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而遺道

——尊周書院問答

作者：吳笑非

來源：“尊周書院”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六月初二日壬申

          耶穌2024年7月7日

制而遺道——尊周書院問答

制，公羊家為漢制法之制，周公制禮作樂之制。

道，行所由也。

本篇不討論漢儒以外的理解。

制，即今言制度（institution，constitution），是靜態設計。

道，是運行之軌跡，是運營過程。

所以《春秋》並不是制度之書，你要學制度，請老實學《周禮》，《王制》或者《儀禮》或者隨便什麼百家、西洋經典，都是不足比肩的。原因很簡單，內容不夠，根本不能建立起事制曲防的意識，沒有這種意識，談不上制度。

反過來，《春秋》是載道之書，是所以制度之書，所以重點亦不在禘嘗。紙面抄襲《春秋》，連《君位繼承法》都給不出來。《春秋》並沒有現成法度，但也不是教你這也可那也可，是教你損益並給出定論的。

《春秋》所承載的是變化，因為那是一個大夫執國命，陪臣執國命的時代，變化而且是更悲觀的變化是必然的。

《春秋》所要表現的，毋寧是周禮如何一步步被蹦壞，從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到哀公用田賦，只是公穀並未記錄細節。但大家也不要以為《左傳》想記錄細節，《左傳》還有個僖公年間的作爰田，《外傳》作轅田，但並無解釋。所以不是公穀以為史實不重要，而是在周禮文本、列國史書尚可得聞的時代，三傳先師都沒有解釋的需要，這是昔日的公共知識。

人是生活在歷史進程中的，所以楚子討夏徵舒，吳子敗楚于柏舉，是可以稱子的，並不因楚之滅陳，吳之以班處師，而湮滅伐罪的正義。同樣，趙盾、許止弒君，即便訴於訝士，也是板上釘釘的大惡，但《春秋》可以實與而文不與，因為他們一生的正當性，可以減除過失犯下的大惡。《春秋》不是共時態上的結論，而是歷時態的權衡。

對周禮態度亦然，從共時態而言，制度只能唯一，周禮本身保存的夏商禮，戎索之類，在共時態法典下就必須有場合身份的規範，從而納入一體多元的大一統制度之中。但《春秋》並不是周典，所以崇尚周禮，並不妨礙在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的時代，以事授於方伯。不妨礙在天子不能正的情況下，奪楚徐吳越之爵而斥為夷狄，更不妨礙楚交中國日久，而以中國之法書之治之，不妨礙楚有大夫，潞之稱子。

制度是一時的，而道是隨時的。所以《春秋》之義，非以制度為太平，唯道能致太平。

而道，考慮的不是制度意義上的設官分職，內外畿服，正適庶孽，流宥五刑。而是在時間性上，把握改制的方向，如何撥亂反正。或在王制已定的情況下，如何維護制度之運營。

所以漢儒的重點，並不是制度學派的莽大夫的種種高大尚的明目改革，而是在貌似因循秦律，因循漢法的基礎上，在關鍵問題上緝熙於光明。所以董子的改制無需三公六官，無需三等爵百二十官，而是建立了漢法、察舉、刺史、平準、推恩、屯田。名田制也許意識到經界困難，並未實施。

問題是今天的許多探討，怕是急於制作，而疏於損益，更無能知其本末終始，則所制縱如《春秋》又何如？非漢儒所履也。

所以要求道，無他，須知制度之始、壯、究，然後取材之耳。

另，一切西方政治、社會觀念甚至歷史研究，都是共時態的，因為不考慮變化變通的制度，適合於既得利益者。其制度最初的完美設計賦予美名和道德制高點，而其制度的必然墮落，又被既得利益者收入囊中。

而大眾需要的是歷時態的分析，是看透歷史的真相，並隨時改革弊政，唯有一個能不斷改革，並保證改革之正義的民族，才可以日新。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