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与屈子：以《楚辞后语》为例

作者：朱杰人

来源：“屈子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正月十二日辛卯

          耶稣2023年2月2日

导言

《楚辞》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寄寓了屈原爱国忧民、追求美政的价值理想与遭谗被逐的人生际遇，引得无数文人墨客、名臣硕儒为之流连彷徨、感时伤怀。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为什么对《楚辞》情有独钟，晚年花了大量的时间为之作注？朱熹为什么会成为屈原的千古知音？以经典为媒介，朱子与屈子会产生怎样的情感共鸣？

2020年11月21日，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朱杰人先生莅临屈子书院讲坛，发表“朱子与屈子：以《楚辞后语》为例”的主旨演讲，与现场听众进行了精彩的互动。讲座由凤凰网湖南频道全球同步直播，在线参与人数多达48.6万人；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王琦担任嘉宾主持。

朱子与屈子：以《楚辞后语》为例

朱杰人

各位朋友、汨罗市的父老乡亲：

大家好！

今天天很冷，大家还冒着雨到这里来听讲座，我很感动。

一年多前，王琦教授约我到汨罗屈子书院来做讲座，我当然非常想来，汨罗对我们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来说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但是到汨罗来，到屈子书院来讲什么呢？我想来想去，还是要讲屈原。为什么呢？第一，因为这个地方是屈子投江之地，到这里来不讲屈子，我觉得对不住这位伟大的先人；第二，我是研究朱子的，朱子和屈子他们两个人有着深刻的精神上的沟通，朱子对屈子评价非常高，他在晚年花了大量心血注了《楚辞》，写文章为屈原抱不平，所以我觉得到屈子书院来一定要讲朱子和屈子。

大家知道，朱子有一个很重要的著作《楚辞集注》，这是研究屈原和《楚辞》史上一本划时代的、不可替代的著作。当年，毛主席在接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时候，就将朱子的《楚辞集注》作为国礼送给他。大家未必知道，朱子除了《楚辞集注》，还有其他有关屈原研究的著作，比如《楚辞后语》。这本书以前关注的人不多，今天我想以这本书为例，把朱子和屈子在精神上的勾连与共鸣阐发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两位伟大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巨人是怎么样互相影响的，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又是怎样的。

01、朱熹的诗歌创作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工部侍郎胡铨以诗人荐朱子，朱子以母丧未终辞。多年后（淳熙十二年，1185），朱子在回忆这一往事时说：“顷岁尝得一见先生（指胡铨）于临安，其后遂叨荐宠，而不知所以得之，或者以为先生尝见其诗而喜之也。”朱子自己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胡铨会以诗人的身份荐举他，有人告诉他是因为胡铨喜欢他的诗。其实，这件事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隆兴初年（1163），孝宗即位不久，就曾经要求胡铨为他搜访诗人。胡铨观察了七年，终于为皇帝物色到十五个人，朱子是其中之一。在这之前，朱子已经被举荐过多次，隆兴元年甚至还被孝宗召见过。他对孝宗谈了自己的政见，但是孝宗并不认可，只给了他一个武学博士的虚衔，而且要待阙四年。胡铨的举荐有点别出心裁，他以“诗人”荐朱子，而且是打着孝宗“圣训”的名义，孝宗不能不接受。但这一次，朱子以母丧未终辞。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认为，胡铨的举荐只是一个“噱头”。胡铨的举荐是有依据的。朱子喜欢写诗，也有写诗的天分。据郭齐统计，朱子现存诗作凡七百四十五篇，一千二百首，另有词十七篇，十八首。据考，现存最早的朱子诗作是绍兴十八年赴临安省试时所作《远游篇》：

