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与理到旧山河——南宋的两次鹅湖之辩

作者：向以鲜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散文》2023年第4-5期

上篇：南宋的普尼克斯山

从屹立于石灰岩上可以俯瞰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恭身而下，雅典娜“处女的”圣洁幻影，还在多立克柱和心间萦回，向西顺着一条狭窄的废墟与树丛隐现的甬道，很快便可来到一片略为开阔的高地：普尼克斯山。山上堆放着巨石，巨石的表面平整光滑，人们称之为BEMA——一块并不算太高峻的地方，却是人类文明的巅峰：苏格拉底的辩论之地，雅典城邦公民议事之地，也是西方尤其是欧洲民主与自由的源头之地。普尼克斯山虽然不高，但是视野开阔，眺望比雷埃夫斯港和爱琴海风光的至高点，就位于其南面的菲洛帕波斯山顶。苏格拉底一生都在为理想进行着忠贞执着的辩论，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当着雅典法庭陪审员和法官的面，苏格拉底宣布了他最后的惊世遗言之后从容饮鸩：“现在各走各自路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活，这两条路哪一条比较好，谁也不清楚，只有神知道。” 

普尼克斯山，一个允许争辩的地方，一个赞美不同意见的地方，一个语言与思想自由交锋的地方，一个阐述梦想的地方，一个理性与火星交相辉映的地方。

中国有这样的地方吗，中国的普尼克斯山在哪儿！

我想到了一个类似的地方：南宋江西信州（上饶）铅山县鹅湖山下的鹅湖寺。

在古希腊普尼克斯山的巨石上，和苏格拉底一起辩论的，除了他著名的学生之外，更多的是一些普通的雅典市民。在中国铅山鹅湖寺，带头参加辩论的，则是当代的几位硕儒，一条南北纵贯的闽赣古驿道，将几位哲人联系在一起：朱熹、陆九龄、陆九渊和吕祖谦。

朱熹的祖籍在江西婺源，父亲朱松临终将其托孤给朋友刘子羽，义父刘子羽以主战抗金而被贬居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所以朱熹算是在崇安长大的，并在这儿接受了武夷学者刘子翚、刘勉之和胡宪的教诲。崇安县位于古驿道的南端，北端在江西信州境内。这条古道加上山路和水路，全长不到两百多公里。山路部分相当崎岖，只能步行、骑马或独轮车，行驶起来并不容易。驿道形成于西汉时代，汉武帝派遣朱买臣统军平定闽越王馀善叛乱，其中一支军队溯信江而上，途经铅山，打通武夷山分水关阻隔，筑五尺道以通往来。这条因战争而成的交通通道，后来亦成为沟通闽赣与中原交流的中国东南茶马古道。崇安各地盛产茶叶，零散的茶商利用崇阳溪流的力量，将茶叶汇总至崇安城。接下来的苦力活儿，得交给崇安的挑夫们来完成。那些流着血汗的男人们，沿着古道向北攀援行走，大部分会经过分水关，展转来到桐木江或桐木的支流边，将茶叶装载到小木船上，汇聚于铅山河口镇。到了河口镇后，由于信江、铅山河的水量充沛，河道宽广，就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航运事业了。清代的武夷茶叶，曾沿着古驿道从河口镇向北，经汉口、洛阳、太原、张家口、库伦（乌兰巴托），一直抵达俄罗斯的哈克图。

为什么要谈及这条古道呢？如果没有这条古道，可能就没有我们要说的鹅湖寺，更没有闻名于世的鹅湖之会。鹅湖寺，位于由闽入赣的古驿道北侧的江西信州铅山之麓。朱熹出入闽赣之境，走的也是这条道。清代学者李光地在《广信钟灵书院记》中肯定了这条通道在文化层面上的重要性：“朱子趋朝,必由信州取道。故玉山之讲,鹅湖之会,道脉攸系,迹在此邦。” 

