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儒家公共性思想的现代诠释

作者：朱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九月十一日壬辰

          耶稣2022年10月6日

儒家公共性思想依然对于维系中国传统公共生活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也依然能够为当代美好公共生活创建提供思想资源和智慧启迪。

对儒家公共性思想的脉络及其体系予以考察，也有利于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自觉来阐释中国经验的世界性意义，展现中国思想的普遍性价值。

形成阐述时代问题的话语体系

从知识形态角度来说，传统儒学有着丰富的内涵，从先秦到明清，儒学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知识和观念体系，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内容，对于现代中国学术也有着重要的资源性价值。当前中国正在加快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有必要从传统中汲取各种有益资源，并从中提炼出对于研究中国问题最有效的学术范畴和思想命题，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诠释，从而形成阐述时代问题的话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公共性正是这样一种基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而产生的观念和话语。

公共性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当前中国学界，围绕公共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领域，依托中国传统思想文献与生活经验来讨论公共性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对于中国传统公共性思想的发掘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在中国传统思想领域，儒家哲学强调“性与天道”的普遍先验性存在，追求“天下为公”的公共理想，以现实的家国天下为关怀指向，主张以礼乐制度作为社会生活共同遵循的规则，期待通过完善人的道德并依据人的自我完善来改造公共生活，从而创造出天下人共同享有的王道乐土。简言之，儒家哲学从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经验出发，同样发展出了对能够解释公共生活并对其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公共性思想。

如所周知，“公共性”一词是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概念，但“公共生活”的事实、观念和思想并非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人类普遍的生活样态。人的群体性、复数性存在是人的存在样式，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关系、权责和利益分配等具有公共属性的问题，是伴随人类文明发展全过程的，也不分中西古今而在不同文明形态中普遍存在。儒家哲学是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更是世界文明的独特形态，就“公共性”思想而言，儒家哲学和中华文明中也有着其独特的理论表现，是人类公共性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自儒家哲学理论化开创之始，就试图为共同体生活寻找超越性的形上根据、探索人性的根源、树立人际交往的伦理原则、建构修养工夫、确立可供遵循的规范以及描绘可能的理想社会，儒家公共性思想对现实生活的理论解释以及方案探索，为人类特别是传统中国公共生活之维护并向良善的发展，做了重要而独特的思想贡献，形成了公共生活的中国经验，可以成为现代人思考和处理公共生活诸问题的思想资源之一。

中国传统公共生活遵循的核心理论

从历史经验层面来看，儒家思想与文化成型于先秦的中国社会生活之中，本是一种礼俗传统和典章制度，孔子以公共交往中的“仁爱”原则概括早期儒家思想并形成了一套“心理结构”，为早期儒家的礼乐文明朝向精神哲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赋予儒家文化以深沉的理论色彩。儒家哲学理论的创立时期是社会秩序失范的时代，儒家先贤怀着对现实混乱局面的忧患以及对理想生活的期望，试图从理论上为良好的共同体生活及其发展方向提供儒家方案。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哲学核心要义在于“仁”与“礼”，“仁”是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要求每个人在自我修养中予以养成并在对待他人是予以落实；“礼”则是协调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具体行为规范，要求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予以遵守。以“仁”与“礼”为核心的儒家哲学在中国历史上积极的参与了公共生活，并成为公共生活的重要指导性原则，通过历代儒家不懈的努力，“以儒治世”成为了传统中国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信念与教条。

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史上，自汉代统治者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以来，历代政权大多尊奉儒家价值观念并公开宣称将其作为治国之道，将儒家哲学所阐扬的尧舜之道、三代之治作为良好政治治理的典范；将儒家经典作为国家正统典籍予以传承甚至作为处理重大政治事务的文献依据，同时还将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及运用能力作为取士选材的标准；将儒家的忠孝仁义原则作为政治教化的主要内容，将儒家的礼仪规范作为国家典章制度制定的依据，并依照礼乐制度组织具有仪式性意义的公共生活；依照儒家的礼法精神进行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按照身份的差序等级意识来自上而下的贯彻政治意志，根据儒家在“华夷之辨”所确立的“尊王攘夷”原则来处理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按照儒家的差等原则安排共同体成员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射御书数以及乐舞审美等活动；以国家的名义公开表彰儒家哲学的创始人孔子并修建供奉孔子及历代儒家圣贤的公共建筑，以此来标示国家对于儒学的尊崇。从形式上看，儒家哲学及其文化传统渗透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公共政治中的根本性治理理念。

