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政府下令全国信儒家，我一定反对

作者：方东旭

来源：澎湃新闻网

时间：甲午年八月初五

            西历2014年8月29日

【编者按】

自上世纪初以来，反对古代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思潮发轫之始，其中占据古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更成众矢之的，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百年中，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生活方式的变化，儒家文化似已成云烟往事，虽时有儒者赓续其学、振发其旨，却难挽其颓势。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传统价值和传统生活的转向，所谓“国学热”即其明证。一批被称为“新儒家”的学者正努力应对社会现实作出调整，以求在古代思想中，挖掘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儒家学说，特别是儒家的现代政治学说，在如今的中国究竟是“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还是潜龙在渊，大有可为？为此，澎湃新闻将陆续刊发我们对当代儒学学者的访谈与文章，以求展现这种社会思潮的大致轮廓，供读者讨论。以下为澎湃新闻对儒者方旭东的访谈，实录已经被访者审阅。

方旭东在汉源小憩

采访方旭东的时候，正是上海今夏最热的那几天。地点约在他家附近的肯德基。“那家人少，安静。也好找。”他说。十点半到了，一位身穿白色麻布衣衫的白净男子，端着咖啡和蛋挞，施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方旭东，安徽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主研宋明理学、道德哲学。他自安庆师范学院起步，先后在华师大师从杨国荣获哲学硕士学位、北大师从陈来获哲学博士学位，曾赴香港、日本、美国哈佛、英国牛津访学，是近年来在学界相当活跃并颇受关注的中生代儒家学者。

但我们是从电影和文学聊起的。他在大学时代就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写东西、搞文学社，文学青年干的事情我们都干过。”看电影则正好赶上中国盗版崛起的时代，1995年在华师大读硕时曾买过一千元多元的DVD光驱并活活看坏。在北大读博时，“小东门有一间租录像带的小店，很快被我们这些文艺青年改造成专购艺术电影的地方”。这一热爱延续至今。除了以哲学教授的身份在大学开设电影课之外，今年上海电影节，他自己买票看了八部电影，为了梳理时间地点，甚至做了张个人观影表。再有，他还是古典音乐迷，家中唱片众多。

有趣的是，对于这些业余爱好，方旭东会表现出学术般的热情，是一位辞典型爱好者。“最早当我决定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会有一种知识性的兴趣。”比如，他会去读电影史、音乐史，像《世界电影史》和很多研究导演的书籍，杨明望的《贝多芬九大交响曲解说》，甚至把汪启璋等人编译、钱仁康校订的《外国音乐辞典》从头到尾都过了一遍。

这样一名资深文艺青年，却选择以哲学为业，只因哲学能带给他思想上更大的满足。

谈起儒学，早在1998年读博时就曾在北大一袭长衫非常醒目的他，对那些奉儒学为信仰的人却敬而远之。他更愿意把儒学作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比如，对天的敬畏，对自然的亲近，对家族的关怀，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文的喜爱。”并且强调，人要有选择的自由，儒学在今天应当只是人们众多选择中的一个。

这样的立足点，令方旭东的思考覆盖广阔的现实问题。社会层面，他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危险是，如孟子所言，“国富民强还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天一个国家人们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人人都跟野兽一样，那这个国家还会好吗？”政治层面，“历史上儒学不是作为个人领域的信仰存在的，而是为国家治理设计的。儒学在政治哲学上有什么是当代可以借鉴的？儒学中能不能找到一些东西，同西方的自由、民主对接？”

缜密或幽深的哲学思考，融在真实的生活中自然呈现，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挖一汪池养鱼，租一座山种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方旭东，听听这位现代派儒家学者，是如何在复杂的现实乱象，和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梦想中穿梭平衡的。

核心观点：

有些人愿意承认儒学是他们的信仰。我可能更愿意把儒学作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比如，对天的敬畏，对自然的亲近，对家族的关怀，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文的喜爱。

造成今日之国学热的原因，一个是商业因素，另一个则是政府的正面倡导，执政党现在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在做调整。

好的社会是一个“仁”的社会。仁者爱人。“忠”和“恕”都属于“仁”下面的概念。孔子讲的“忠”，朱子解释说“竭己之谓忠”，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办好别人交给你的事。“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尊重差异，不强求一律。最好的政府就是让每个人都可以乐其所哉。