淳熙元年（1174）五月，吕祖谦在老家守父丧结束。六月主管台州（今浙江临海）崇道观。 这期间，鹅湖之会的主角之一陆九渊自余杭造访金华。不久，鹅湖之会的另一主角朱熹致信吕氏，打算不日来金华与其同游雁荡山。等来等去，朱熹一直没有来。 淳熙二年（1175）春天，吕祖谦只好从金华动身，经闽赣驿道来到朱熹所在的崇安“寒泉精舍”，一直呆至夏天。在这儿，两人在弟子的协助之下，完成了《近思录》——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四人语录的编选工作。朱熹在《书〈近思录〉后》记载：“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这部仅用十一天时间就纂成的《近思录》，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巨大，被钱穆先生列入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九部书之一。

完成《近思录》之后，吕祖谦动身返家。在编选《近思录》的过程中，吕祖谦的头脑中，不时浮现陆九渊的面孔，那是一张带着某种异质的面孔，和《近思录》中的先贤们既有相同的部分，亦有不同的部分。

在三年前的一场考试中，作为主考官的吕祖谦见识了一个三十四岁中年男人的才华与学识，从此两人亦师亦友。据宋人袁燮《象山先生年谱》的描述：“吕伯恭祖谦为考官，读先生《易》卷至‘狎海上之鸥，游吕梁之水，可以谓之无心，不可以谓之道心，以是洗退藏吾见，其过焉而溺矣。济溱洧之车，移河内之粟，可以谓之仁术，不可以谓之仁道’，愈加叹赏。”吕祖谦仅凭一份“超绝有学问”的考卷，就断定其作者必是“江西陆子静之文”，可见考卷之卓然不群。中礼部考试后，吕祖谦见到了陆九渊本人：“一见高文，心开目朗，知为江西陆子静（九渊）文也。”吕祖谦完全忘了自己的考官身份，俨然一个粉丝见到偶像。其实，吕祖谦也只比陆九渊年长两岁。

当陆九渊的面孔再一次浮现时，吕祖谦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个想法，在朱熹送他重返金华东阳，踏上闽赣古驿道那一刻，变得越来越强烈。

陆九渊弟子朱泰卿在回忆老师的学术生涯时坦言:“伯恭（吕祖谦）虑陆、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其意甚善。”

代表当时两大学术与教育阵营的朱熹与陆氏兄弟，彼此虽未谋面，相互之间其实是知道的。在此之前，吕祖谦曾多次向朱熹推荐陆氏的学问，朱熹在回信中也说：“陆子寿（九龄）闻其名甚久，恨未识之”。又在致吕子约的信中表示：“陆子静（九渊）之贤，闻之尽久，然似闻有脱略文字直趋本根之意，不知其与中庸学问，思辨然后笃行之旨，又如何耳。”

显然，朱熹甚为欣赏陆氏，也了解其学术的特质：脱略文字直趋本根。

在吕祖谦的倡议之下，彪炳于诗与思史上的两队人马，分别从水陆两路向鹅湖寺聚集：一队人马自闽赣古驿道的山路，正翻越武夷山的分水关；一队人马从江西抚州金溪（原属临川）出发，乘船抵达铅山河口镇。河口镇离其东南方向的鹅湖寺，也就不远了。

鹅湖山我们并不陌生，这条武夷山的支脉，我们少年时代就曾知晓，唐代诗人王驾的《社日》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诗篇：“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是的，鹅湖寺就在肥美的这儿。据当地方志记载：山上有湖，多生荷，故名荷湖。东晋人龚氏居山蓄鹅，其双鹅育子数百，羽翮成乃去，更名鹅湖。唐代大历年间，大义禅师很是喜欢这儿，建了一座峰顶禅院。到了北宋，移禅院至山下，更名为鹅湖寺。

吕祖谦写给陆氏的邀请书信，如同撒向江湖的英雄帖：福建、江西、浙江官界和学界的各路人马闻风而动。有来一试身手的，有来真心学习的，有来拜见偶像的，有来凑热闹的，有来做壁上观的。与会者除四大名手吕朱二陆之外，可以考证的尚有十余人，以各自的门人弟子为基本阵营：吕祖谦弟子潘叔昌、信州知州詹仪之、抚州知州赵景明、宜黄知州刘清远；朱熹旧友蔡季通，何叔京、朱熹弟子范伯崇、连嵩卿、张公痒、徐宋；随陆氏兄弟而来的有弟子邹斌、朱桴、朱泰卿，还有其铅山弟子傅一飞、宜黄学人刘适等。坊间传说一共来了一百多人，在并非繁华之地且交通不太方便的一座寺院中，突然涌出如此众多的学术明星和追星者，实在是一道罕见的诗与思的风云际会。