举坐且停酒，听我歌远游。远游何所至？咫尺视九州。

九州何茫茫，环海以为疆。上有孤凤翔，下有神驹骧。

孰能不惮远，为我游其方？为子奉尊酒，击铗歌慨康。

送子临大路，寒日为无光。悲风来远壑，执手空徊徨。

问子何所之？行矣戒关梁。世路百险阻，出门始忧伤。

东征忧旸谷，西游畏羊肠。南辕犯疠毒，北驾风裂裳。

愿子驰坚车，躐险摧其刚。峨峨既不支，琐琐谁能当？

朝登南极道，暮宿临太行。睥睨即万里，超忽凌八荒。

无为蹩躠者，终日守空堂！

这首诗把一个年轻人的远大抱负展现得淋漓尽致，可谓语句老辣，用典恰当，诗情动人。十九岁能写出这样的诗，确实不易。但是，这还不是朱子的处女作。朱子何时开始写诗，史无实据。王懋竑《朱熹年谱》曰：“先是，婺源乡丈人俞仲猷，尝得先生少年翰墨以示其友董颖，相与嗟赏。颖有诗云：‘共叹韦斋老，有子笔扛鼎。’”可见幼时的朱子已有诗名。朱子进士及第之后，第二年即返乡展墓访亲，认识了表弟程洵。在返回福建的路上，他在写给程洵的信中谈了自己写诗的心得：“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耳。盖不如是，不足以发萧散冲淡之趣，不免于局促尘埃，无由到古人佳处也。如选诗，及韦苏州诗，亦不可不熟观。近世诗人，如陈简斋，绝佳，张巨山逾冲淡，但世不甚喜耳。”信中可以看出，朱子写诗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在给程洵写的另一封信中，他谈到了《楚辞》。他说：“《三百篇》，性情之本；《离骚》，辞赋之宗。学诗而不本之于此，是亦浅矣。”无独有偶，王懋竑《朱熹年谱》绍兴二十年记婺源乡人宴享朱子时曰：“酒酣，坐客以次歌诵。先生独歌《离骚经》一章，吐音洪畅，坐客悚然。”可见，《离骚》在朱子的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视之为学诗之本，而且烂熟于心。

02、朱熹晚年的遭遇与政治形势

朱子一生遍注儒家经典，除《诗》以外，他还对两部文学作品作了“考异”和注：一为《昌黎先生集考异》，一为《楚辞集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书的撰述与完成均在庆元年间（此外，还有一书为《周易参同契考异》），也就是在他的晚年。“考异”之作在庆元三年（1197年），朱子时年六十八岁，“集注”在庆元五年（1199），朱子七十岁。

为什么朱子在晚年如此集中地撰述与理学“无关”的书？

我们来看一下从庆元元年(1195)起,与朱子和理学有关的南宋大事记：

庆元元年（1195），朱子六十六岁。

二月戊寅：右丞相赵汝愚罢。初，韩侂胄欲逐汝愚而难其名，京镗曰：“彼宗姓也，诬以谋危社稷，则一网打尽矣！”侂胄然之。

六月：韩侂胄用事，士大夫素为清议所摈者，教以凡与为异者皆道学之人，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革。或又言道学何罪，当名曰“伪学”，善类自皆不安。由是有“伪学”之目。

十一月丙午：窜故相赵汝愚于永州。

庆元二年（1196），朱子六十七岁。

正月：赵汝愚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钱鍪,承韩侂胄风旨,窘辱百端;庚子,汝愚暴卒。天下冤之。

二月：以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翥与刘德秀奏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故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

十二月：朱熹落职，罢祠。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带从臣职名，义不容默，乃草封事数万言，陈奸邪蔽主之祸，因以明赵汝愚之冤。子弟诸生更迭进谏，以为必贾祸，熹不听。蔡元定请以蓍决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稿焚之。

时台谏欲论熹，无敢先发者。胡紘未达时，尝谒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紘不能异也。纮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斗酒，山中未为乏也。”及为监察御史，乃锐然以击熹自任，物色无所得，经年酝酿，章疏乃成。

有沈继祖者，尝采摭熹《语》《孟》之语以自售，至是以追论程颐，得为御史。紘以疏章授之，继祖谓立可致富贵，遂论熹：“资本回邪，加以忮忍，剽窃张载、程颐之绪余，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招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褒衣博带，食淡餐粗……潜形匿迹，如鬼如魅。……”因诬熹大罪有六。（笔者按：所谓六大罪状，一曰不孝其亲；二曰不敬于君；三曰不忠于国；四曰玩侮朝廷；五曰怨望君上；六曰有害于风教。）……诏熹落职，罢祠，窜蔡元定于道州。