方旭东自制上海电影节观影表

澎湃新闻：7月8号，您到厦门大学做了一场关于“戏剧与哲学”的讲座。之前对于您的印象大多是研究儒家的学者，请问您是怎么讲“戏剧与哲学”这个话题的？

方旭东：“戏剧与哲学”本来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开的一门课。这次到厦大，他们让我做一个这方面的讲座，在那里，我和听众一起分享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除了“戏剧与哲学”，我还开过像“存在主义电影”、“日本电影与美学”这样的课。这些课对我来说，是一些相当于副业的课，教这些课纯粹是出于喜欢，能让自己快乐。你知道，现在教哲学，多数情况下已经很不快乐了。所以，在哲学专业课之外，我会有意识地去开一些与文学艺术相关的课。当然，即使教电影或戏剧，讲起来我还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哲学本行的。

澎湃新闻：您教授这门课与中文系、艺术系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方旭东：不一样的地方，嗯，比如，同样是在上海大学讲电影，影视学院的老师可能会多讲一些与技术相关的所谓专业性的东西，而我更多侧重于美学这方面。就像我讲日本电影，是把它放在日本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去讲，比较接近美学甚至思想范畴。我选的电影多数是有思想深度的，当然它的艺术性也很强。

澎湃新闻：您当年是一位资深的文学青年，为什么没有选择中文系呢？

方旭东：我没有念文学是因为我对思想或哲学更感兴趣，文学不能满足我的智性需求。不过，虽然现在我主要从事哲学研究，但我一直对文学艺术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经常follow（追）这方面的新书。一方面大概是我的求知欲很强，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识地去抵抗学院人的异化，我是不太喜欢最后变成那种很封闭的学院人，只知道自己所谓的专业，没有任何taste（趣味品位）。我最初也是从哲学爱好者进入哲学之门的，是因为喜欢而选择了哲学。

平心而论，一方面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很高造诣，另一方面要保持专业之外的兴趣，这并不容易。像我的两位老师，陈（来）老师和杨（国荣）老师，他们是我们这个专业领域的顶尖学者。与他们相比，我的兴趣可能较广。在我看来，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专注。我想，我的两位老师在专业上有很大成就，专注是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专注还是不专注，可能最终还是取决于你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中国现在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细，比如研究同一学科的，研究中国哲学的，别人会问你是搞哪一段的？研究先秦这部分的，可能对宋明、近代的完全不了解。学术会议也在很小的范围内召开。就学术研究来说，专家之学当然是需要的，也是必然的。但是，学者也是人，学者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他应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且是很高、很丰富的精神生活。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您还翻译了外哲类的《维特根斯坦》？

方旭东：那其实也是因为兴趣。当我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阅读了大量分析哲学的书，很快就接触到维特根斯坦。读他的《哲学研究》，觉得有意思。你知道，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相当传奇的人，关于他的八卦也不少。后来有一个机会，翻译了一本介绍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小册子。再后来，长春出版社找我翻译《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这本书是新闻记者写的，挺好玩的，译出来后，好像读者还不少。

回想起来，到现在为止，我是比较幸运的，一直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说到跟儒学的关系，我跟那些把儒学当做信仰一类的学者不太一样。他们身上有某种东西，是我敬而远之的，也许是一种悲苦或悲情的气息？反过来，在那些把儒学当信仰的人看来，也许我有一些后现代的特点吧。我八十年代末上大学，适逢新启蒙和文化热，经历过学潮，写过诗，听崔健的摇滚乐，大学毕业后还在工厂干过几年。然后读研，念的又是哲学，最后到大学教书。已经不太容易被那些宏大的东西给忽悠住。现在有些人，言必称以儒学为生命，摆出一副文化托命之人的样子。我总是想：至于么？

