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中秋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元一九六六年生,陕西人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
土豪文化觉醒 附庸风雅新解
作者:秋风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时间:2013年11月12日
青年问禅师:“大师,我现在很富有,但是我却一点也不快乐。您能指点我该怎么做吗?”禅师问到:“何谓富有?”青年回道:“银行卡里8位数,五道口有3套房,不算富有吗?”禅师没说话,只伸出了一只手。青年恍然大悟:“禅师是让我懂得感恩与回报。”“不,土豪,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这个青年会跟禅师做朋友吗?
经济学倾向于把人看成“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喻于利”的“小人”,其行动的唯一驱动力量是个人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最大化。
其实,这只是经济学为了推理便利而形成的理论预设。现实中的人,当然绝非如此,而是高度复杂的。人当然追求物质,因为生命要存在、延续,就离不开物质。但同时,人也会追求物质之外的东西,比如荣誉,以及生命的圆满。
人的需求是多元的,而上天赋予每个人的禀赋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就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对财富有特殊的禀赋,而成为企业家;有些人具有出色的合群能力,能获得人们的信服,而成为政治家;还有些人,精神生活异常活跃,在知识、价值、信念的领域中卓有成效,于是成为思想者、学者、宗教家、艺术家等文化人。
财富、权力、价值都是个人生存所需要的,也是共同体维持秩序所需要的。因此,富豪、政治家、文化人都会赢得别人的尊敬。不过,这些权威的可持续性有所区别。
财富的兴散最为迅速。财富的生产、聚集,既依赖于企业家能力,又高度依赖于外部环境,所以物质财富的不确定性最高,风险最大,最容易散失,你今天还有百亿身家,一场金融动荡,可能分文皆无。
相比于财富,权力的获取更多地依赖德与能。因此,权力的可持续性更长一些。不过,权力对外部环境仍有较大依赖,也有一定不确定性,你今天还在台上风光无限,明天就可能被政敌赶走。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事情很多。
惟有文化,受外在环境的影响最小,可持续性最强。“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跟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灵性,人对信念、价值、知识等文化产品的需求出自人的本能,它几乎可以不受外部环境影响。
有人未加深思,谈论“思想自由”,其实,这是个没有意义的词汇。外人可以限制你的思想的表达,而不可能限制你的思想。即使在监狱里,你也仍然可以自由地思想。只不过,你没有办法表达,不能影响别人而已。
监狱里无法生产物质财富,但历史上确有在监狱里生产伟大思想的传奇。就像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人本质上是精神的存在,人的生活本质上是心灵的生活。生命的存续当然离不开物质,然而,心为身之主,人是通过心追求物的。人可以拼命追求外在之物,但最终,生命的意义是由心决定的。
因为文化很重要,就会发生“附庸风雅”的事情。诗经的主体是十五国之“风”,和《小雅》、《大雅》。风雅就是文化。什么是附庸呢?周代行封建,周王册封诸侯,诸侯朝见纣王。但有些诸侯国,规模太小,在天下结构中不重要,也就不必与周王直接发生关系,而成为较大诸侯国的附庸。鲁、齐等国就有多个小附庸国。附庸就是资格不够,而凑到人家面前。“附庸风雅”描述的是这样的事实:土豪发财了,文化虽非他之所长,但他凑到文化堆里。
这样看来,附庸风雅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它标志着土豪的文化觉醒。这样的觉醒其实是土豪生命的自然逻辑。土豪其实一直也是爱文化的,只是以前忙于赚钱,顾不上,又缺乏训练。现在,他有钱了,也有闲了,由自己的心灵指引,自然而然地进入文化的世界。他知道别人可能在嘲笑他,但他义无反顾,因为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因此而正走向健全、圆满。经过附庸风雅,土豪的心灵将会发生变化,整个社会也会因此受益。
怎么变化?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贡有过讨论。
《论语·学而篇》中一章,孔子与子贡讨论了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穷人、如何做一个有文化的富人: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是商人,整天与财富打交道,所以才会与孔子探讨人当如何对待贫穷、富裕。
在大多数人的心灵结构中,“利”居于最为显著的位置。如是之人,面对富者,易于卑曲。“谄”,卑屈也。以常情论,人穷则志短。穷可以有两种:绝对的穷,这样的穷人,生活压力较大,缺乏信心,面对他人,难免谄媚。这或许是为了获得一些好处,但很多时候,谄媚只是心理自卑的自然反应。另一种穷是相对的穷,即便富人,面对比他更富裕的人,也难免谄媚。中产阶级崇拜富豪、小富豪崇拜大富豪等等社会现象,就是“谄”。
反过来,富裕之人则容易骄横,目空一切。骄,矜肆也。一个社会,如果人们以金钱为人生价值的主要衡量指标,那么,有钱的人当然有资格傲视他人。我们这个时代,富者骄纵,随处可见。
然而,富豪子贡却认为,一个人,因为财富少而自卑,或者因为财富多而骄傲,都是不健全的。他提出,一个人若能做到贫穷而不卑曲,富有钱财却无骄态,如何?子贡所想象的穷人、富人,具有了一定的道德自觉,因而能够节制自己对于物质利益的激情。
孔子的回答是:还算可以。也就是说,孔子认为,这还不是最好的。从“无谄”、“无骄”中,可以看到节制的美德,他们不为物质之多寡所动。不过,这个穷人、富人终究没有跳出物质的贫富之外看问题。
孔子认为,人还可以更进一步,达到一个更高境界:物质上虽在贫穷状态,而仍然快乐;何以乐?因为志于道,有超越于物质之外的人生乐趣。所以,他心广体胖,而不在意自己物质上的贫穷。
至于富人,孔子说,他们大可以进入这样的状态:物质上富裕,而依然好礼。孔子教育弟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以礼约束弟子,塑造优美、高贵的君子威仪。一个人,如果他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自己生命之完善,也就不会把物质上的富裕本身作为人生成功的标志。他追求更有价值的东西,礼,礼乐,也就是文化。他也并不鄙视财富,而是让财富成为好礼的工具。而他的生命不断提升,也就自然地无骄。
子贡所说和孔子所说乃是两个境界,但两者并不对立,而是递进关系。其中的关键环节是生命的自觉,心的自觉。由此,他不仅附庸风雅,更进一步,以文化己,再进一步,投身于文化生产中,支持文化事业。
责任编辑:李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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