已而选人余嚞上书，乞斩熹以绝伪学。

庆元三年（1197），朱子六十八岁。

十二月丁酉：知绵州王抗疏请置伪学之籍。……于是伪学逆党得罪著籍者，宰执则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四人，待制以上则有朱熹、徐谊等十三人，余官则有刘光祖、吕祖俭等三十一人，武臣则有皇甫斌等三人，士人则有杨宏中等八人，共五十九人。

庆元四年（1198），朱子六十九岁。

五月己酉：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姚愈上言：“近世行险侥倖之徒，但为道学之名，窃取程颐、张载之说，张而大之，聋瞽愚俗。权臣力主其说，结为死党，陛下取其罪魁之显然者，止从窜免，余悉不问，所以存全之意，可谓至矣。奈习之深者，怙恶不悛，日怀怨望，反以元祐党籍自比……夫元祐之党如此，而今伪党如彼。愿特奉明诏，播告天下，使中外晓然知邪正之实，庶奸伪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盗名欺世。”

五月：诏曰：“朕惟向者权臣擅朝，伪邪朋附协肆奸宄，包藏祸心，赖天地之灵，宗庙之福。朕获承慈训，膺受内禅，阴类败坏，国势复安，嘉与士大夫励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几其自新。而历载臻兹，弗迪厥化，缔交合盟，窥伺间隙，毁誉升降，流言间发，将以倾国是而惑众心。甚至于窃附元祐之众贤，而不思实类乎绍圣之奸党……何其未能洗濯，以称朕意也。朕既深诏二三大臣，与夫执政言议之官，益维持正论，以明示天下矣，喻告所以，其各改视回听，毋得借疑似之说，以惑乱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终不悛，邦有常刑，必罚无赦……”

庆元五年（1199），朱子六十九岁

十二月：臣僚劄子奏：“今奸伪之徒，假正以行污，背公而死党，口道先王之语而身为市井之事…其有长恶弗悛，负固不服，甘为圣时之罪人者，必重寘典宪，投之荒远。”

庆元六年（1200），朱子七十岁。

三月九日：朱子逝世。

十一月：言者论伪徒会送伪师朱某之葬乞严行约束：“所有伪徒，如果有聚于信上，乞令守臣言行约束。散植坏群，无使滋蔓。”

理学从北宋孕育发端，到朱子集大成而完成其理论的建构，一直处在非议与攻击的漩涡中。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始终贯穿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但是宋宁宗继位以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于宁宗宠信权臣韩侂胄，而韩侂胄为达到独揽朝政的目的，实施了一系列有组织的排斥异己的阴谋活动，而把道学诬为“伪学”成为这些阴谋家手中最致命的武器。从上述庆元前五年的大事记可以看出，韩侂胄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宰相赵汝愚。赵汝愚同情理学，认可张栻、朱子、吕祖谦等的学问。宁宗即位以后，他在第一时间召朱子为待制经筵。赵汝愚以“谋危社稷”的罪名被免职以后，韩侂胄并未罢手，为杜绝赵东山再起之念并打击其门徒，他们杜撰“伪学”之名，以“唱引伪徒，谋为不轨”的罪名将赵流放永州。赵汝愚的去职与去世，是对理学的一个致命打击，由此，理学失去了最高统治集团的最后一点庇护，而沦为砧板上的鱼肉。于是，义理之学在科举考试中被黜落，理学的著作被禁。而理学的领军人物朱子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

构陷朱子的主要人物是胡紘和沈继祖。胡紘提供炮弹，沈继祖则罗织罪名炮制奏章。朱子被革职，甚至面临被诛杀的危险。韩侂胄之流，对理学及理学家步步紧逼，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庆元三年，又颁布了“庆元党禁”黑名单，彻底断绝了理学人士的仕进之途。庆元四年，姚愈的奏章和宁宗的诏书则进一步收紧了党禁的绳索，显示出反理学派集团在打击理学的问题上罕见的顽固与不妥协的立场。庆元五年，党禁稍有松懈，统治集团立即表现出他们的恐惧和慌张，于是更为严厉的惩处条例出笼。直至庆元六年朱子逝世后，这种政治高压也没有些许收敛。

