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崇实书院的创建与变迁

作者：唐燮军（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二月三十日壬寅

          耶稣2024年4月8日

崇实书院是晚清名臣薛福成（1838—1894）在任职浙江省宁绍台道期间主持修建的官办学堂。迄今为止，史学界对其创建时间众说纷纭。现予以考辨，并对其办学宗旨和历史地位加以阐述。

光绪十四年创建说较为可信

浙江鄞县人张美翊（1857—1924）最早叙及此一议题，他在一篇题为《崇实书院记》且以薛福成为第一人称的月课习作中，称崇实书院建成于薛氏“适奉按察湖南之命”的那年九月（张美翊：《崇实书院记》，薛福成编：《浙东课士录》卷4，光绪二十年二月崇实书院刻本）。而据《清实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所载，可知薛福成于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初六日补授湖南按察使。即是说，在张美翊的记忆中，崇实书院创设于光绪十四年九月。

在张氏此说问世五十余年后，民国《鄞县通志》不知何据，转而断言崇实书院乃光绪十二年由云石山房改建而成（《鄞县通志》，陈训正、马瀛纂：《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6辑，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367页）。20世纪90年代初，《宁波词典》又将其事前推至光绪十一年（《宁波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页）。此说甫一问世，就被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骆兆平《薛楼藏书考》、朱小燕《浙江书院藏书考略》、顾志兴《浙江藏书史》、苏晓君《苏斋选目》、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忻巨《鄞董孟如忻绍如年谱合辑》等论著所采用。近来，钱茂伟的《张美翊事迹及学术成就》复以薛福成《浙东课士录·题辞》为据加以推断，认定崇实书院创建于后乐园竣工后一年，亦即光绪十三年春（钱茂伟等：《元以来浙东学术文化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1页）。

众说之中，张美翊的主张更值得采信。这不仅因为张氏是与薛福成过从甚密的崇实书院高才生，更关键的因素尚在于张氏此说与上海《申报》的两篇新闻报道正相契合。一是1888年3月23日第2版所刊《宁郡创设后乐园示》，内称创置书院以用作“甄调宁绍台三郡举贡生监课试之所”，乃薛福成就职宁绍台道之初的规划，而如今，鉴于“捐廉筹款”数年后“略有存积”，故拟在道署西侧空隙地“择日兴工，克期蒇事”（《申报影印本》第32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451页）。二是同年10月24日第1版所登《甬上杂闻》，明确宣告：“道署西首后乐园现已告成，曰崇实书院，斋室约共数十椽，肄业诸生得以常川住宿。薛观察培育人才之意，亦可谓周且至矣。”（《申报影印本》第33册，第755页）换言之，崇实书院始建于1888年3月下旬，并在同年10月底（即光绪十四年九月）竣工。

有别于旧式官办学堂

较诸建造时间，薛氏创办崇实书院的旨趣无疑更值得探讨。对此，陈康黼《崇实书院记》将之归结为对阮元创建诂经精舍、贯彻实学精神的见贤思齐（陈康黼：《崇实书院记》，《浙东课士录》卷4）。而在张美翊《崇实书院记》的理解中，宣讲并弘扬曾国藩的人格及其“古文义法”，更应是薛福成创办崇实书院的旨趣所在。从自今而古的角度来看，薛福成酝酿创建崇实书院之时，正是辨志文会风起云涌之秋。这一由前宁波知府宗源瀚创办于光绪五年二月的教育机构，业已成长为浙东一带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平台，进而成为士流纷纷效仿的对象。譬如粉碎法军登陆镇海企图的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就曾参照辨志文会的运作模式，着力打造宁波“诗会”，冀以执掌甬上诗坛之牛耳（《申报影印本》，第31册，第1054页）。故而崇实书院之创建，既是基于传播曾氏“古文义法”的迫切需要，也是薛福成讲求实学的必然产物，更难以排除薛氏意欲借此引领宁波文化潮流之考量。

崇实书院作为官办学堂，不仅拥有“堂”“斋”等实体建筑，而且对“斋庖之室”“课试之方”“祀典之所举”“经费之所出”，都曾订立比较严格的章程。其中，“堂”作为主体建筑，中祀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朱熹等两宋理学五大家，左祀司马迁、许慎、郑玄、韩愈，右祀诸葛亮、陆挚、范仲淹、司马光、王阳明、曾国藩，凡十五人。至如其“课试之方”，据吴引孙《崇实书院课艺序》描述，既“以时艺为先”“以根柢之学为归”，又分为“斋课”与“散课”两种，更设有“天算”“舆地”“时务”等新潮科目。这就充分表明崇实书院虽仍服务于科举考试，但已截然有别于月湖书院、孝廉堂等旧式官办学堂。

但自光绪十五年二月吴引孙继任宁绍台道以来，尤其是在光绪二十一年春陆廷黼就任山长后，崇实书院的“课试之方”发生了明显变化。变化的方向，就是给予科举考试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其内容则主要是规定在乡试之年的五、六两月增设“会课”，以期提高书院士子的中举概率。分别由薛福成、陆廷黼纂成于光绪二十年二月、光绪二十二年五月的《浙东课士录》与《崇实书院课艺》，作为崇实书院硕果仅存的两本课艺集，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其“课试之方”日益保守的趋向。从开放到保守，这既源自书院主持者个人见识的高下，又反映出清朝教育政策与人才培养观念在甲午战败后的倒退。

在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不久，崇实书院不但被盛炳纬、戴鸿祺、张传保、张世杓等诸多乡绅视为不良教育制度的载体，更在前刑部郎中、鄞县人童德厚的禀请下，最终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1907年1月9日）前夕被改建为劝学公所。

促成桐城学说广为流传

虽然崇实书院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作为“课士之地”，为诸多宁波士子提供了积累考试经验、丰富社会阅历乃至结交同好、扩大知名度等助益。那些从中得益的宁波士子，仅据忻江明《四明清诗略续稿》所录加以统计，就多达19人。与此同时，崇实书院也曾积极承担刻书义务，譬如《全校水经注》40卷、陆廷黼《崇实书院课艺》6卷、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5卷及其《浙东课士录》4卷，皆由该书院始刻。特别是内置于崇实书院的揽秀堂藏书楼，既突破了传统藏书楼重收藏、轻利用的藩篱，又以公共、开放、共享、服务的新型藏书理念，“在宁波乃至浙江，开创了公共图书馆风气之先”。

崇实书院最值得称道的历史作用，既不是存续期间培养了多少人才，也并非藏书理念有多么前卫，而是它对曾国藩“古文义法”的弘扬，促成了桐城学说在清末宁波的广为流传，宁波文人也随之分化为桐城派、反桐城派与调和派。前者以鄞县人张美翊、镇海人虞辉祖、奉化人江五民及其同邑江起锟为中坚，后两者则分别以慈溪人洪允祥、鄞县人张原炜为代表。在陈训正《张让三先生六十寿叙》看来，正是得益于曾氏“古文义法”的流传，清末宁波的学术风气发生了从“淑于深宁之教，相尚以朴学，不较较于文辞之工拙”到“乃有高世文字之学”的转变。无论彼时宁波学者“专主桐城”“痛诋桐城”抑或“兼好桐城”，也不管曾国藩的“古文义法”是否曾经促成宁波学风在清末的转向，崇实书院在宁波近代学术史的地位和作用，于此便可想见。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