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梁》非晚出，亦非數奇

作者：吳笑非

來源：“尊周書院”微信公眾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臘月十五日戊子

          耶穌2024年1月25日

魯申公，《史記·儒林傳》：“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漢書·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戾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住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蕭望之傳》：“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案：蕭太傅學兼三傳，史高蓋興起《穀梁》者，周堪亦不詳，而早與劉子政、蕭太傅同侍奉宣帝，則劉氏未必不出《穀梁》也。

《儒林傳》：“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

《班彪列傳》：“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

《五經異義》：“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皆以為吉凶不並，瑞灾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不得復為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案：此駁《公羊》“赤帝將代周”說也。

要之，漢初二傳已行於世，申公主《穀梁》，董子主《公羊》，猶《春秋》之兩翼，而申公之德，董子之制，後世莫可薄之。故武帝創制，《公羊》勝之。宣帝承創，《穀梁》代之。若非古文以《周禮》《左傳》崛起，則《穀梁》誠西漢之源委也。

今人之謂家法，非漢儒之家法也。董子之用《穀梁》三合之說，嚴彭祖之以丘明為素臣，則三傳家法，本非牢籠，況漢初黃老之用仁義，董子之用陰陽，緯書為儒道之宗乎？

蓋家法在其理路，理路不同，雖欲知和，不得而通也；理路不違者，雖博取之，無損於學也；理路若即若離者，正見學者之用心耳。

何邵公之家法，實如易之孟、京，詩之韓氏，小學之許氏，左傳之杜氏，號稱學海，則不能無浸潤，標榜家法，以至於棄舊說（如天囚、繼室）。今之賢者，見其獨存漢家法度；不賢者，見其排撻異說，便以為家法本當如此，而猶恨自家無何邵公者，而欲自為墨守焉。而其所謂家法者，亦不過以排撻異說為純正，自我作辟為深刻，則畫漢不足，反類遜清耳。

至於清人家法、師法者，本為攻訐宋學，自伐學出聖人，以程朱為割裂經文。又清廷尚以理學取士，故飾辭曰德行則宋，學問則漢。而所謂漢學者，又不免申其私意，則兩漢相攻，漢晉而裂，何嘗真用心於漢注？（且不說此漢學實出自晚明漢儒、注疏、古學一脈。）

今之所謂家法、師法，亦未免清人積習，而重之以西學體制，二者亦惺惺相惜，同歸私意。欲反其道者，又不知反其私心，而故反其文字，則名為反之，其實保之也。

一學問可立世行道有功者，以有理路可通也。此理不變，則學雖百變，其家法益張。如道學自邵子、程子、周子初創，至朱子為一大變。蓋先乎朱子者，其學散而未收，又因襲北宋疑古，未能潛心正經，至朱子而復合於經，其未必道學者，亦因之百川匯海，乃成其大。學者誤以為漢學一成不變，不知唐宋經學不古，又不察朱子之取捨，更不知明儒之躬行，故不見其家法也。朱子不及匯總考證者，而明儒集成之，而注疏之學興，實學、古學之聲起，此道學之又一變也。故丘瓊山之博，以補真西山之未及也。張天如之古，以合漢宋為大全也。

以今學問言之，則丘氏開清初之實學，張氏為復社之鉅子，而以理路言之，皆朱子之學所必至也。朱子曾復冬官未亡說，故明儒乃推其極，而復歸古本。朱子不可棄漢易，故明儒搜集漢儒象學，至清初而惠氏曾孫成之。朱子之禮學，承唐宋諸家而來，故《大明集禮》成之。朱子欲朝廷編纂三禮，而明儒三禮、二禮、禮樂編纂出焉。朱子春秋主義不尚辭，姑與《胡傳》之周禮與折中，故明儒亦以禮義為先，其事則史。朱子自作綱目，明儒則續綱目、綱鑒統一出焉。故明儒學問茂雜，而綱領故在朱子學也。

此亦道學體大，雖窮極古今學術，而理路彌堅，所謂本立而道生者。故以為理學無家法，清人、博士之言耳。正不欲見中華學術之大，又會其有極也。

蓋滅人之學有二術，一則予取予奪，學問由你，標準在我。二則自由主義，標新立異，逞其私說。

今稱宋明理學，則不以為經學，是剷其本也。或稱其哲學，不視為家法，是絕其路也。或雖稱其學，而以為修身養性，義理訓詁，是艮其兆也。而理學之不興，正坐學者無大志也。或雖有志，而不自證，言經學則或從清學，或逞私慧。

若夫《穀梁》，出體例，則《春秋》事無可疑也；尊周禮，則《春秋》義有居正也。今人無夫子之筆，誠不嫌辭費，記事則是非洞明，斷義則禮法有據，雖千百世，猶可以《春秋》治之也。

故其簡，則束之筆法，其博，則統之於心，不猶《易經》之以十事參天地乎？其斷則定吉凶，其變則通萬類。執此以往，後之君子將不見其家法乎？

《公羊》所異於此者，不過三正、三世以應變耳。學者獨稱所異，正見其家法不著，不足為申公、董子耳。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