，经史之学基本中断，西学已反客为主，大喇喇地坐在中国之堂，对中国文化吆五喝六。这时，我们没有什么可坚持之“中体”了。我们必须重建“中体”，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也就是说，今天，负责任的中国学者要做 上的孙文，要进行一场概念的革命，思考方式的革命，学术范式的革命，总而言之，学之革命，以恢复中国之学的主体地位。

应该说，蒋庆先生20年前的《公羊学引论》、10年前的《政治儒学》，也许就是这场革命的第一枪。左右各派共同反对北京大学的“燕京学堂”项目，则是一场思想上的大规模起义。接下来，这场革命将会继续扩展到各个学科。在我看来，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革命态势是比较明朗的。

就好像当年孙总理在革命成功之后并没有排斥满蒙，而是让其回归正位而已，我们说 上的“驱逐鞑虏”，也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让西学归到“用”的地位。否则，中国在思想观念上永远都是殖民地，而偌大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做思想观念的殖民地，不仅十分可笑，对世界也是大灾难。

中国有良心的学者最终都必归于儒

：您以前是以自由主义学者著称，后来却转身为儒家，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也是很有象征性的现象。您心目中的儒学与自由主义是什么关系？有些左派认为你从自由主义转到儒家，是“儒家之贼”，你如何回复？而有些儒者认为您把历史上的儒家治理描画得太好，是否对儒学复兴的现实困难过于低估？儒家、自由主义、左派之间未来可能的会通在哪里？

秋风：一百多年来，中国有良心的学者最终都必归于儒。

当然，这本身是很可悲的。中国人本来天生就是儒家，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如此，而一旦我们接受教育，就进入了一条强有力的“去中国化”流水线中。过去一百年多年的中国教育，从幼儿园开始，都在不遗余力地去中国化。结果，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是中国人。中国学者满脑子都是一些半生不熟的西方价值、观念，甚至信仰，比如神教思维方式根深蒂固。

有了一定阅历，有了一些反思之后，我们不能不转型，不能不“背叛”。但其实这是回归。可悲的是，大多数学者仍在虚幻的观念牢笼中，拿着西方的真理，居高临下地判断中国。他们看我，当然不解。但我坦坦荡荡。我们本来是中国人，却蹩脚地用别人的方式，思考别人的问题，这很可鄙。比如，左右派之争，就是很可怜的事情。某人主张阶级斗争，有些人大声反对。但他们的言行其实就是在与自己的敌人进行阶级斗争。这种左右派之争，就是神教思维导致的观念和政治现象。中国知识分子不幸传染了这种思想的“埃博拉病毒”。中国被他们撕裂。所谓的左右两派都崇尚斗争，他们的方案都是通往地狱之路。他们争论的问题其实是，怎么恶才好看，怎么死才美丽。

由他们去争吧。我对此没有任何兴趣。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儒者。但我相信，他们中会有一些人幡然悔悟，因为，儒家是正道。我看到，过去十年，左右两派都有不少人回归正道，成为儒者。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儒者，左右两派的死法之争就消散了。如果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成为儒者，世界就有救了。至于历史会怎么样，咱们走着瞧。但我相信一点，时间永远在儒家一边。

责任编辑：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