这就是朱子生命最后的五年所面对的时局与政治压力。明白了这一点才可能明白为什么在晚年，朱子的研究与著作方向会突然改变：庆元以后，朱子已经完全失去了继续理学研究的政治坏境和话语空间，他只能转换“频道”，从纯理学的研究变为较单纯的文学和宗教研究（《周易参同契考异》）。这是为了避祸，但也表现出一个思想家不屈不挠的韧性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楚辞后语》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03、朱熹为何注《楚辞》

朱子晚年共有四部关于《楚辞》研究的作品：《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楚辞音考》《楚辞后语》。

在《楚辞集注》目录后，朱子有一段按语：屈原的“志行”，“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屈原的著作，“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这里朱子强调的是“忠君爱国”和“缱绻恻怛、不能自已”的忠心。他说屈原的《离骚》下可以“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上可以“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可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这是说读了屈原的赋，可以化解下民之怨气，而在上者可以了解民情民意，从而“交有所发”，达到传统道德和规范的重建。所以他不认为《楚辞》仅仅是“词人之赋”。

在这篇按语中，朱熹表达了从汉以来对《楚辞》注释和解读的不满，他认为历代对《楚辞》理解都“已失其趣”，连司马迁都未能幸免。他说前人“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义理，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他认为前人没有理会到当年屈原情感上的抑郁，也不能从义理上理解和阐发屈原的所作所为，以至于使屈原的精神和他赋作的深刻内涵被淹没了“而不见白于后世”。

另外，朱熹对长期以来人们对屈原的误解甚为不满。他对学生们说：“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踵，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褊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做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他说的是屈原，又何尝不是自况呢！

这些，就是朱子要注《楚辞》的原因。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在按语的最后，朱子还有一段话：“疾病呻吟之暇，聊据旧编，粗加櫽栝，定为《集注》八卷。庶几读者得以见古人于千载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载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于来者之不闻也。”所谓“疾病呻吟”，是朱子当时身体（疾病缠身）和心情（政治高压）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他要让屈原再现，另一方面他要让屈原的精神能传之后世，并希望自己身后会有理解他的人。这里，朱子流露出对现实彻底失望的无奈。全文最后，他长叹：“呜呼悕矣，是岂易与俗人言哉！”“悕矣”，直言自己的悲哀，且用“呜呼”加强语气，可见他的悲愤之情至深而不可排遣。值得人深思的是，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俗人”所不能理解的。这里我们除了可以看出在庆元党禁之际他的无助和世态的炎凉外，更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对屈原充满了感情，对注屈原满怀着激情，是因为他实际上是在表达自己，是在借注屈原而注自己。陈振孙说：“公为此注在庆元退归之时，序文所谓‘放臣弃子、怨妻去妇’，盖有感而托者也。其生平于六经皆有训传，而其殚见洽闻，发露不尽者，萃见于此书。呜呼伟哉！”陈氏可谓朱子知音，他以“伟哉”赞颂朱子的《楚辞》研究。陈振孙是南宋端平、嘉熙时人，离朱子的时代尚不远，从他的评论可以看出时人对朱子晚年的《楚辞》研究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知的。这恐怕是朱子要注《离骚》的另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

04、《楚辞》与《楚辞后语》

《楚辞集注》是“聊据旧编，粗加櫽栝”，所谓“旧编”是指王逸的《楚辞章句》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子在《楚辞章句》和《楚辞补注》的基础上删改而成《楚辞集注》。