普天之下，能将这两队人马召集到一块儿的人，舍吕祖谦其谁！

仅以序齿而论，时年三十九的吕祖谦，小陆九龄五岁，小朱熹七岁。但是，其八世祖吕蒙正和七世祖吕夷简，分别为北宋前期太宗宋真两朝名相。纯正的学术与政治血统，弥补了他在江湖上的某些不足。吕祖谦天资聪颖，二十多岁就高中进士，做官一直做到太学博士、史院编修，虽然不是什么军政大权，但是没有学问肯定是做不了的。以吕祖谦为旗帜的吕学，影响不可小觑。

南宋朝廷虽然偏安东南，从版图上并未完成恢复中原统一中国的梦想，但南北对峙的局面也构成了相对稳定和宽松的格局。陈寅恪先生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吕祖谦、朱熹和陆氏所处的时代，一定是其中灿烂的一段时光。除 祖谦的吕学，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之外，还有陈亮的“永康学”和叶适的“永嘉学”。一时之间百家争鸣各发新声，如同群星闪耀，照亮了整个南中国的天空。多年后，叶适回忆起当时盛景仍然感叹不已：“每念绍兴末，陆九渊、陈傅良、陈亮、淳熙终，若汪圣锡、芮国瑞、王龟龄、张钦夫、朱元晦、郑景望、薛士隆、吕伯恭及刘宾之、复之兄弟十余公，位虽屈，其道伸矣；身虽没，其言立矣。好恶同，出处偕，进退用舍，必能一其志者也。表直木于四达之逵，后生之所望而从者也。”

吕祖谦的人品和胸襟，亦是促成此次论辩的重要原因。清人全祖望校补黄宗羲《宋元学案》时指出:“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甚合。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落实到吕学吕祖谦本人身上，全祖望进一步认为：“小东莱（吕祖谦）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说得好听一点儿，吕学比较中庸，能博采众家；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吕学有点儿大杂烩，没什么锋芒。亦缘于此，为人放达宽厚的吕祖谦，才能成为鹅湖之会最为合适的召集人。

淳熙二年（1175）五月二十八日的夏天，地处闽赣古驿道江西信州铅山之下的鹅湖寺，正吹起一股强劲的诗与思清风：在吕祖谦的召唤之之下，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两大流派——理学和心学——正式拉开一决雌雄的大幕！

这场辩论的语言风格，和古希腊的辩论情形完全不同，唱主角的是诗歌，而不是通常辩论中用易于发挥的语体文，这可能与宋代“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学主颇有关系：“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本欲率先发难的陆九渊，觉得得这种场合，还是得让着哥哥一点儿，所以陆九龄缓缓站起身来，向众人拱手一揖，念出了上面四句话，这显然是一首七律的前四句。正待念出第五句时，朱熹微笑着对吕祖谦说：“子寿先生（九龄）早已上了子静先生（九渊）的船上了。”

朱熹是何等聪明的人，十九岁就考取进士，是在座所有人进士年龄最年轻的一位。一听陆九龄的诗句，看似温和，实则刀锋逼人，搭腔就直奔心的主题：一个从母腹中诞生的新生命，他或她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却先天具有爱的能力，一开始就知道爱母亲爱父亲爱兄弟姐妹，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懂得爱人，还懂得了尊敬长者。这种与生俱来的爱与钦，正是无数圣贤先哲们一直在传承和发扬光大的心啊！这颗滚烫的心，这颗爱与钦俱足的心，才是人生的根基，才是未来要建筑的高楼大厦的基础。

