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五伦”并不排斥契约

作者：方旭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中外医学哲学》[香港]2020年第2期（Volume 18）

范瑞平教授〈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一文，对于至今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做出了一个儒家学者的深刻思考，既富于社会担当的精神，又具有理论前瞻的意义。笔者读后，感到受益匪浅。范教授大作涉及儒家伦理学一系列重要问题，值得仔细讨论。关于儒家伦理学为美德伦理学这一点，笔者对范教授不敢苟同，随后就此展开了深入对话，其成果将另文发表。限于篇幅，这里主要想就“五伦”与契约的关系问题做一交流。

范教授在文中提出，在儒家看来，作为“五伦”重要组成部分的家人关系，其基础是亲情而不是契约。笔者认为，范教授的这个判断值得再思。

据笔者观察，范教授关于儒家家人观的这个判断是基于一种文明比较的视角。众所周知，近代以来，西方关于社会、国家起源的主流观点是契约论。契约论的观点甚至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家人关系，像梁漱溟就说，西洋人处处算帐，而儒家讲的“仁”与“算帐的生活”完全相反。（梁漱溟2005，461）儒家把“孝”看成天经地义，而康德则以为，成年子女对于他们的父母并没有尽孝的义务。

一方面，子女对于父母的养育不欠什么账；另一方面，父母也以同样理由从他们对子女的责任中解脱出来。这样，双方就赢得了或再次赢得了他们的天然自由，于是这个家庭的社团——它按照法理曾是必须的——就解体了（如果还要维持，就要靠契约了)。（Kant 1907，95-98）

因此，当范教授指出，“在儒家看来，家人关系的基础是亲情而不是契约”，就很容易取得读者的认同。然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沿袭已久却似是而非的看法。更糟糕的是，为了说明儒家的这种“非契约论的”家人关系，范教授选了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他说：甚至男女结成夫妻也主要不是通过契约，而是通过誓言来实现的——所谓“天作之合”，“通家之好”。

范教授似乎没有意识到，在构成家人关系的三伦（父子、夫妇、兄弟）当中，夫妇这一伦恰恰不是建立在亲情之上的，因为夫妇不存在血缘关系，是所谓“合两姓之好”，不像父子或兄弟，那两种关系的纽带是血缘而带来的亲情。无论如何，即便范教授也只是说，男女结成夫妻是“通过誓言来实现的”，而没有直接说，“夫妻关系建立在亲情的基础之上”。

可能范教授潜意识里认为，“通过誓言来实现”就意味着与契约无关，所以，尽管他没有明确表示夫妻关系建立在亲情的基础之上，却似乎认定，夫妻关系的基础决不是契约。

如果范教授真是这样想的，那只能说他对“誓言”的理解有失偏颇。古人的“誓言”，本来就包括双方结盟的场合。而结盟，当然是一种订立契约的行为。现代成语“尔虞我诈”就来源于《左传》的一个结盟故事。[1]

也许范教授所理解的结成夫妻的“誓言”是指古代爱情故事常见的那种海誓山盟，从而可以说夫妻关系建立在“情”而非“契”的基础之上。海誓山盟当然可以说是双方一往情深、矢志不渝的表现。但对中国古人而言，结成夫妻，主要不是通过男女双方誓言的方式，而是所谓“明媒正娶”。如果仅凭男女双方的誓言，那充其量只是儿女私情，多出现于所谓“私定终身”的情形。

中式婚姻的建立，主要还是通过双方家庭的缔约。在男女双方的交往中，除了礼物外，还有特定的文字凭证，即所谓“三书”，包括：聘书，礼书和迎亲书。聘书是指订亲之书，是男女双方正式缔结婚约，纳吉时用的。礼书为过礼之书，就是彩礼的清单，是纳征（纳币）时用的。迎亲书，即迎娶新娘之书，结婚当日（亲迎）接新娘过门时用的。

自古及今，中国很多地方存在着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女方收了男方的聘礼，夫妻的名分就算正式确立，不必非要等到女方过门。这就是夫妇名分“定于纳币，非定于亲迎。”（张寿安2005，第五章）

婚约当然是一种契约，而且是非常郑重的契约。所以，怎么能说夫妻关系的建立“主要不是通过契约来实现的”呢？

其实，“五伦”当中，不单夫妻这一伦是通过契约建立的，君臣这一伦，按照孟子的观点，也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所谓“不为臣不见”（《孟子．滕文公下》6.7）。孟子关于“君臣”的理论，如果要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我做不做臣，得看你是不是我的君。换言之，你把我当臣，我才把你当君。甚至，从孔子对“君臣”的论述“君君臣臣”（《论语．颜渊》12.11）当中，我们也可以读出几分“契约论”的意味。（方旭东2010，40-49）

总之，“五伦”并不排斥契约。范教授强调儒家不以契约关系理解家人关系乃至五伦，可能是出于对契约的某种成见，这种成见以为，凡说到“契约”，就是西方功利主义所讲的那种带有很强的物质利益交换意图的契约。儒家固然没有这种强烈的功利意图，但也并非毫无平等互利的契约意识。

参考文献

方旭东：〈服从还是不服从？——孟子论人臣的政治义务〉，《文史哲》，2010年第2期，页40-49。FANG Xudong.  “Subject or Not: Mencius on Political Obligation of Subjects,” Humanity, History and Philosophy, 2010 (2), pp. 40-49.

范瑞平：〈大疫当前：诉诸儒家文明的伦理资源〉，《中外医学哲学》，2020年，第XVIII卷，第2期，页7-33。FAN Ruiping. “Comba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 Appeal to Confucian Ethical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7-33.

张寿安：〈‘成妇？成妻？’——清儒论婚姻之成立 〉，《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ZHANG Shou-an. “Woman or Wife? : The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Establishment of Marriage in Qing Dynasty,” The Intellectual Vigor of Ritual Text-criticism in 18th Century: The Debates of Ritual Teaching and Rethinking of Ritual Order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LIANG Shuming.  “Culture and Philosophy of East and West,” Complete Works of Liang Shuming, Vol. 1 (Jinan: Shandong Renmin Press, 2005).

Kant, Immanuel.  Metaphysik der Sitten (Leipzig: Felix Meiner, 1907).

注释：

[1]  (宣公十五年）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