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重人权
    作者：彭永捷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2年1月2日 
    
    
    
    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儒家文化须得承担一个巨大而繁重的任务――儒家文化的去妖魔化！在儒家被持续妖魔化百年之后，重新认识和理解儒家，成了中国人重新认识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继续这种妖魔化儒家的恶劣做法，人们既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正是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中国在过去的２０个世纪里，至少在世界上领先了１８个世纪，只是晚近由于文化和制度较为落后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才使得这种领先优势被打破并迅速跌入谷底；也无法合理说明，究竟是什么因素支撑着这方土地上的人民，从被内外野蛮统治、欺凌而落后衰败的谷底中走出，重新崛起，再次复兴。妖魔化儒家，其效果等同妖魔化自我，等同置自身于蛮族，等同驱逐自我于世界文明中心而流放于文明边缘。这种既悖于历史，又极为愚蠢的做法，已经为时代所抛弃。为儒家及其相关的传统正名，其实是为中华民族自身正名。
    
    儒家被妖魔化，其中遭受最多的是来自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在以往的许多中国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学说史、中国政治哲学史成果中，妖魔化儒家或许并非一些著作者的本意，他们习惯于通过妖魔化儒家来表达一些政治观念，或者说他们习惯于通过将儒家文化当面负面价值的方式，来肯定一些当代政治思想中的正面价值。但他们的做法，不仅严重歪曲历史，误导读者正确认识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儒家文化传统，也使得他们想表达的正面价值毫无根基，很难在实践中落实。与这些并不高明的做法相反，当代的许多学者更愿意将自己所禀持的政治思想和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政治思想相结合，从儒家文化自身来发掘和汲取当代政治观念的根源，从而力图使得当代政治观念更具有本土性和根基性。为了厘清中国政治思想传统，有必要在这个领域里开展拨乱反正。与那些顽固不化的妖魔化作者们辩论虽然也并非全无用处，但最根本的工作还是入室操戈，将这个领域全面的、彻底的重新犁上一遍，至少让人们看到和那些妖魔化作者们所展示的截然不一样的东西，重新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学说史或中国政治哲学史，应当视作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基础工作。
    
    政治学或政治哲学领域内的学者们，日益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表示出兴趣和关注。但是令学者们普遍不满意的一个情况是，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果要么是老掉牙的歪曲、抹黑和批判，对于当代政治研究来说毫无营养可言，要么是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语言、观念、理论框架直接套过来，引用这些成果所冒失真、闹笑话的风险太大。中国政治哲学史的研究，首要解决的是方法论问题。目前看来，至少有两种方法值得尝试、借鉴。一种做法是以当代政治哲学的观念作为参照，获得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然后以此问题入手，来反观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史，获得古代中国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该问题的态度和做法；另一种做法是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材料中去，寻找古代中国人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整理出他们自身的政治问题和政治语汇，从而建立起一套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的话语系统和理论框架，然后以此为基础求得与当代政治哲学的沟通。
    
    在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中，有些学生和我关注和研究的兴趣相投，平时谈起来很是投机，可谓志同道合，他们在中国政治哲学史研究方面努力开拓，有学术勇气去碰一些难度很大的新课题，在研究方法上也分别做了探索和尝试。张志宏博士所从事的“先秦儒家人权思想研究”，更多尝试了第一种方法，董琳利博士所从事的“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武王克商’研究”，则更多尝试了第二种方法。从探索后果来看，两种方法都很有效，他们的研究都揭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新的内容，让我们看到儒家政治思想传统中许多新颖的，同时也对当代政治具有资源性价值的方面。
    
    张志宏博士对先秦儒家人权思想潜心研究，为我们看待儒家人权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直接得出或引申得出的结论，可以概括为如下几条：
    
    一、儒家讲的人权，是指人的权利。“仁者，人也”，仁是人的本质规定。人禽（禽兽）之辨或人禽之别是儒家人权观点的理论起点。儒家并非就一个披着人皮的躯壳讲人权，而是认为一个人首先要做一个人，才配享有人权，人如果堕落、败坏，丧失了人性，沦为禽兽，则不配享有人权。让禽兽享有人权无异于“率兽食人”，保有人性的人的权利必然遭受侵害。换言之，儒家的人权思想，包含着对人作为人的督导、提升，在维护人的尊严、权利的同时，是激励人如何更加完善、更加高尚，而不是更加堕落、更加放纵。这是很值得我们当代人权理论所汲取的。
    