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史上，由于国家政权对于儒家文化和价值的推崇和倡导，民间也将儒家哲学精神落实在日常的公私生活中。就日常的公共生活而言，人们秉持儒家血缘宗法理念去强化家族意识，以家族聚居共同体的形式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家族权力也按照儒家的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原则进行分配和使用；人们按照忠孝节义的原则和要求进行修身、齐家、交友、治民以及其他社会交往的伦理活动；读书人熟读儒家经典并期望以此获得晋升之阶，他们依靠从儒家经典里获得的知识、思想和信念来进行学术、文化创造和社会治理，以儒家往圣先贤的言行和事迹来作为自己人生和公共生活的参照，同时将成为君子、成为圣人作为人生修养的根本目标；人们以儒家思想文化来与佛道二教及其他异质文化因素进行抗衡，以儒家信仰来对抗各种非主流的思潮，以儒家的终极关怀来应对生老病死等人生终极问题；人们按照儒家礼仪精神待人接物，按照儒家伦理原则要求自己，建构并延续生活传统，以此来应对日常生活中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个人事务。直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大变局之前，儒家伦理精神已经全方位的渗透到社会生活中，成为主导社会生活的公共教条，为人们所熟知和信奉，两千多年来，虽然佛道二教对儒家思想或有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儒家在日常公共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

由上可知，在中国传统的公共生活中，历代政权长期依照儒家的仁爱原则、礼治规范以及自上而下的“大一统”权力结构、差序等级的职官体系、礼法合一的律法制度、礼乐教化等理念和措施来治理国家，推行公共政策、建构公共秩序、规范并引导公共生活；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儒家的仁爱原则和礼治规范也是个人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所主要依赖的观念性力量。无论是公共的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的实践，儒家哲学都在其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因而是中国传统公共生活所长期遵循的核心理论，而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儒家公共性思想也有着其自身的观念体系。

阐释中国经验的世界性意义

从总体上看，着眼于人类共同体的共同福祉、在现世中实现理想的公共生活是儒家公共性思想的核心关切。儒家公共性思想的观念体系反映了传统儒家的入世旨趣和经世指向，在形上根据、制度规则、价值选择、工夫指向以及理想勾画上有着丰富的内容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逻辑。儒家哲学所强调道德形上学的理念认同，为分裂的现实世界建构一个共同的道德本体，从而有利于共同体成员形成对于世界与人生的最大共识；公共性的礼治精神与礼制规则，为共同体形成一套普遍有效、可供遵循的秩序保障，能够促进人们明确各自职分从而在公共规则下对个体言行有所规约；公共性优先的伦理原则，强调人首先是在群体中生存发展，只有群体的大同团结、繁荣昌盛，个体才能得到更好发展，这种观念可以帮助人们做出有利于公共社会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道德修养上推己及人的公共指向，使得每个人不仅关注个体心性，也关心共同体其他成员的疾苦，将他者的福祉与自己的发展关联起来，从而促成类意义上的共同发展与完善；以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为代表的理想社会设计，指出了人类共同命运所在，为人类勾画了崇公奉公、群己和谐、命运与共的可能性良好公共生活。基于此，虽然在平等个体、个性自由、社会民主、人民参与等现代性公共观念上有所缺乏，但儒家公共性思想依然对于维系中国传统公共生活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也依然能够为当代美好公共生活创建提供思想资源和智慧启迪。儒家公共性思想的上述内容，在儒家哲学发展的历史上不断丰富发展，呈现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脉络体系。

儒家公共性思想表现在先秦以来的儒家哲学发展历程上，更在中国传统公共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构造信念、完善治理、维系秩序、安定民心、筹划理想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理论张力并与现代社会价值观念有所差异，有着予以现代性阐释与发展的必要性。对儒家公共性思想的脉络及其体系予以考察，彰显其在哲学维度上的普遍性与合理性，揭示其对现实公共生活的解释力和塑造力，展现其中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思其中的理论张力和实践弊端，有利于建构一种基于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的公共性思想体系以及为当代现实公共生活提供思想资源，也有利于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自觉来阐释中国经验的世界性意义，展现中国思想的普遍性价值，更好地阐释中华文明形态在人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与未来发展态势。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