《楚辞辩证》是《楚辞集注》的姐妹篇，是对《楚辞集注》的补充和阐发，朱子著书有这样的传统。他注“四书”有《四书或问》，对从训诂到义理的各种问题加以深入阐发和辩证，是对《四书章句集注》的补充。他说：“余既集王、洪《骚注》，顾其训故文义之外，犹有不可不知者。然虑文字之太繁，览者或没溺而失其要也，别记于后，以备参考。”《楚辞辩证》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自屈原之《离骚》出，后世仿效者代有人出。因为它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诗》，时人即以“辞赋”名之而成为一种文体。汉人把这类文体的作品汇聚成编统称“楚辞”。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开其先河，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继其踵。而后又有晁补之作《续楚辞》和《变楚辞》。质言之，这些书都是“楚辞”的选本。只是选主眼光不同，所选的篇目不尽相同而已。

晁补之，字无咎，济州钜野人。十七岁时，因作《七述》得到苏轼的赞许而成名，与黄庭坚、张耒、秦观齐名，被称为“四学士”。检晁补之的《鸡肋集》有《离骚新序》上、中、下三文。《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其《重定楚辞》十六卷。解题曰：“吏部郎中济北晁补之无咎撰。去《九思》一篇入《续楚辞》，定著十六卷，篇次亦颇改易……新序三篇述其意甚详。”两相印证，说明晁氏确实曾新编《楚辞》一书。可惜其书早佚。《直斋书录解题》又著录晁氏《续楚辞》《变楚辞》二书，今亦不传。

晁氏的《重定楚辞》由于已失传，我们无法见到其篇目。从他的《离骚新序》上、中、下三篇序文可以看出他的《重定楚辞》基本上承续了王逸“楚辞”的篇目，只是一，改易了篇次：上八卷为屈原所著（按，晁氏有具体的考证，见“新序”），并以所著先后重新编排了顺序。二，把西汉以前之文编为后八卷，他认为这是恢复了刘向的“旧录”。三，在篇首增加了司马迁的《屈原传》。四，把王逸的《九思》抽出，编入《续楚辞》。朱子对当时通行的选本非常不满，他重编“楚辞”而为《楚辞集注》，既没有采用晁氏的编目，也没有采用王氏的编目，而是按照自己对楚辞的研究把他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七题二十五篇定为五卷，把宋玉以下至淮南小山的作品八题十六篇编定为三卷。他对王逸以降的各种“楚辞”选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贾傅之词于西京为最高，且《惜逝》已著于篇，而二赋尤精，乃不见取，亦不可晓。”他认为屈原以后产生的许多“楚辞”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学到屈原”的精神而只是模仿屈原的文辞，“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以至于把“楚辞”精神内涵丢失了。这是不可原谅的。他之所以要重编“楚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他要再编一部《楚辞后语》的重要原因。

《楚辞后语》是在晁氏“续”“变”二书的基础上改编而成，《楚辞后语》其实是一本新选编的《楚辞》。对于晁氏的《续》《变》二书，他认为，“则凡词之如骚者已略备矣”。从朱子的《楚辞辩证-晁录》篇的评论可以看出，晁补之之所以要编《续》《变》是因为他不满于王逸“所载不尽古今词赋之美”。当然，王逸是东汉人，不可能尽汉以后之文。虽然，晁补之补上了“汉以后之文”，而且“凡词之如骚者已略备”，但朱子依然认为他的选目问题很大。

晁氏编《续》《变》两书主要是“主于辞”，也就是说，他要把汉以后所有楚辞类的文字收罗殆尽，但是他其实也是有选择的。朱子曰：“晁氏之为此书，固主于辞，而亦不得不兼于义。”而朱子的《楚辞后语》正是在选目的“义”上与晁氏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晁氏两书因已失传，我们无法看到他的确切篇目。但是从他的《离骚新序》《续离骚序》《变离骚序》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他的选目。把他的选目与朱子的《楚辞后语》作一对比，我们发现晁氏的篇目中有许多篇是朱子所不取的。兹罗列如下。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高唐赋》。司马相如：《子虚赋》、《甘泉赋》、《上林赋》。汉武帝：《李夫人赋》、《天马》。王逸：《九思》。曹植：《洛神赋》、《九愁》《九咏》。陆机：未知篇名。陆云：未知篇名。挚虞：《思游》。

