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礼乐之原

——孔子观周之行述论

作者：张磊 李金璇（张磊，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金璇，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论语学研究》（第三辑）

春秋时期，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秩序混乱，国家动荡不安。面对这样的局面，孔子希望恢复周王朝的礼乐制度，使社会重新变得和谐有序。孔子的这种想法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出于对周礼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孔子十五岁就有志于学，在学习礼乐方面可谓是孜孜以求，博采众长，最终成为影响中国数千年的伟大圣人。孔子在学习礼乐的过程中，到洛邑观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是丰富和发展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孔子慕周公

孔子到洛邑观周，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孔子前往洛邑观周，其原因当是多方面的。根据《孔子家语·观周》所记：“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可见孔子想要到洛邑拜访精通礼乐的老聃是其观周的直接原因。实际上，孔子到洛邑观周的根本原因是他对周公的仰慕和对礼乐的向往。

谈及对孔子礼乐思想影响最深的人，就不得不提到周公。周公辅佐武王攻灭商纣，取得了天下，并且平定了周初的叛乱，制礼作乐，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是彪炳史册的卓越政治家。不仅如此，周公还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伟大思想家，对孔子的深刻影响尤为引人注目。他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勤政尚贤”等政治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

孔子生于周公的封地鲁国，从小就对礼乐文化耳濡目染，并且表现出了极大的热爱，正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小时候，就喜欢摆祭祀器具，学大人祭祀时的礼仪动作，其对礼乐的热爱可想而知。孔子十五岁时就有志于学，长大后，更是勤奋学礼，用功不辍，“入太庙，每事问”，显示出孔子对于学习礼乐的渴望。孔子生于鲁国，又如此热爱礼乐，自然也对制礼作乐的周公充满敬佩之情，孔子曾说过：“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可见周公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同时，孔子对礼乐制度下西周安稳有序的社会状态也充满向往，曾评价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的一生，一直以恢复周王朝的礼乐文明为己任，他所追求的正是周公的事业。

孔子仰慕周公，而洛邑又与周公的关系密切。周朝建立后，周王室处于西部地区，远离中原地带，不利于统治刚取得的辽阔疆土，特别是东方地区距离政治中心较远，而且商王朝遗民势力强大，所以对东方地区的控制尤为薄弱。在周武王去世后，纣王之子武庚还勾结对周公有猜忌之心的管叔和蔡叔，联合东方各族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叛乱。平叛结束后，营建洛邑以震慑和统治东方刻不容缓，于是周公便开始迁殷民、建洛邑。洛邑建成之后，成王还在洛邑举行了封命仪式，命周公留守洛邑，可见周公与洛邑的渊源颇深。

除与周公的关系密切之外，洛邑也是东周时期王室的所在地，保存了大量的礼乐文化。虽然孔子所在的鲁国对于礼乐的保存也比较完善，甚至鲁昭公二年（前540）晋大夫韩宣子访鲁时感叹“周礼尽在鲁矣”，但是鲁国的礼乐毕竟是从周王室而来，而且随着年代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因此，孔子对洛邑所保存的礼乐文化极其向往，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到洛邑探寻礼乐之原的强烈愿望。

二、孔子观洛邑

据《逸周书·作雒解》载，作为周代都城的洛邑，建有大庙（太庙，先祖庙）、宗宫（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时王所居）、明堂（布政之所）等重要的宫庙建筑。这些建筑作为祭祀祖先、宣布政令以及接见诸侯、朝臣的场所，设施完善，制度完备，礼乐文化丰富。因此参观洛邑的宫庙建筑是孔子观周之行的重要环节之一。

孔子在洛邑“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孔子考察了宗庙和朝廷的法度，对周王朝的政治制度和礼乐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见解。《孔子家语·观周》中详细叙述了孔子参观明堂的情况：

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岂不惑哉！”

在明堂的墙上用画来宣扬前人的经验教训和丰功伟绩是周代明堂的一个重要特点，目的是让观者通过前人的事迹懂得治世的道理，以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孔子正是通过观看洛邑明堂四面墙壁上尧舜和桀纣的画像、有关王朝兴废的诫语以及周公辅佐成王和接受诸侯朝拜的图像，从中感悟到了“周之所以盛也”等治世的道理。

除明堂外，太庙也是孔子在洛邑参观的重要建筑。洛邑的太庙是周王室供奉先祖后稷的宫庙，也是周天子祭祀祖先的重要场所，所以太庙礼乐文化之丰富亦非一般诸侯国所能比。根据现有的史料，孔子在参观洛邑太庙后也颇有感触，这主要体现在孔子观看太庙堂前的金人铭文方面。《孔子家语·观周》详细叙述了孔子观看金人铭文这一故事，金人铭文的内容是古时审慎的人所说的用来告诫后人的话，以警示人们说话做事要谨慎，不要因为言行招来祸患。孔子在阅读这段铭文后告诫学生们说：“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由此可见，孔子对铭文的内容充分肯定，同时也体现出了孔子为人处世的谨慎态度。

孔子在洛邑历览郊社之所，参观宗庙建筑，考察典章制度，了解历史往事，发出了“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的感叹，得出了“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等有关治世的结论，切身感受到了礼乐文化的无限魅力，深刻认识到了礼乐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问礼于老聃