吕祖谦示意陆九龄继续：“留情传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如果说前面四句还只是在向人们宣扬陆氏心学主张的话，第五句话锋一转，矛头直指朱熹的理学泛观博览的修养路径：如果一味强调对于经典的学习与钻研，斤斤计较于章句之间，必将舍本逐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陆九龄为人比较温和谦让，话说到这个地步，觉得有必要缓和一下：我们兄弟非常珍惜这次和在座一起切磋的机会，我想，在未来的岁月回首往事，今天的鹅湖之会，可能会成为我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陆九龄的诗歌之辩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反响，表面上看，陆九龄是在谈心灵或理学与经典的关系，实际上是在谈“教人之法”与“为学之方”。一个普通人，应该通过怎样的方法，才能成长为一个完美的人，成为一个圣人，实质上也是一个关涉认识论的问题。陆氏认为只要专注于自我本来的本心，向内深掘无尽的心境，就一定能达于圣人之境，六经注我，我亦注六经。强调“格物致知”的朱熹对此当然不能苟同，要格物必须多读书，必须多读圣人书，必须深读细读六经。阅读经书的同时，结合生活经验，才能打开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大门。

对于陆九龄的诗与思，朱熹当时并没有直接给予同样形式的回应。直到三年之后的淳熙四年（1177），两人在铅山观音寺再次相见时才和了一首：“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鹅湖寺和陆子寿》)朱喜显得相当谦逊：自己的学术是“旧学”，需要“商量”才能变得“邃密”；陆氏之学为“新知”，亦需要“培养”才能变得“深沉”。

鹅湖的观点针锋相对，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朱熹毕竟年长几岁，接着又说：陆子寿先生，还陆子静先生，你们可能本来“之质高明故好简易”；而我朱熹生性愚钝，“之质笃实故好邃密”。

陆九渊站起身来：既然元晦先生（朱熹）都点了我的名，我就不客套了，在来鹅湖的行船上，我也和了家兄一首——由此可见陆氏兄弟是相当重视这次学术活动的，并且事先做足了功课——“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最灵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竞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自今。”

比起兄长陆九龄的诗，陆九渊更具有攻击性。虽然前四句仍然是在宣讲心学的主张，比如一个人看见废墟或坟墓就会悲伤，看见华屋庙宇就会心生敬仰，这是不需要学习的，是人的天性使然。这样的天然之心，可能会很细小，但织细流可以成沧海；也可能很细碎，但积碎片也可以堆成崇山峻岭。诗的后半段语含讥讽和轻慢：不仅标榜自己的心学为“易简工夫”，而且直斥朱熹理学主张为“支离事业”。最后，还为二者做出了高下和真伪的判断。言下之意，我们的心学高于理学，我们的心学是真学问。

其实，陆九渊地兄长陆九龄诗中所说的“古圣相传只此心”是持保留意见的，在陆九渊看来，这颗本心与“古圣”传不传没有必然的关系，传不传它都在那儿，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去发明本心。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禅宗“明心见性”的启迪。黄宗羲在《象山学案》中指出，“宗朱（熹）者诋陆（九渊）为狂禅”，这个“禅”字自有其来路。

陆九渊总结说：如果没有一颗仁心没有一颗爱心，读书越多危害越大，一味强调问学，结果如同“借寇兵，资盗粮”。朱熹反问：如果不读经书，不道问学，只尊德性，怎么知道圣人之境是一种什么的境界？如果不读经书，人们可能不知道世上还有尧舜这样的圣人存在！ 陆九渊笑道：请问元晦先生，尧舜读了什么书来？这句话问得好，问得相当的形式逻辑。

陆氏兄弟以二挡一，人力上占优，两人的口才也好。而且，陆氏兄弟对于经典的“简易”态度，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在整个辩论中，似乎陆氏兄弟略占上风。据说双方论辩的题目多达十余条，陆氏兄弟“莫不悉破其说”。其实，陆氏心学与朱熹理学鹅湖会上的争议核心问题，并非不可调和。从后来朱熹的相关言语中亦能看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朱熹至少部分接受了陆氏兄弟的认识。《中庸》中所论及的自诚明（性）或自明诚（教），说的就是朱陆的分岐。其实，诚与明从来就不是一对矛盾体。过分强调前者会流于空疏，过分强调后者则易于琐碎和虚伪。