    二、儒家重视人的权利。儒家重视人的生存权，儒家历来重视民生，尤其是儒家重视土地问题，重视人们获得生产资料；儒家重视平等权，重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带来的社会问题；儒家重视教育权，中国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和儒家重视教育，不断培养海量人材是分不开的；儒家重视人民的政治权益，认为政治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主权属于人民，儒家主张人民有使用暴力推翻暴政的权利。
    
    三、儒家的人权思想是通过民本思想来贯彻的，这是儒家人权思想的特点和精华所在。儒家讨论人权问题，往往是以民权来表达的，一些论者据此否定儒家有人权思想，我认为这是大错特错的。儒家的民权思想，不仅包含着个人权利，而且还远远高于仅从个人权利着眼来表达人权。这是因为，首先，当儒家讲民权的时候，就包括着人民中每一个人所应当拥有的权利；其次，正是通过强调民权，反而落实了个人权利。儒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既简单直接，又相当老到，适用于一切制度、一切社会，那就是无论什么空间、时间，何种社会、制度，最主要的社会政治问题说到底不过是拥有绝对权力、绝对财富的少数阶层和无权无势多数阶层的利益关系，无论是当代世界还是当代中国，都不得不老老实实地面对这样一个政治结构来谈论政治问题。在这样一个任何社会都必然存在的政治结构里，最容易遭受损害的自然是下层人民的权利，只有维护好民权，才有可能维护好每一个人的权利。这比泛泛而论个人的权利，要实际和直接得多。当前理论界热衷于谈论“人本”，而贬低“民本”，自以为这样比说了二千年的儒家要高明，实际上没有“民本”，所谓的“人本”只会堕于权本、钱本，何谈什么“人本”。
    
    四、人权是普适价值。儒家之所以能够取代曾经影响盛极一时的阴阳家、法家、黄老道家，还是由于儒家最重视人权，尤其是重视维护大多数普通人民的人权，最具人民性。儒家之所以能够长期作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并不取决于统治者的酷爱，而更重要的在于人民的选择。因为儒家从对上古历史的整理和理解中，最深刻地认识了政治的本质在于为人民服务，人民才是决定政治成败得失的最根本力量，最深刻把握了政治运行和政治变迁的根本规律，从而一直坚持人民主权和民本政治的观点，儒家的政治主张本质上就是代表人民向统治者提出政治要求。从儒家在中国长期得势这一历史，也同样可以支持人权是普适价值的观念。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对人权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人权是普适价值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一种符合人权、促进人权的学说，人民就选择它，而为违背人权、践踏人权作论证的学说，即便侥幸呈于一时，最终会被人民所抛弃。
    
    五、人的权利+人的权利＝人的权利。儒家人权思想和西方人权理论，虽然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并非是不可调和。儒家人权思想强调人权是人的权利，人要首先做一个人才有人的权利，一个人放弃了做一个人的资格，也就没有资格再享有人的权利。一个人享有人权，这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保有可贵的人性，但一个人丧失了人性，就不再是人，也不配享有人权。西方的人权理论，尤其是当代西方人权理论，对人的权利有更多的主张，也和当代生活更加紧密相联。这两种人权理论完全可以相互融合从而产生一种新的人权理论，即产生一种通过享有人权而致力于提升人、激励人、完善人的新的人权学说。这种新的人权学说主张人是一个过程，一个追求完全展开和实现人性的过程，一个社会对人权的促进应当和促进人的自我完善结合起来。
    
    张志宏博士研究先秦儒家人权思想的视角和内容，已经足够引发人们对儒家人权思想的重新思考和重新理解，能够为当代人权问题的讨论和对话提供新的论点和新的角度。好的政治理论研究在于推动现实变革，促进人类进步。这样一种对中国传统的重新梳理，其理论意义不在于通过这项研究为某种现实做出论证，也不在于同西方人权学说去做辩论，而在于为当代人权理论和人权实践提供理论资源，为一些片面的人权观点提供参照和矫正。期望张志宏博士今后不断推进这一研究，更深入、系统发掘儒家人权思想精华，为促进人类人权事业贡献学术力量。
    
    张志宏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他近年来关注、探求人权问题，思考将儒家传统和西方文化比较、会通的结果，是他孜孜思索和探求的心血结晶，在这篇论文公开出版之际，作为他的导师，谨以这篇短文表示祝贺！
    
    
    彭永捷
    
    西历２０１２年９月
    
    (载张志宏著：<德性与权利――先秦儒家人权思想研究>，代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９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