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文明意义

作者：秋风

来源：新浪历史

时间：甲午年九月三十

           西历2014年10月23日

邓小平参观虎丘时与民众亲切见面

邓小平是伟人。但他的伟大意义究竟何在？也许，从文明复兴的角度可有最为全面的理解。下面略微考察一下邓小平那些最为人瞩目的观点、做法与中国治国之道间的关联。

激进主义狂欢

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两个思想与政治传统：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两者的区别不在于中国是否当变，而在于如何变。保守主义主张，制可变，道不可变。激进主义则主张，要变制，就必须变道。

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保守主义知之不多，但其实，保守主义曾相当强大：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之后，思想文化学术领域中的主流就是保守主义。在政治上，成熟的孙文、蒋中正都是保守主义的，由此而形成了保守主义的中华民国立国精神与宪制，一直绵延于今日之台湾。

当然，激进主义也有强大力量。毛泽东融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列宁斯大林的组织策略、以及中国历史上造反者的原始共产主义观念，形成一套全新的激进主义理论，最终打下江山。

但与古今中外一切打江山者不同，毛没有准备安稳地坐江山，而是雄心勃勃地“继续革命”。1949年共同纲领、1952年宪法、1975年宪法以及受他影响的1978年宪法，都是“继续革命”的宪法。

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已坐上江山了，当然不可能是政治革命，而是以体制的政治力量展开经济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观念革命，归根到底，就是对文明的革命。毛认为，中国唯有彻底改变，全盘重建，才能应付世界挑战，保住“球籍”。最深层次的革命就是对中国价值观及其所支撑的生活方式予以革命。毛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命名就清楚展现了最为彻底的激进主义政治理念。文化大革命不是别的，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大革命。

其结果，则是巨大的混乱。权力与文明相悖，法律与生活为敌，在意识形态尚有动员能力之时，或可勉强维持某种扭曲秩序。一旦意识形态崩解，社会秩序必定解体。

这就是七十年代中期的情形。激进主义的继续革命走到头了，整个国家已没有方向。于是，邓小平复出。

走出激进主义

在中共领导下人中，邓小平是出过国的：在法国勤工俭学，在苏联学习理论。这可以部分地解释邓小平何以采取开放政策的，尽管实际上，中国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前一直就是开放的。

但之所以是邓小平出来收拾继续革命的残局，恐怕主要还是因为，邓小平身上的务实气质。

哲学会让权力不理性，在现代中国，它尤其可怕。因为，现代中国的哲学经常是舶来的，灌注了反中国文明的基因。带着理论的政治，在现代中国，首先会进行文化的大破坏。二十世纪激进知识分子，不论左右，其理想就是以抄自外部世界的理论，也即真理，全盘改造他们断定为愚昧、落后的中国。中国是其心目中真理的试验场。只不过，不同的人照抄的对象不同而已。直到今天，很多自以为先进的知识分子仍抱着这种以真理造就新世界的理想。

邓小平没有理论兴趣，他更重视实践的智慧。这就是中国式政治的基本特征。中国人没有兴趣构造逻辑严谨的政治哲学理论或政治学理论，而更重视实践，且在实践中内自省，反思，从而形成智慧，用实践智慧解决问题、难题。

由此看来，邓小平的复出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不是偶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任何一位西方哲学家会这样说，这实际上取消了理性的至上地位，将其置于实践智慧之下。只有中国人才会这样想。事实上，在中国文化脉络中，本无所谓“真理”：中国讲天道、天理，会讲道理、人情，至于“真理”这个词，关联于逻各斯或上帝。

沿着这样的逻辑，邓小平重提“实事求是”。这是汉儒用过的词。邓小平用这个中国词语告诉人们，抛开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直面中国现实。这就从根本上抽空了激进主义的可能性：现代中国一切激进主义都起源于对外来终极真理的自信。

激进主义在政治上终告退场。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旨在清除执政党的激进主义基因。

回到中国价值

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国文化的大革命，既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化也堂皇地回归了。邓的重要政策均有这种取向。

今天六十岁左右的人谈到邓小平，最为感念的是恢复高考的决断。孔子创立文教，养成士君子，以为合格之社会治理者。在中国，文教内嵌于政制中，政治的核心则是教育与选举两项制度。比如，宋明时代通过科举制度，打通国家、社会，让两者不至于对抗；由此，社会优秀人才不断进入政府，而始终有希望。这两者是社会秩序稳定之关键。

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之后的高考制度依然具有科举功能，毛则切断了底层上升通道，又造成国家治理人才德能的严重下降，陈永贵、王洪文、吴桂贤等人登上权力最高层，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邓小平恢复高考，实际上重回中国文教-选举体制，由此而让读书人群体重新获得应有地位，受到尊敬。须知，在传统中国，最好的时代都是士人地位高尚的时代。反过来看，九十年代以后社会虽富裕而败坏，与读书人地位急遽下降密切相关。如何恢复读书人地位，重建士绅群体，是社会能否建立稳定秩序的关键。

后来，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建设要一起抓，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他相信，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必须用法律和教育两个手段来解决问题。

这同样是中国式政治思考方式。随着执政党将专门开会讨论法治建设，近来人们正在热议“法治”。然而，基于中国人的信仰，法律在中国永远不可能具有西方那样崇高、绝对的地位：中国人不会“信仰”法律。但中国同样有过良好秩序，而达到这种状态的首要机制是教育，或教化。由此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由此形成礼俗，化成人心，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此，人们普遍地积极向上，而又能自我约束。这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础之上，法律发挥有限作用。

因此，在中国，明智的政府必定高度重视士人养成，重视普通民众的礼乐教化，重视塑造良好社会风气。邓小平近乎本能地接受这种治国理念。只不过，直到今天，中国也没有找到建设精神文明的有效方式。

值得注意的，“精神文明”一词本身也是二十世纪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张君劢、梁漱溟、梁启超等先贤都曾提出，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的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是物质文明。这看法虽不甚准确，但颇有道理：中国不以神教为中心，则不能不追求“精神”之“文明”。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这个概念出自《礼记·礼运篇》。两千多年中，这篇文献似乎并不显眼。经由康有为之发皇，《礼运篇》在现代中国获得了异乎寻常地重要地位。尤其是“大同”理念，对毛泽东产生过巨大理念，他把这一理念与外来历史理论和王朝反叛者的理念结合，熔铸出人间天堂的理想。

邓小平有意识地针对毛的大同理想，退而提出“小康”目标。这个目标之提出，既有反激进主义的强烈意味，又凸显了中国政治之中国主体性：中国人追求的目标不再是某个外国理论中描述的理想状态，而是中国人两千多年前就描述的良好状态。这是政治立足点的一次重大转向，过去三十年来的历史，其实都是从这一步走出来的，并且，一条宽阔的大道就在前面伸开。

最后，提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情节：官方发布过多张邓小平与家人和乐、尤其是孙辈嬉戏的照片。有意思的是，习近平最早发布的一组照片，最引人注目的也是家人和乐相处、尤其是孝敬父亲的景象。家是文化之本，父慈子孝是伦理之本，这些图像传达了重大的文化、政治信息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