令人欣慰的是，辩论双方始终限定于学术范围，辩论时可以唇枪舌剑，辩论之外情同手足，爱真理也爱友谊。这场平等、自由、开放和争议的聚会，诗与思的聚会，营建了一种堪称高贵的鹅湖精神，中国的普尼克斯精神，其价值与意义远远高于其辩论本身。

争论一直持续着，时而趋缓时而趋疾，“至晚方罢”。鹅湖之会举行了三天，也有说五天的。朱熹后来在致人的信中说是“旬日”，应该不会这么久，大约是把路途耽误的时间，聚会中休息游赏的时间都算进去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刀光剑影而又风流俊赏的鹅湖之会已成往事。

一个月后，朱熹在写给王子合的信中谈及此次盛会时说：“前月末送伯恭至鹅湖，陆子寿兄弟来会，讲论之间，深觉有益。”

三年后，陆九龄与朱熹相见于信州，互有诗歌应答。

淳熙八年（1181），亦即鹅湖之会六年后的二月份，陆九渊拜访南康知军朱熹，请求为离世不久的兄长陆九龄撰写墓志铭。朱熹迎请陆九渊至白鹿洞书院讲学，题目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陆九渊滔滔不绝，一连讲了三天。学生中竟然有听得落泪的，朱熹本人更是在早春天气中听得“出汗挥扇”。然后，朱熹将陆九渊的讲义刻于白鹿洞石碑上。

朱陆泛舟南康星子湖，湖水潋滟，天光云影，给人以无穷遐想。

陆九渊想起自己的老话：“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朱熹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陆九渊或湖山耳语：“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

在永恒的大自然面前，所有的纷争，所有的异见都将消散。

此刻的湖山，就是两位“佳客”诗与思的湖山，中国南宋短暂的秘密的普尼克斯山。

下篇：末路英雄

淳熙二年（1175）夏天的鹅湖寺论辩结束，一个时代诗与思的光辉群像，也走进了黄昏：淳熙七年（1180），心学主将陆九龄去世；同一年，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蜀中哲人张栻、政治家和文学家胡铨去世；淳熙八年（1181），鹅湖论辩召集人吕祖谦去世；绍熙四年（1193），心学家陆九渊、诗人范成大去世；绍熙五年（1194），词人和哲人陈亮、诗人尤袤去世。庆元六年（1200）初夏，十三世纪的第一个初夏，一代硕儒朱熹去世。接下来的十年间，大批卓越的诗人、词人的哲人相继辞世：诗人学者洪迈（1202），永嘉学派陈傅良（1203），诗人和哲人周必大（1204），诗人杨万里、词人刘过（1206），词人辛弃疾（1207），诗人陆游（1210）。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活得比较长，于嘉定十六年（1223）春天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好在，黄昏中也有光亮，有时还很璀璨。

鹅湖之会后的第十三个年头，亦即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秋天，陈亮致信辛弃疾及朱熹，希望是年冬天，三人能在江西信州铅山县东的紫溪（瓢泉）相聚，共论国是——其时陈亮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匹夫呢——心中的天下之大，与身份地位真的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学术史上，人们视这次邀约为第二次鹅湖之辩或鹅湖之会。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如何收拾旧山河恢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这个议题的提出，非常符合陈亮在学术上的追求。如果说第一次鹅湖之会充满了诗与思的格调；第二次鹅湖之约，无疑具有一种浓烈得化不开的英雄色彩。

朱熹本来答应要来，却最终爽了约。朱熹事后在给陈亮的书信中解释道，当初之所以没有前来赴约，主是是因为他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了几亩菊花，每天都要吃几朵菊花，如果远行，就吃不成菊花：“若一脚出门，便不得此物喫。”这个理由真够绝的，菊花哪儿没有呢。在另一封回复陈亮的信中，朱熹袒露了心迹：“来书警诲，殊荷爱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味置前,亦只是诵说章句以应文备数而己。如何便担当许大事。况只此幸冒，亦未敢承担，老兄之言无乃太早计乎。然世间事思之非不烂熟，只恐做时不似说时，人心不似我心。孔子岂不是至公至诚，孟子岂不是粗拳大踢，到底无著手处；况今无此伎俩，自家勾当一个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从前不敢轻易出来……似闻后来庙论又有新番,从官已有以言获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显然，朱熹更多的是出于个人政治安危的角度，才爽了这次约。对紫溪之约能否谈出个所以然也没什么信心，对人心和时局没更有信心。

