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教化事业

作者：朱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来源：《走进孔子》2022年第3期

儒家往往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因为有德有位，故而能够很好地“行儒家之道”，但是到了孔孟那里，往往是有德而无位，只能“传儒家之道”，而按照韩愈在《原道》里的说法，孔孟之后，连“传儒家之道”也陷入了困境。从一定意义上来看，宋明理学家十分在意韩愈的这一说法，纷纷以“传儒家之道”作为自己的学术理想。在宋明理学家那里，“传儒家之道”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从新的角度来诠释或者接续先儒遗留下来的经典或思想，从理论上对儒家学说予以发明阐扬；二是通过讲学、授徒、办学或者制定乡约、改进礼仪等教化形式来传播儒家思想，以期实现影响人心、改造社会的目的。就“传儒家之道”上述两种做法而言，王阳明的为学事业属于前者，而其教化事业则属于后者，他所发明的心学思想也是通过其教化事业而呈现出最大的效果。王阳明的教化事业不仅仅是“传儒家之道”，而且还通过“传道”来实现其现实关怀与治世理想。

王阳明画像

王阳明曾将具有启迪、教化作用的讲学活动，作为自己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事业来看待。据王阳明弟子邹守益回忆，“当时有称先师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即全人矣。先师笑曰：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无愧全人”（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王阳明全集》卷四一）。在王阳明因心学与事功闻名天下的时候，曾有人称赞王阳明在文章、政事、气节、勋烈上皆有过人之处，能够青史留名，但在讲学上还差了点，如果讲学事业也做得很好的话，应该就是“全人”了。对于这一评价，王阳明付诸一笑，并指出他其实最愿意从事的就是讲学之事，仅讲学这一件事就足以成为“全人”。王阳明在面对他人赞誉时的反应，一方面说明了他对众人称赞的各项功绩表示了应有的谦虚，认为所谓的“功绩”不值一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对讲学、教化事业的看重，认为只有讲学教化才是真正的人生功业。而正是因为对于讲学、教化事业的高度重视，王阳明一生启人无数、会讲不懈、教化不息，在讲学、教化事业上做出了不少功绩。

王阳明33岁时主考山东乡试，34岁时开始在京师授徒讲学，此后一直到56岁病逝的20多年间，无论是他处在贬谪流离之际，还是困居蛮荒之野、居乡赋闲之时，抑或政务劳顿、戎马倥偬之余，都一直做到授徒、讲学不辍。早年在京师授徒是王阳明讲学事业的序曲，真正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是在贵州龙场时期。王阳明被贬谪到当时还属于“蛮荒之地”的贵州龙场，作为中原地区过来的儒家士大夫，王阳明有责任在当地进行文化教育活动以提升当地的知识文化水平。另外，在龙场时期，王阳明的思想渐趋成熟，也有必要在讲学活动中予以丰富完善。王阳明在龙岗山上开辟讲堂，建龙岗书院，后又被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请主持贵阳文明书院，当地诸生纷纷前来就学。

贵州龙场（今修文县）阳明洞

在贵州，王阳明开始向弟子门人讲授“知行合一”学说，这是成熟意义上的心学宣讲之肇始。后来，王阳明在庐陵、滁州、南京、南赣等任职之地，政务之余，致力于宣讲心学。在讲学中，其心学思想也不断得到深化。王阳明一生讲学规模最大者，是其回家乡越城闲居的六年时间。居越六年，王阳明专事讲学，门人日进，规模空前。在《传习录》一书的下卷里曾记录这一盛况：各地来的学生环其居而住，人数多到以至于数人在当地宫观寺庙临时共食共宿，做讲座时更是有数百人围坐听讲。特别有意思的是，由于人数太多，有人在王阳明左右待了年余，王阳明也无法记得其姓名。在这一时期，王阳明的思想体系开始被弟子们系统地学习和接受，并转而传播到大江南北。王阳明的骨干弟子王畿、钱德洪、陆澄、邹守益、欧阳德、聂豹、陈九川、王艮等人，他们的思想也于此段时间里逐渐成熟起来，并将阳明心学思想推广至全国各地。居越六年的讲学活动，使阳明心学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开来。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王阳明受命赴广西平定思恩、田州之民乱，于途中仍旧坚持讲学，如到了江西吉安后，还曾大会三百多士友于螺川，讲良知之学。在广西时，即使政务繁忙，身体又饱受疾病困扰，王阳明也依旧与各学师生朝夕开讲、传道不倦。可以说，讲学活动一直伴随着王阳明发明心学、建立事功的人生旅程。