说到学术研究，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宋明理学。除此而外，我也会选择一些比较好玩的题目来做。我大概是国内儒学研究者中较早关注“动物权利”这个课题的吧。对儒学有信仰的人往往不能理解我研究的这类题目。比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为何儒家不禁止杀生？》。这个题目就让某些人感到受刺激，因为他们认为本来就不应当禁止杀生嘛。这种写作可能和我受的分析哲学训练有关，分析哲学非常强调argue（争辩说理）和criticalthinking（批判性思考），很难没有保留地去接受一些事物，一定会对它进行分析。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哲学气质，否则与宗教有什么区别？我们这个行当，有很多人是从现象学进入中国哲学研究的，而我是从分析哲学进入的，路数很不同。从现象学进入，我觉得比较接近一种文化诗学乃至文化神学，与我理解的哲学不是一回事。

澎湃新闻：我能这样理解吗，有些人把儒学作为儒教，但您就是把儒学当作儒学？在某些人那里，或许把儒学放在一种类似“信仰”的位置，那么您把儒学放在什么位置呢？

方旭东：对，部分程度上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些人愿意承认儒学是他们的信仰，有些人也不太愿意承认。要我说呢，我可能更愿意把儒学作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比如，对天的敬畏，对自然的亲近，对家族的关怀，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文的喜爱。

刚才说，我是比较有怀疑论气质的。曾经有一位老友很认真地告诉我：如果你能去掉一些怀疑论气质，就是一名非常棒的儒家学者了。但我回答说：不可能，如果那样就不是我了。

我们经常会互相开玩笑，说谁算儒家学者，谁不算？我跟那些以儒学自命的朋友调侃说，如果连我这样的学者你们都要开除出去，你们这个儒学圈子也太小了。你看，我受过这么好的训练，做的又是儒学，我对中国哲学、对儒学的理解肯定比秋风（微博）要好吧。如果你们的阵营里都是秋风那样的人，说明你们的水平很低啊。我这样讲秋风没有任何贬义。我讲的是学术训练，scholarship。

在中国哲学领域，开句玩笑，我是正儿八经的名门正派啊，现在有些风头很健的人都是旁门左道啊。不能因为大家都认识汉字，就随便谁都能抓起《论语》就讲。如果我们学者讲的程度和于丹差不多，那是我们的失职。

这个意思，我在2012年北大出版的论文集《绘事后素：经典解释与哲学研究》中也有提到。“绘事后素”是说:如果想画好一幅画，先要打好底子。学任何东西都是如此。学术界有的人，你能看出来，就像金庸小说里写的，路数不正，因为基本功没打好。在武学上，招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内功。

在中国哲学研究这个行当，最基本的功夫是对文献的解读。陈来老师尤其强调这一点，对文献的解读要以一种内在的方式进行，现在很多人都是野路子。内在的解读，就是要求你有扎实的基本功，要熟悉注释传统。对于经典，很多人直接读白文，这不是学术性的做法，这就是所谓的野路子。你不能一下子跳开汉代的注释、宋代的注释、清代的注释和现代的注释。我教学生读《论语》，就强调专业性，要求他们至少要看汉代的注释，宋代的注释（主要是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还要看现代钱穆或李泽厚的注释，另外还要了解外国学者的研究。研究儒学应该有这种学术训练。目前国内国学和儒学的门槛太低。现在被媒体追捧的那些所谓大家、大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澎湃新闻：对了，请问您怎么看待“国学热”？

方旭东：今天的国学热和政治气候是有关系的。最早国学热出现在九零年代，我1995年考华东师大的研究生，有一道题就是谈谈对国学热的看法。1994年，北大汤一介先生领头搞了中国文化书院，从正面讲孔子和中国文化的价值。

第二波的国学热则是最近几年。造成今日之国学热的原因，一个是商业因素，另一个则是政府的正面倡导。执政党现在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在做调整。改革开放三十年，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大讲得通了，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有人说，今后要“通三统”，就是把毛的传统、邓的传统和孔子的传统，融合为一。国学热，与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有关系，很多人因此有了底气，敢对西方说“不”。

今年三月份，我们这拨国内做儒学的年轻学者在太仓开了个小会，在会上，大家吵得很激烈。因为大家的光谱有很多种，有毛左（毛儒现在很时髦啊），有康（有为）党，我和老白（彤东）偏右（自由主义）一些。会上讨论了很多现实甚至敏感话题，例如民族问题、国家认同问题、宗教问题，所有跟当下现实有关照的问题几乎都有涉及。