陈亮为什么会邀请理学家朱熹呢？朱熹的理学主张，和陈亮的“事功之学”大不相同。以“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为学术指导思想的陈亮，一直视理学的“道德性命”为空谈高论，两人曾就“王霸义利”之关系展开过激辩。但是，儒家学者讲究和而不同或同而不和，同中存异异中求和。陈亮在他和朱熹之间，看见了异也看见了同，这个同，就是其对于北伐的态度。

隆兴元年（1163）初冬时节，孝宗皇首次帝召见朱熹，询问治国方略。朱熹提前做了功课，当面向孝宗奏上三札：第一札还是那幅理学家的本色，批评孝宗做事态度不坚决，犹犹豫豫的，究其原因在于陛下没有深思《大学》之道；第二札说到了实处：二帝被掳的君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大仇，作为人子与君王必报此仇。陛下应该“合战守之计以为一”，共图恢复大业。第三札又从虚处入手，陛下要向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悉心学习。接下的话有点儿让人摸不着头脑：“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备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延,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在强敌面前，过分强调“德业”而忽视“威强”，强调“朝廷”而忽视“边境”，强调“纪纲”而忽视“兵食”之类，显然会带偏节奏。

孝宗召见朱朱熹，本来就是做做样子给世人看的。两年之后，朱熹以此获赐“武学博士”。也就在这一年，北伐名将张浚（张栻父亲）失败，南宋朝廷以割让海洲(连云港)、泗州(盱眙)、唐州(唐河县)、邓州(邓县)、商州(商县)和秦州(天水)六州及“岁币”二十万的高昂代价，取得“南宋不再向金称臣改称侄皇帝”的虚名。金人要的是银子，汉人要的是面子。在陈亮看来，朱熹的这个武学博士也是个虚幻的面子。

八年前的淳熙七年（1180），辛弃疾再知隆兴（江西南昌）府兼江西安抚使，打算在信州（上饶）北部依山傍水处修建一座可以养老的地方。次年春天，开始筑建“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带湖新居”，“稼轩”就位于新居的最高处。据年长词人十余岁的洪迈所作《稼轩记》所记，带湖新居堪称那个时代的顶级私人豪宅，占地一百七十余亩，散布其间的百多间各式建筑，仅占地面面积的四分之一。据说朱熹经过上饶时，曾悄然观望过带湖，其园林之壮丽，令见多识广的朱晦庵也觉得大开眼界。于此可见，宋南还是相当富饶的，即使是并不得意的官员，仍有能力修建一座属于自己的辉煌家园。就在这年冬天，辛稼轩被弹劾罢官，归隐于带湖，开启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半隐居生活模式。

或许是出于缺少安全感吧，淳熙十二年(1185)，辛弃疾又跑到距带湖上百里的的铅山县东“访泉于奇狮村，得周氏泉”，词人非常喜欢这口泉水。两年之后，改周氏泉为瓢泉，以其形似水瓢而命名，筑瓢泉草堂于此。得了瓢泉之后，辛弃疾的家人仍估呆在带湖，但词人似乎更喜欢这儿一些，其生活与创作重心亦自带湖移于瓢泉。辛弃疾的预感是正确的，庆元二年（1196），带湖新居毁于大火之中。

绍熙三年(1192)，辛弃疾改奇狮村为期思村。经上饶学者程继红等人的实地踏勘，推测辛弃疾当年从上饶赴期思村访泉路线：出府南门，陆路转西，由白鹤渡过信江，经汪家园三港渡，河叶街至上宜桥（石桥)、毛村铺、石溪，过木桥,抵铅山县界，由太平桥（石桥），经鹅湖(石桥)，双头铺抵永平，至瓢泉，紫溪至分水关。 