鲍照：《芜城赋》。江淹：未知篇名，疑为《恨赋》、《别赋》；刘禹锡：《问大钧》；独孤及：《招北客》；杜牧：《阿房宫》。皮日休：《九讽》。

还有一些是朱子所取而晁氏不取的，罗列如下：

项羽：《垓下帐中歌》；张衡：《思玄赋》；陶潜：《归去来辞》；苏轼：《服胡麻赋》；张载：《鞠歌》；吕大临：《拟招》。

朱子所选篇目凡五十二篇，从以上比对看，《后语》与《续》《变》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朱子选编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说：我因循于晁氏本之旧，但“考于辞也宜益精”，“而择于义也当益严”。就是说，他对于“辞”——词赋的艺术性——有精益求精的要求；而对“义”——作品的思想性及其内涵——有更严格的要求。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符合朱子标准的呢？他说：“盖屈子者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词也。故今所欲取而使之继之者，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余韵，而宏衍钜丽之观、欢愉快适之语，宜不得而与焉。”他认为屈原的《离骚》本来就是幽怨心情的抒发，是一个爱国者的爱国之心无处可用、无法排遣而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时的真实流露。这是《楚辞》精神内涵的要义所在。而那些模仿屈原辞藻、句法、结构等等以歌功颂德、以表达个人欢愉快乐的作品，背离了《楚辞》的初衷，是不适合选用的。所以，如《子虚赋》、《甘泉赋》、《上林赋》之类的作品，就被他的《后语》排除了。另外，那些违背儒家义理的作品，虽然其词“若不可废”，但“以义裁之”则“其为礼法之罪人”，甚至如“屠儿之礼佛、倡家之读《礼》”，不能不摈弃。所以，《高唐》《李夫人》《洛神》都不能入选。还有一些无病呻吟的作品，如《九思》《思游》《恨赋》《别赋》之类，当然不能入他的法眼。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入选的作品，朱子的标准就更清楚了。

荀子《成相》，朱子曰：此篇“杂陈古今之乱兴亡之效，托声诗以风时君，若将以为工师之诵、旅贲之规者，其尊主爱民之意，亦深切矣”。这里强调的是“尊主爱民之意”。

《佹诗》，春申君听信谗言逐荀子，后反悔又使人请荀子。荀子作《佹诗》谢绝，曰：“彼远方，何其塞矣！仁人诎约，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谗人般矣……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这里标示的是奸人当道，忠贤被诎。

荆轲《易水歌》，朱子曰：“夫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然于此可见秦政之无道，燕丹之浅谋，而天下之势已至于此，虽使圣贤复生，亦未知其何以安之也！”这里说的是秦政权的“无道”与燕太子的“浅谋”，以及燕国的败亡之势的不可挽回。朱子接着说：“且余于此又特以其词之悲壮激烈，非楚而楚，有足观者，于是录之，它固不遑深论云。”朱子欣赏这首歌的“悲壮激烈”，非楚而楚”，是说这首歌不是楚人所作，但它却像楚辞一样具有楚辞的韵味。这是从文辞上说。最后一句“不遑深论”。何谓“不遑深论”，这恰恰说明他选这首歌是有深意的，只是不便说而已。什么是他的深意呢？他深深地为为统治者的“浅谋”而担忧。

《越人歌》。朱子的解题介绍了此歌的来历，说这篇作品“不学而得其（楚辞）余韵”，所以选入。文字很短，不得其奥义。但是读了歌词就见到真意了：“今日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不訾诟耻”“心既顽而不绝”但是“心说君兮君不知”。

项羽《垓下帐中歌》，朱子曰：“羽固楚人，而其词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是以著之。”这表达了一种奋斗不息的英雄气慨。联想到朱子当时的处境，意味深长。同类的作品还有刘邦的《大风歌》，朱子叹曰：“千百载以来，人主之词，亦未有若是其壮丽而奇伟者也。呜呼雄哉！”慨叹英雄，是对英雄的期盼，也是对现实生活的针砭。