在我看来，正统儒家是不讲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在处理民族事务以及国际关系上，儒家讲“王道”，反对“霸道”。我严重不同意他们关于“霸道”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用的观点，我说你们不是仲尼之徒，因为《孟子》说过“仲尼之徒无道齐桓晋文之事”，以后不许你们以儒家自命。我们在会上吵得很激烈，以致在场的一位年轻学者感慨今天又是“儒分为八”了。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氛围，有种百家争鸣的感觉。有争鸣，儒学本身的各种可能性才会慢慢出得来。

只要可能，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关心一些现实问题。比如，最近我要去开一个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是谈中国哲学与“自然农法”的关系。“自然农法”是一种比较生态的农业生产方式，不除草、不打杀虫剂，让植物自然生长。“自然农法”的提倡者，他们说的一些话，跟中国哲学里讲述“人”与“天”关系的话有很多相通之处。一般对于虫子，如果认为是害虫，就会尽量消灭掉。毛泽东时代曾经发起除四害运动。但从生态学的角度看，除四害是错误的。像麻雀，就是吃虫能手。现在有一个农人老贾，在崇明包了一块地，尝试用“自然农法”的方式种粮食。他不打农药，任鸟去吃稻子，最后发现，鸟儿至多吃掉四分之一的稻子，但鸟儿的回报是吃光了地里的害虫。

《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这本书记述了一个传奇的日本果农的故事。你知道，果树这个行业都是靠打农药除害虫。果树行业不打杀虫剂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个日本果农木村，就是坚持不打杀虫剂来种苹果。前四年，他的苹果树都快死光了，所有人都笑他是个傻子。但最后，他成功了，种出了号称世界上最好吃的苹果。

虫子是要吃一部分的稻子或水果，但虫子的存在也是有它用处的。生物的种类是金字塔形的，越是上层的物种就越少，越到下面数量就越大。自然创造出虫子和稻子，就预设了虫子会吃掉一部分稻子，这就像在交税。

我自己在牛津做了一年访问学者，机缘巧合，种了一年的菜。英国的publicgarden（公共原地），40平方的地，一年才5英镑的租金（差不多人民币50元）。那时我才了解，种菜不容易，因为有虫子吃，有鸟吃，还会有鹿来糟蹋菜地。更不用说，还要看老天的脸色，有一次遇上冰雹，地里的青菜一下子就被打坏了。后来我把这些理解为这是给自然交税。

人类的毁灭性和独占性太强，人类的贪婪将造成地球的毁灭。气候变暖就是如此。你知道，气候变暖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行为造成的。人类老想改变自然，摆脱天的控制。最后，人真的慢慢脱离了自然，脱离了上天给人设定的位置。现在的农业基本是工业，像大棚种植、基因工程，这些都是不符合中国哲学之道的。

人类把某种生物定位为害虫，是因为人类的目的性太强，他认为这些都是属于人类的。但是自然生长的作物也应该给虫子吃一部分。人只希望除掉虫子，独占所有的劳动果实。明代心学家王阳明也论述过这种善恶思想。王阳明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传习录》记载了学生和他的对话。学生在花园里除草，感慨为什么杂草那么多，而花却那么难以培植。王阳明回答，那是因为你喜欢花，讨厌草。接着王阳明和学生讨论了善恶问题。王阳明有一个观点非常离经叛道，即“无善无恶”。一般儒家认为“至善无恶”，而王阳明则提出“无善无恶性之体”，它成了明代中后期儒学论争的一个重要话题。王阳明认为，从天的角度看，无所谓善恶。你喜欢草或者花都带着私意。但其实草和花都有它的权利。

澎湃新闻：您刚才也提到了国学热的政治因素。有很多人希望儒学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并不满足它停留在民间层面。而您曾在某篇文章中提到儒学不可能再达到它曾经的位置。您认为在现代社会儒学理想的位置是什么？