辛弃疾对于泉水的偏爱，可能也是其怀乡病的一种表达方式：他的故乡济南府（历城县）可是闻名天下的泉城呢！瓢泉迄今犹在，地处铅山县稼轩乡横坂村蒋家峒，蒋家峒的村头就是铅山河与紫溪河的交汇处,古称崩洪。瓢泉与期思村相隔仅一公里左右，在铅山河支流的西侧，而期思村则在支河的东北方向。鹅湖山及鹅湖寺在铅山县城以北十五里处，瓢泉则在县城以东二十五里外，两地相距四十里路。看来，将陈亮之约视为第二次鹅湖之会，从小的地理区域来说，并不太准确。不过，从后面的叙述中可知，辛弃疾和陈亮相聚期间确实游历过鹅湖寺。

瓢泉草堂，淳熙十五年的冬天转眼来临，快到五十岁的辛弃疾突然病倒了。

朱熹不来，陈亮一定会从老家浙江东阳到来。

落了一整天的大雪终于停止，雪后初霁的黄昏，大地展露出罕见的干净和静谧之美。瓢泉的泉水突破厚厚的积雪，从一只硕大的瓢涡涌出，汩汩地细语着。病中的词人心情甚好，饶有兴致地来到二楼廊道上凭栏远眺，白茫茫的世界真好，可以洗尽一切一切的烦恼和痛苦。

辛弃疾揉了揉眼睛，以为出现了幻觉：雪白树丛掩映中的道路尽头，隐约出现了一团红色影子，一团火焰的影子，并且正在快速地向着自己所在的方向移动着，所过之处卷起片片灰色雪雾。

这团火红的影子，宋人赵溍在《养疴漫笔》中继续写道：

陈同甫，名亮，号龙川。始闻辛稼轩名，访之。将至门，遇小桥，三跃而马三却。同甫怒拔剑挥马首，推马仆地，徒步而进。稼轩适倚楼，望见之，大惊异。遣人询之，则已及门，遂定交。

这真一场英雄与英雄的相见啊！

出生于浙江婺州永康的陈亮，小辛弃疾三岁，曾以《中兴五论》名动朝野。

辛弃疾，当仁不让的大哥，他的《美芹十论》，早于烂熟于陈亮的心。

才华横溢的小弟冒着风雪来拜见心上的大哥，崇拜之中自有一股凛冽的傲气。雪浓路滑，经过长途跋涉的坐骑已然十分疲惫。来到期思村一座石拱桥前，陈亮远远看见白衣飘飘的偶像斜依着栏杆，激动之余猛拍马鞭，不料爱骑竟然三次从拱桥的桥面上滑落下来！这让心高气傲的陈亮十分恼怒，觉得很是没有面子——英雄的骏马怎么能连一座小小的石桥也越不过去呢？于是，陈亮拔出腰间佩剑，左手勒缰，右手在空中划了一道银色弧线，活生生将马头斩了下来！这座淌着骏马之血的石桥，后世称为斩马桥，桥旁还建有斩马亭以资纪念。而今，斩马亭宛然犹在，亭盖上的琉璃瓦上，仍可可辨认出“斩马亭”字样。

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陈亮）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可以想见，激动又愤怒的陈龙川，光芒的眼中透着怎样的神性与兽性。这场面，足够血腥甚至残忍。英雄，有时是需要以鲜血来祭奠他描绘的。坐在楼上的辛弃疾目睹了整个过程：惊异、震撼、感动。从此以往，两人成为生死相交的朋友。

一介布衣陈亮不断向朝廷上书，并以此数次下狱，却从未后悔过。瓢泉聚会之前，陈亮进行了精心准备，先后到到建康（南京）和京口（镇江）等地详察地理形势，设计北伐战略：“一水横陈，连罔三两，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念奴娇·登多景楼》），长江是天险，也是最好的进攻天堑。

两个胸怀壮志的末路英雄，终于相见。

辛弃疾在之后所作《贺新郎·把酒长亭说》序言的前半部分，回忆了两人相见的过程：“陈同父（亮）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