刘邦与吕后为立太子而进行了一场暗斗，结果以刘邦和戚夫人的失败而告终。刘邦歌《鸿鹄歌》以抒抑郁。朱子在解题中详细地介绍了这场政治斗争的始末，最后总结道：“呜呼！向使高祖之心，本不出于私爱，则必能深以天下国家之大计为己忧，而蚤与张、陈、陵、勃诸公谋之帷幄，以定其论……庶几吕氏悍戾之心，亦无所激而将自平，则后来之祸，犹可以不至于若是其烈。”朱子的评论，绝非无的放矢。朱子认为国家的安宁与治理系于君心之正，所以他一再强调要“正君心”，要求君主“求放心”，而不能“出于私爱”。他这是在隔空喊话宋宁宗，尽一个臣子的规谏之責。

汉武帝《瓠子之歌》，朱子解题引归来子曰：“先是帝封禅，巡祭山川，殚财极侈，海内为之虚耗。及为此歌，乃闵然有吁神忧民恻怛之意云。”这是说，为人君要体恤民瘼，不能劳民伤财。

《秋风词》题解引文中子曰：“《秋风》，乐极而哀来，其悔心之萌乎？”这是说汉武帝晚年的悔悟之心。

《乌孙公主歌》。汉武帝嫁江都王女为匈奴乌孙王妻，乌孙王年老，上书请使其孙尚公主，武帝许之。公主不听，而武帝令其从俗。公主乃歌此词。朱子曰：“公主词极悲哀，固可录。然并著其本末者，亦以为中国结婚夷狄，自取羞辱之戒云。”当时的南宋正与金对峙，朝廷中和、战两派斗争激烈，主和势力日趋强势。这是对朝廷的提醒。

朱子弃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取《长门》《哀二世》两赋。朱子论曰：“盖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约，能谄而不能谅。其《上林》《子虚》之作，既以夸丽而不得入于楚词，《大人》之于《远游》其渔猎又泰甚，然亦终归与谀也。特此二篇为有讽谏之意，而此篇（按：指《哀二世》赋）所为作者，正当时之商监，尤当倾意极言，以寤主听，顾乃低回局促，而不敢尽其词焉，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贱也。”朱子对司马相如词赋的评价很严厉，认为他的毛病在于“夸丽”，流于谄媚，不敢讲真话。但是他还是选了两篇，而入选的理由则是“有讽谏之意”。他讨厌司马相如的“阿意取容”，直斥为“可贱”。

扬雄《反离骚》。朱子认为扬雄是个失节者，而他的《反离骚》“则反讪前哲以自文”。扬雄在赋中说：“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曾悕以于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意谓屈原命不遇时，楚王必不为之而改。朱子注曰：“《孟子》曰：‘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圣贤之心如此，原虽未及，而其拳拳于宗国，尤见臣子之至情，岂忍逆料其君之不可谏而先自已哉！此等义理，雄皆不足以知之，唯有偷生惜死一路，则见之明而行之熟耳。以此讥原，是以鸱枭而笑凤凰也。”所以，朱子说他是“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馋贼矣。”而他之所以要选此文，是为了“以明天下之大戒”。这是个反面教材，可以教育后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反离骚》文后有一长段评论，对扬雄之流讥讪与曲解屈原的论调做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说：“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身毁誉，所不顾也……楚无人焉，原去则国从而亡，故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

晁氏《续》《变》没有选苏轼的作品，朱子《后语》则选了一篇苏轼的《服胡麻赋》，他认为这篇赋的风格接近屈原的《橘颂》。但是在解题中朱子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公自蜀而东，道出屈原祠下，尝为之赋，以诋扬雄而申屈原志……其辑之乱乃曰：‘君子之道，不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嗟子区区，独为其难兮。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是为有发于原之心，而其词气亦若有冥会者。”这是对那些批评屈原不该自沉者的批评。朱子充分肯定了屈原的拳拳爱君之心，认为这就是君臣之义。朱子的这篇跋文，其实是借屈原之行披露自己的心迹。这说明，他在庆元年间政治高压下作楚辞研究，除了是借屈词以纾解自己的郁愤外，还有一种继续谏诤的目的。