方旭东：前提是，人要有选择的自由。如果有一天，政府下令让全国人民都改信儒家，我想我一定会反对，虽然我自己是儒家的修习者和传播者。

因为，我觉得理想的状况是，儒学成为人们众多选择中的一个。

历史上，儒学不是作为个人领域的信仰存在的，而是为国家治理设计的。现在比较流行的所谓“政治儒学”，是有它的来历的。儒学在政治哲学上有什么是当代可以借鉴的？这需要认真地研究。我个人这两年也对政治哲学发生兴趣。儒学中能不能找到一些东西，同西方的自由、民主对接？民族主义者可能会反对这种提法。他们是听到“自由”两个字就会指责这是亲美或亲西方。的确，是西方提出了自由这个概念，但无论东西方的人都喜欢自由，自由这种价值是普世的。

其实，即使我们不用自由这个词，用儒家的话语一样可以表达类似的诉求，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一直讲究“忠”和“恕”。传统意义上的“忠”，基本上是法家的那一套，“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法家的东西。对儒家而言，君臣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儒家讲“君君臣臣”，如果君不君，则臣不臣。如果国家把百姓的财产任意处置，百姓会仇恨这个政府，这是合理的反应。孔子讲的“忠”，朱子解释说“竭己之谓忠”，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办好别人交给你的事。曾子“三省吾身”就提到“为人谋而不忠乎？”，意思是：为别人办事有没有尽心尽力？毛泽东时代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由于人民的概念太抽象，最后就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真正的“忠”是指为别人做事的时候要竭尽全力。这个概念可以引申为要有敬业精神。

当今中国受资本主义影响，很多人为了钱什么事都可以做，失去了底线，所以社会上有那么多假冒伪劣。当下中国，几乎所有人都抱怨其他人，而自己本来的专业和行当也不好好做。比如，学者总是抱怨政府，抱怨社会，但他教书时却对学生放水。这种讨好学生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害学生。民工处在社会底层，也已经被这种可怕的社会风气熏染，他们受到贪官和奸商的各种压榨，但他们自己也不好好干活。等等。各行各业都有。这才是中国社会最可怕之处。就像孟子说的，国富民强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天一个国家人们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人人都跟野兽一样，那这个国家还会好吗？我们中国现在就有这样的危险。

澎湃新闻：那么您认为一个好社会必要的条件是什么？

方旭东：好的社会是一个“仁”的社会。仁者爱人。“忠”和“恕”都属于“仁”下面的概念。重要的还是“忠”和“恕”的问题。“忠”是人人都要有一种尽力为别人办事的精神。中国现在极其缺乏这种精神。“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尊重差异，不强求一律。最好的政府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乐其所哉。

一直以来，人们提到儒家，就想到大一统、中央集权制、森严的等级。但是孔孟强调的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是怎样使一个地方成为人们能够生活下去的地方。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很可怕，食品不安全，官员不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办事，即使办事也是为了自己的政绩。

澎湃新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您刚才讲的有点类似社会重建。能否理解成儒学中既包含对制度的建设，也有对心性的意义呢？

方旭东：嗯，一般人喜欢用内圣外王，政治儒学，心性儒学乃至制度儒学这样的词。我认为，这些讲法不利于准确地把握儒学。儒学是一种全体大用之学。儒家讲体用不二。讲到心性儒学，一般人就会想到宋明理学。可是，宋明理学是心性儒学可以概括的吗？我研究宋明理学，明年在三联书店要出一本书《明体见用——新儒学义理要诠》，里面谈到我对新儒学（也就是理学）的理解。

一直以来，人们对新儒学有一种误解，以为它只讲心性，这是不对的。朱子等人通常被认为是心性儒学的代表，但实际上，他们对国家治理和社会重建有很多好的想法。你知道，中国古代的科举制起到了保证社会人才流动的重要作用，是国家精英治理的一种方式。按照传统分法，这属于外王部分。但几乎所有重要的宋明理学家在这方面都提出过改革的方案。科举就是一种考试。理学家对科举考试的改革设想主要围绕如何使它更加公平。