两人聚会时讨论了什么具体话题，辛弃疾并没有细说。不过，从《养疴漫笔》中所载两人在此之后的相见所谈，大体可以得知商谈的就是“天下事”，就是南北的统一：“稼轩帅淮时（辛弃疾出任滁州知州），同甫与时落落，家甚贫。访稼轩于治所，相与谈天下事。酒酣，稼轩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钱塘非帝王居，断牛头之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之水，满城皆鱼鳖。”两人一边纵论天下，一边痛饮狂歌：“饮罢，宿同甫于斋中。同甫夜思稼轩沈重寡言，醒必思其误，将杀我以灭口，遂盗其骏马而逃。”戏剧色彩出来了，毕间那时陈亮还是一个穷迫的素人，而辛弃疾则是一方军政一把手，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个月后，陈亮想确认一下辛弃疾是否真的没有加害自己的意思，写信给辛弃疾称手头拮据，想借点银子来度过难关。辛疾弃二话没说，直接借给陈亮“十万缗以济贫”，大哥永远是大哥。 

相聚十日之后，陈亮动身回家。

辛弃疾在前面那篇词序的后半部分写道：“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鸶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正是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贺新郎》以见意。又五日，同父书来索词，心所同然者如此，可发千里一笑。”这才是侠骨柔情啊，铁血是英雄，柔肠更是英雄！

陈亮走的官道，刚上路一天，辛弃疾就后悔了，立即捷径直追，想把陈亮给追回来。无奈风雪太大，走到芦溪河一处叫鹭鸶林的地方，马脚深陷于雪泥之中，再也走不动了。只好在方村（铅山县青溪镇方村）收住马蹄，找了一家路边小店独自饮酒。天色向晚，辛弃疾打马返程，走拢泉湖村，才发现铅山河已经结冰，既行不了船，也无法骑马从冰上通过。黄昏中的词人只好寻找住宿的地方，直至半夜才找到吴家开设的旅舍（泉湖四望楼）。困顿之中正打算上床休息，突然听见一阵悲怆的笛声穿过大雪而来！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微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

佳人重约还轻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松林深处，一只觅食的鸟儿，擦落了松针上的白雪，仿佛从词人头上掉落的白发。远去的陈龙川啊，对你的思念害得我好辛苦，大雪中的吹笛人，千万不吹破了你的笛管啊。

两个末路英雄惺惺相惜，辛弃疾思念陈亮的雪夜，陈亮也在旅途中思念辛弃疾。五天之后，辛弃疾收到陈亮的来信，信中说，他想读到辛弃疾的新词。当陈亮收到辛弃疾的《贺新郎》时，思如潮水，立即写下一首和词：

老去凭谁说？看几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

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声裂。

两个末路英雄，一首一首地唱，一首一首地和。唱得壮烈，和得热血，如同南宋词坛上“硬语盘空”的二重唱，大雪是舞台上最炫目的背景：“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壮气尽消人脆好，冠盖阴山观雪。”

那首著名的写给陈亮的《破阵子》词，具体写于何时没有准确的依据。邓广铭先生在《辛稼轩词编年笺注》中，将此词“姑附缀于淳熙十五年冬与陈同甫唱和诸词之后”，其推断是可信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是写给兄弟的词，也是写给自己的词，一个末路英雄，写给另一个末路英雄的词。

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兄弟策马而去，独留瓢泉的辛稼轩倍感孤独。这种英雄末路的孤独感一直伴随着词人的后半生。有一天，辛稼轩独坐瓢泉草堂的停云阁，水声山色竞来相娱，溪山也在向词人索取新词一样——写下这首《贺新郎》时，陈亮已经去世六七年；再过几年，一代俊杰“词中之龙”辛弃疾亦将谢幕。南宋黄昏中的光辉群像“零落”殆尽，集体没入漫漫长夜：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向以鲜，诗人、随笔作家、四川大学教授。有诗集及著述多种，获诗歌和学术嘉奖多次。上世纪八十年代与同仁先后创立《红旗》《王朝》《天籁》和《象罔》等民间诗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