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改革须扎根于文明复兴

作者：秋风

来源：《人民论坛》2014年8月下

时间：甲午年七月廿三

           西历2014年8月18日

核心提示： 中国需建立起有效运转的种种现代制度，以回应种种现代问题。但这些制度要在中国大地上有效运转、在中国人中间有效发挥作用，就须顺乎中国之民情，扎根于中国文明。

中国即将到来的大时代之基本主题，可用两句话概括：“全面改革，文明复兴。” 这两个事业绝非两不相干，相反，两者有密切关系。全面改革，目的是为了实现文明复兴。而这个目标反过来又框定全面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来的种种制度，须有助于中国文明之伟大复兴。为此，新制度当具有中国文明属性。中国需建立起有效运转的种种现代制度，以回应种种现代问题。但这些制度要在中国大地上有效运转、在中国人中间有效发挥作用，就须顺乎中国之民情，扎根于中国文明。

为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应保持开放心态，积极理解、学习他国创制立法之经验；但同等重要的是，对我们的祖先过去五千年来艰苦卓绝的社会治理探索，当保持温情与敬意，探究、思考其中恒久有效的制度经验；更为重要的，要始终立足于中国之道，以构想中国式现代治理模式。

论社会治理经验之丰富，全世界各大文明，无过于中国。今日我们享有如此庞大的政治与文明共同体，也证明了中国人治理超大规模共同体的技巧和智慧。这些有待于我们认真发掘，并予以创造性转用。这里谨举出几点：

第一点，风俗至关重要。制度很重要，但制度有正规制度、非正规制度之别。对于塑造优良社会秩序而言，国家可通过颁布法令等方式予以建立和调整的正规制度固然重要，社会自发形成的非正规制度同样重要。儒家向来重视的“风俗”就属于后者，风俗承载着社会主流价值，能于不知不觉中普遍地教化人、约束人。风俗的形成和维系有赖于精英的表率、社会教化体系之完善。应当说，打击腐败，初步改变淫靡之风，有助于塑造良好风俗。接下来，则应建立和完善社会教化体系，其中的关键是教育之更化：教育体系当教化青少年仁义礼智信等中国核心价值。

第二点，士大夫是达成优良治理之根本。儒家十分重视制度，但“为政在人”：改革期的创制立法有赖于改革者之智仁勇，制度之健全运转同样有赖于官员之公明廉耻。传统中国社会之治理主体是接受过儒学教育之“士大夫”群体，今日一些官员有知识而乏德行，当通过改革重建士大夫群体。重点还是立足教育，改革官员养成机制。

第三点，社会自治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单靠国家权力是无法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故儒家反对法家短视的国家主义，主张多中心治理的观念。关于“改革六十条”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总体改革构想，中国悠久的社会自治传统可为我们提供诸多经验。

上面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归根到底，制度变革需要价值支撑，全面改革须依托仁义礼智信等中国核心价值，新建制度须有助于恢复和维系普通中国人想象的美好生活。五千年来，中国圣贤思考、揭示了社会治理之大道，中国人积累了丰富社会治理经验。对这些应以温情与敬意予以发掘、创造性地转用。如此，全面改革才能嵌入文明复兴框架中，才有坚实的价值支撑，才有明确的方向，也才有可能成其事、见其功。脱离中国文明的所谓制度创新，不可能带来良好秩序。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