洛邑作为东周时期周王室的所在地，不仅有宗庙建筑和典章文物，而且还汇集了老聃、苌弘这样精通礼乐的博学之士。“问礼于老聃”是孔子到洛邑的重要目的，是孔子“通礼乐之原”的主要方式。

老聃，世称老子，曾在周王室任守藏室之史。他博古知今，精通礼乐，在当时以学问高深而闻名于天下。孔子到洛邑向老聃问礼的这一段史实，不仅见于《孔子家语·观周》，而且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有记载：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到洛邑问礼于老聃，老聃教导孔子，君子要顺应时势，保持谦虚，去除自身的骄气、过多的欲望以及不自然的神态和过大的志向，因为这些对于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老子的这段话对孔子是有所影响的，《论语·述而》中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等语句，正与此段话中老聃对孔子的教诲相对应。然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和《孔子家语·观周》中都只是记载了老子对孔子在处世方面上的教导，并没有过多地谈及孔子“问礼”的内容。关于“问礼”的记载，我们只能从其他的史料中察得一二。

《礼记·曾子问》中提到曾子问老师孔子“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回答说：“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这段记载中孔子从老子助葬于巷党之事正是发生在孔子到洛邑观周时期，可以通过《孔子家语》和《春秋》中的内容证明。在《孔子家语·观周》中，孔子的弟子南宫敬叔引用其父孟僖子的遗命，向鲁国国君请求资助孔子到洛邑观周。遗命中提到，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是孟僖子的临终嘱咐，所以孔子到洛邑观周应该是在孟僖子去世之后。而据《春秋》经“昭公二十四”年中“春王二月丙戌，仲孙貜卒”（仲孙貜即孟僖子）的记载，可知孟僖子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春二月去世，即孔子到洛邑是在昭公二十四年春二月后。《春秋》在同年五月又记载了“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此时距孟僖子去世已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孔子很可能正在洛邑，从而可以推测孔子与老聃助人送葬遇到日食正是发生于孔子在洛邑观周时期的事，有学者指出，“从时间上推算，这是完全可能的”。由此能够看出，孔子在洛邑曾向老子学过有关丧礼的具体内容。

孔子援引老子的话来回答弟子疑问的记载在《礼记·曾子问》中还有出现。如曾子问孔子：“下殇土周葬于园，遂舆机而往，涂迩故也。今墓远，则其葬也，如之何？”又如子夏问孔子：“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与？”而孔子面对曾子和子夏的疑问，都是用“吾闻诸老聃曰”来进行回答，这可以反映出孔子曾向老子学习了不少有关丧礼的学问，因此可以推测，孔子也很有可能向老子学习过其他方面的礼仪。

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其丰富的知识和高深的见解影响了孔子，使孔子能够对周代的社会制度和礼乐文化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孔子与老子的这次会面促进了儒家学说的发展，同时也向我们展示出了早期儒道关系的具体情形，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访乐于苌弘

“礼”和“乐”两者相辅相成，都是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论语·泰伯》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杨伯峻先生指出：“孔子所谓‘乐’的内容和本质都离不开‘礼’，因此常常‘礼乐’连言。”孔子本人对“乐”也是相当热爱的，甚至“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从《论语》中也可见孔子曾多次言及“乐”，可见“乐”的重要地位。所以孔子观周“通礼乐之原”，不仅“问礼于老子”，还拜访了精通音乐的苌弘。

苌弘是周朝著名的大夫，不仅在音乐方面造诣深厚，而且还有治国之才能，可最后却被周人所杀。《庄子·杂篇·外物》云：“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碧血丹心”这个词正是由此引出。苌弘对周王室忠心耿耿，对礼乐自然也坚决维护。春秋社会礼坏乐崩，但是苌弘仍然十分重视和坚持传承礼乐文化，这也是孔子特意拜访苌弘的原因。

孔子访乐于苌弘，所探讨的内容在传世的典籍中并没有过多的记载，但我们仍然能从一些史料中看到零星数语，例如《史记·乐书》记载：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答曰：“病不得其众也。”……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同样的内容在《礼记·乐记》中也有记载，可以相互佐证。从这段内容中能够看出，孔子曾经与宾牟贾有过关于《武》乐的问答。而孔子谈道：“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这就说明了孔子在洛邑拜访苌弘时，与苌弘谈论过关于《武》乐之事，并且我们也能够知道，宾牟贾的回答与苌弘相似。苌弘也曾对孔子做出过很高的评价，《孔丛子·嘉言》篇有如下记载：

苌弘语刘文公曰：“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其状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其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然言称先王，躬礼廉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抑亦圣人之兴者乎？”

苌弘认为孔子有圣人之表，更是将孔子与黄帝和成汤相提并论，还提到孔子“言称先王”，行为举止也十分守礼，并且博闻强识，从而有了“抑亦圣人之兴者乎”的感叹。苌弘对孔子十分赞赏，也对圣人之事和礼乐文化非常熟悉，是一位十分重视礼乐的贤士。

孔子到洛邑实地考察，参观了周王室的宫庙建筑，并先后拜访了精通礼乐的老聃和苌弘，“通礼乐之原”，加深了对周王朝政治制度和礼乐文化的认识，学问也更加精进。《孔子家语·观周》云：“（孔子）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孔子的这次学习之旅，不但自己获益良多，而且也促进了儒家学说的发展，对此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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