龙岗书院

与其授徒式讲学活动相关，王阳明的教化事业还表现在兴建书院、参与会讲等公共活动上。在王阳明的生涯里，他参与了多个书院、学校的创办、复建以及会讲活动。在贵州龙场时，创立龙岗书院，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为教条勉励诸生；还受邀主讲贵阳文明书院，生徒听讲者对新的学说思想予以接受与传播。在江西时，建立义泉、正蒙、富安等一系列具有社学性质的书院，修复了濂溪书院，集门人讲学于朱熹理学圣地白鹿洞书院。晚年居越时，主讲稽山书院，听众有三百之众，很多人来自外地；另外，门人还集资建立了具有心学基地性质的阳明书院。在广西时，办学校，兴南宁学校，创办并主讲敷文书院。王阳明还曾为万松书院、稽山书院、山阴县学、平山书院、东林书院、浙江贡院等书院、县学专门撰写过文章，为书院讲会制定规章，阐发心学思想，表彰书院事业，推进书院制度化建设。在明代中后期，书院会讲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传播的主要平台，关于王阳明心学所引发的书院会讲风潮，《明史》中如是评说：“正（德）嘉（靖）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三一）可见，王阳明心学在当时带动了大量书院的建立以及会讲活动的举办。不同于宋儒，王阳明学派较少去注疏经典，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书院会讲活动的事业中去。王阳明去世以后，其门人弟子、再传弟子四处兴建书院，用书院来聚众会讲心学思想，“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王阳明参与推动的明代书院及会讲活动，促成了中晚明心学思想运动的盛况，也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民间下移。

阳明书院

讲学、书院之外，王阳明还利用其作为地方官员所掌握的行政资源来推动社会教化活动。在结束三年左右的贵州龙场放谪生涯之后，王阳明到江西庐陵任知县，用疏导人心的策略进行政治治理。在巡抚南赣、平定匪患时，王阳明在军事行动的同时，更加重视通过教化人心来改变当地的社会治安状况。他利用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和掌握的权力资源来告谕实施教化，特别是谆谆告诫那些从“匪”转化过来的“新民”要恪守儒家礼法规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另外，王阳明还在各地建立“社学”，推行思想教化。社学是元代以来的一种农村教育制度，明代也在各府、州、县皆立社学，以文化教育、礼法教育、思想教化为主要任务。王阳明认为当地之所以民风不善，主要原因是教化不明，因此他在匪患刚刚平息的南赣地区大力兴建社学，期望以教化来彻底改变当地的风俗，使民众能够恪守礼教。《传习录》中卷后面所记述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两篇，就是王阳明在南赣地区推行社学所建立的“社学教条”，后广为流传。在这两篇文献里，王阳明提到“社学”的目的是推广儒家的思想道德教化，“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传习录中》）。“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凊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饬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传习录中》）这些内容显示，“社学”寄托了王阳明深切的社会教化理想于其中。王阳明还在南赣地区推行“乡约”制度，而“举乡约”的目的也在于“共成仁厚之俗”，这是王阳明将政治治理转化为道德教化的一种思路。“乡约”既是一种乡村基层组织，也是一种教化共同体，其核心目的不在于共同组织生产，而在于接受共同教化，是一种社会教化组织。从文字内容上看，《南赣乡约》的规条有十六条，大致包括：乡约作为社会基层组织要有完整的组织机构；乡约要有每月一次的全约例会，以及时纠恶扬善；乡约中成员要互相帮助，约中成员要在约长带领下调解民间纠纷；乡约的职责还有维护社区治安、进行社会监督等；乡约成员还要在生活中移风易俗。从这些内容大致可以看出，王阳明希望通过一种民间自办的组织形式来教化人们“隐恶扬善”，教导人们破除“心中贼”，企图通过教化人心、改变社会风俗的方式来治理社会，将生产生活共同体转化成道德约束共同体，以此来保证儒家伦理道德的广泛落实。“乡约”制度的制定与推行，比较典型地代表了王阳明的社会教化思想。

《阳明先生文录》书影

王阳明的授徒讲学、书院会讲与社会教化活动，是其一生教化事业的集中体现。如果说他挑战朱子学而发明心学是为了改变“学术不明”的状况，那么他的教化事业就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展开的具体行动。王阳明的教化活动，把书斋里的抽象玄思变成鼓舞人心的现实力量，启发弟子门人，引领普通公众，改善社会风气。概括来看，王阳明不遗余力的教化活动，既是儒家传道事业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他本人作为为政者对儒家教化之道的身体力行。在王阳明看来，只有用心学思想启发人心、教化大众，社会风俗才能发生改善，“三代之治”才可能实现，所谓“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传习录中》）。由其一生的教化事业来看，王阳明不仅是一位勇于创造新说的哲学家，更是能切实担当启迪人心、教化民众之责的儒家“全人”，具有以思想改造社会的典范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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