朱子的《楚辞后语》最后收录了一篇张载的《鞠歌》，一篇吕大临的《拟招》。为什么要收录这两首作品呢？朱子在《楚辞后语》目录后的按语中说：“至于终篇，特著张夫子、吕与叔之言，盖又以告夫游艺之及此者，使知学之有本而反求之，则文章有不足为者矣。”他是要告诉读者，他虽然编了这本楚辞集，但不是为了要大家都来学写楚辞，因为这不是为学之本。《鞠歌》解题曰：“《鞠歌》者，横渠张夫子之所作也。自孟子没而圣学不得其传，至是盖千有五百年矣。夫子蚤从范文正公受《中庸》之书，中岁出入于老、佛诸家之说，左右采获，十有余年。既自以为得之矣。然晚见二程夫子于京师，闻其论说而有警焉，于是尽弃异学，醇如也……著《订顽》《正蒙》等书万余言。闲阅古乐府词，病其语卑，乃更作此以自见，并以寄二程云。”这段话叙述了张载的求学经历，强调他闻道以后的“尽弃旧学”。并点出他作《鞠歌》的缘由是认为这些文字浅薄不足以为学之本。《鞠歌》第一句就说“鞠歌胡然兮，邈余乐之不犹”——鞠歌这一类文字所表达的情感和我所喜欢的是不一样的。他自己耿耿不寐、孜孜以求的是“庶感通乎来古”。“千五百年兮廖哉阔焉”——圣学已经失传一千五百多年了。他说自己有接续圣学的担当，所以要为此而努力。

全书最后一篇是吕大临的《拟招》。这是一首招魂词，词中说人的灵魂走失了所以要把它招回来。朱子说：“大临受学程、张之门，其为此词，盖以寓夫求放心、复常性之微意，非特为词赋之流也。故附张子之言，以为是书之卒章，使游艺者知有所归宿焉。”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首词看作是词赋，他其实是说明了为学者必先求放心。他把它放在全书的最后一篇，正是为了给那些游于艺者提一个醒——不要忘了为学之本。理学家们把词赋看作是“艺”，他们谨守孔子的教导“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子注曰：“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所以，道、德、仁、艺是有先后次序的，“游于艺”一定是在求道、守德、依仁之后。

05、结语

《楚辞后语》是一部未完稿，朱子去世以后由他的儿子朱在于嘉定丁丑年（1217）刊印出版。朱在的跋文说：“独《思玄》《悲愤》及《复志赋》以下至于《幽怀》，则仅存其目而未及有所论述，故今于此十九章之叙，皆因晁氏之旧而书之。”但细检全书，除朱在所谓“仅存其目而未及有所论述”的十九篇之外的篇章还存在两种情况：一、既有题解（叙），又有注。计有：《成相》《佹诗》《易水歌》《越人歌》《垓下帐中歌》《大风歌》《鸿鹄歌》《瓠子之歌》《秋风词》《乌孙公主歌》《长门赋》《哀二世赋》《自悼歌》《反离骚》《绝命词》，凡一十五篇。二、有题解（叙）而无注。计有《胡笳》以下共一十六篇。朱子因袭晁氏之叙的十九篇，细读叙文，基本上符合朱子的选文主旨。笔者推测，朱子应该认为可以不必重写了，所以予以保留。凡朱子重写叙文的可以认定为朱子不满意或不同意晁氏之说。本文的分析所据篇目都是朱子自己有叙或有注的作品，如果笔者对那些晁氏叙文被保留下来的篇目的推断（即朱子基本同意晁氏的观点）不错，那么，朱子编《楚辞后语》的微言大义可以得到更充分的阐发。

《楚辞后语》给我们展示了朱子暮年的思想轨迹与情感脉动，让我们更形象地看到了一个忧国忧民、忠君爱国的理学家的博大胸怀和历史担当，不能不让人动容。但《楚辞后语》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呜呼哀哉！

（王琦整理并经主讲嘉宾审定）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