比如，朱子对科举改革的考量中有很大一部分与经济有关，因为科举考试是有成本的。王安石曾经提出一种制度，用学校加科举的形式，一半学校，一半考试。这种设想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方面的，因为，如果要养一支数量庞大的师生队伍，无疑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所以朱子反对。还有，南宋时由于考生人数暴增，录取名额有限，所以有人提议再增加一次考试，等于给学生一次候补机会。朱子同样表示反对，主要是出于经济乃至社会整体代价的考虑。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即使是朱子这样通常被看做心性儒学的代表，他们对这种制度性的“用”的东西也考虑很多。并且充满理性精神，很会算账。基本上，没有哪个大儒只讲“用”或只讲“体”。像《孟子》，就记载了关于井田制的具体设想，详细到要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要给多少亩田，要养多少只鸡、多少只猪、种多少棵桑树。而孟子通常被认为是“迂远而不切于事情”的。

我的意思是，不应该单提什么政治儒学、心性儒学或制度儒学。因为，无论是孔孟代表的古典儒学还是朱子代表的近世儒学，都是有体有用之学，这也就是朱子所说的“全体大用之学”。

澎湃新闻：儒家的智慧很多时候是从农业社会里生长出来的，那儒家这一套用在现代社会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

方旭东：当然有不合时宜的地方，所以今天不可能照搬传统儒学。与古代相比，今天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而20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我们现在可能不仅仅面对工业化问题，还有后工业化的问题。像环境问题、动物权利问题、科技带来的人的异化问题、弱势群体的权利问题，这些问题在农业社会尚未出现或激化。但今天我们研究儒学，就不能不面对这些问题。不然，儒学就是自甘out（过时）。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人，就不会care（关心）儒学。比如，现在有些国家同性恋婚姻已经合法化了，而我们有些讲儒学的人，至今还认为同性恋是变态，实在令人无语。

澎湃新闻：您认为儒学和其他比如自由主义、左派等群体需要达成一种共识吗？有可能么？

方旭东：如果大家都用理性的态度，会在某些问题上形成一定的共识。我们可以达成一种商谈性的共识，确定一些基本原则。大家有一个共识是不要有一种统一的东西去改变别人。要有理性作为商谈的基础。只要不把成见放在首位，就事论事，保持理性的态度并不困难。具体的问题可以讨论。像台湾的反服贸，不能一开始就把它定性为主义之争，要多些理性的分析。

澎湃新闻：您会对自己的女儿进行阅读指导吗？

方旭东：我女儿九月份上小学五年级。我的想法是尊重孩子自己的阅读兴趣。相对来说，国外在儿童读物方面做得比我们好，所以，我女儿读的书有很大一部分是国外的童书。另外，我家里有很多书，不光是哲学方面的书，文学、艺术，乃至设计、建筑、烹饪、园艺，五花八门，这对孩子会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吧。孩子会很自然地认为，人生活的地方就是应该有许多书。家里有很多书，就算孩子现在不看，至少她会知道个书名。

如果我读到好的书，觉得合适，我也会跟孩子分享，比如，我喜欢看何伟（彼得 海斯勒）的书，从《江城》到最近的《奇石》，我都会把其中一些有趣的段落念给孩子听。

有时，我还会跟女儿在饭桌上讨论很严肃的社会话题，比如前一段时间，关于广西玉林狗肉节的争论。通常，我询问她的观点，让她陈述理由，然后我去反驳，或者让她对我的观点与理由提出反驳。这有点像哲学上的论证。你也可以说，我这是在培养孩子的哲学思考。但是，既然我们同意家庭对孩子有很大影响，那么，就像医生的孩子可能从小就会懂一些医学知识，一个哲学教授的女儿从小对哲学有些了解，也是很正常的。

澎湃新闻：听说您在自己家门前挖了个鱼塘？

方旭东：哦，那是在郊区房子的花园里，比较小，有一些锦鲤养在其中。我在院子里还种了很多花木，像现在这个季节，睡莲、牵牛花、凌霄花都在开放，芭蕉长到两层楼高。我喜欢住在那里，但是因为孩子小，得在城里上学，所以，平时难得去。

因为喜欢植物，我还跑到富春江边租了一个山谷，种了上千棵树，有红枫、紫薇、桂花和银杏。我种树不是为了养苗获利，就是觉得看着树一天天大起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也不除草、施肥、打农药，就让树自己长。

我学习了解西方很多东西，也去过外国好多地方，听了几十年的西方古典音乐。但我的趣味也许还是中国传统文人式的，喜欢佳山水，向往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