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文学史——评鲍鹏山《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

作者：刘强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名作欣赏》2022年第8期

大家好！很高兴参加鲍鹏山教授《中国人的心灵》新书互联网研讨会。首先要感谢北京的徐治道先生发心和费心组织这么一个别开生面的网络研讨，要不然以我的懒惰和对鲍鹏山教授的熟悉程度，我还不一定能集中时间和精力，好好读他的这么一部大著。

我读书有个毛病——喜欢钩沉索隐，深文周纳。所以，接到鲍鹏山兄的《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商务印书馆2018）后，我便知道这是一次“重装上阵”。我马上通过微信向鲍鹏山表示祝贺，他随即回复：“这不是新作，是旧作重版，出版是06年了。”我回复：“我有一本《中国文学史品读》。”他答：“就是那本。”我说：“我知道。这次出的大气多了！”

这里顺便也要感谢商务印书馆鲍静静总编，以及本书的幕后推手——我非常尊敬的贺圣遂先生，贺老师本来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最初就是这本书的出品人和“催生婆”。现在贺老师主持商务印书馆上海分社，再度将此书以《中国人的心灵》的名字出版，相信这样的一种出版上的策略能够使这部书赢得更多的读者。

这本书究竟“大气”在哪呢？我想首先就在书名上。“中国人的心灵”，先就让我想到林语堂的英文名著《吾国吾民》（中译本作《中国人》）。林氏戏称：“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该书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涉及文化、政治、历史、习俗、性格等侧面，其中当然也包括“心灵”。此番鲍鹏山以“中国人的心灵”出之，又是“向中国人讲自己的故事”，姿态更为从容，方法上更偏于内省，给人的观感，自然要比12年前的《中国文学史品读》大气得多，对于读者的吸引力自然不同。

这还不算，此书的副标题也大有来头。如果我没猜错，灵感当来自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小说名著——《理智与情感》（1995年李安又将此书改编导演，搬上银幕）。奥斯汀写的是婚姻家庭中的“理智与情感”，而鲍鹏山似乎野心更大，他想通过对中国文学经典的解读，穿越历史与现实，为中国人的“三千年理智与情感”树碑立传！读这部书，你会感到鲍鹏山涉猎之广，用功之勤，格局之大，魄力之雄。如果说《风流去》是为“三千年历史与人物”立此存照，那么这部《中国人的心灵》，则是为“三千年文学与作品”“传神写照”！

鲍鹏山在《后记》中说：“其实，出版时我就想叫这个名字的，但想到贺圣遂老师叫我写的是文学史，就还是把它叫作文学史了。” 所以，这部书不仅是鲍鹏山“一个人的文学史”，还是他“一个人的心灵史”（按：我曾写过一篇书评，题为《一个人的<水浒传>》，也是对鲍鹏山《新说水浒》的一个观感和判断）。因为是鲍鹏山一个人的文学史和心灵史，这部书就显得个性鲜明，与众不同，甚至特立独行，天马行空。单是看目录，就给人一种摇曳多姿、满纸生香之感。不过，这些目录的标题都是虚的，仿佛在让读者“猜谜”，标题是谜面，谜底能否昭然若揭，全看读者文学史的知识是否够用。

比如，“一个民族的情怀”是说《诗经》，“面向风雨的歌者”是指屈原，“快意恩仇”显然是说《水浒传》，“中国悲剧”当然是指《红楼梦》；明明是写司马迁，他偏要说“听那历史的哭声”；明明是说《金瓶梅》，他却拈出“爱与死”；……每个“谜面”与“谜底”不一定严丝合缝，但又都能若合符节，让人会心一笑。这样的写法，是鲍鹏山一贯的套路，用文学性的语言来编织学术性体悟，用诗意化的字眼来宣泄生活化的情感；一句话，鲍鹏山所以是鲍鹏山，就是因为他心中一直有读者。

说实话，我本来不愿意把这本书当作文学史。我觉得，这本书更像是《风流去》的姊妹篇。《风流去》是一部“思想史”和“思想家”边上的文化随笔，而这一部则是对“文学史”和“文学家”（包括作品）的个性化随笔。但是，刚才鲍鹏山教授已经对“专业的文学史”和“非专业的文学史”做了说明。也就是说，在写作之初，他是按照写一部文学史的思路开始工作的。但是，长期形成的对文学以及对学术的理解，又让他对此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弹——他并不愿意为文学专业的读者写这么一部书，他更愿意给非专业的读者写一部更有趣味的“历史上的文学”。尽管这样的定位使他的写作与文学史的操作原则渐行渐远，但却最终使他又一次地坚持了自己的文学观或者说价值观。我以为，这就是一种十分跳脱、非常宏大的抱负。这是鲍鹏山的大气所在。因为他心中有“大众”，所以他笔下有“大气”。

当然，书名也好，目录也罢，还只是外观上的“大气”。细里看，这部书的结构和内容也是“大气”的。“大气”必与“匠气”不侔。换言之，这部书不像是一部通常意义的“文学史”——而妙就妙在“不像”。一般文学史，无论如何总要“作客观状”的，体大虑周，面面俱到，发言遣论，老气横秋，仿佛这文学史只是写给专家看的，做教科书的；可鲍鹏山不，他偏要“作主观状”——我就写出我看到的、我想到的、我悟道的，至于别人怎么看，你问别人去！

比如，写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他用的题目作为谜面便很难猜——“人为什么堕落”？乍一看有点小题大做，或者过度阐释，甚至读到最后，一句“吴敬梓好心硬”，还让人以为不是书中人堕落，而是写书人吴敬梓堕落！不过仔细看他对吴敬梓的分析，诸如“吴敬梓优长在语言、细节，缺点在不会讲故事”，“三番五次地硬牵着读者的鼻子走，逼读者转弯抹角，这都是由于他自己太自由、太没约束的缘故”，以至于“这样太自由地写一处丢一处，拐一处撇一处，甚至使他草菅人命起来：写一个人，要丢开他而又丢不开，放在手边叙述起来又嫌碍手碍脚时，他便让他死。让他这样弄死的人，在一部《儒林外史》中，有数十个之多，有时甚至直接让人绝户：那严监生一家，转眼之间，死了三个人，丢下一个小寡妇哀哀无告。”

读到这里，你不得不承认“这吴敬梓好心硬”，又不得不承认，“这鲍鹏山好大胆”！好好一部书，本可以用“现代叙事学”做做“视角转移”“空间结构”之类学术分析的，偏偏被鲍鹏山的一句“好心硬”给解构了！

好在鲍鹏山有时候也能自我解嘲：“这当然是我个人的很意气的意见，很不适合讲文学史，会贻误读者，但‘意见’者，‘臆见’也，一己之见、一孔之见、一时之见也，况且我也不是在宣布科研结论，又不是在做教材，请大家允许我偶尔胡说一通罢。”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言：“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以此反观近百年以来的文学史写作，无不走客观化视角、教材式写作、团队化经营路线，或可谓之“无我之史”，即“以史观史，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史”。鲍鹏山的文学史品读，却时时处处都有一个“我”字，也都有一个“心”字。这部《中国人的心灵》，是“有我之史”，是鲍鹏山“以我观史，故史皆着我之色彩”。读着这样的文学解读，读者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并因此获得一种难得的阅读愉悦。

当然，有一得必有一失。因为主观色彩的浓厚，鲍鹏山的叙述视角反倒显得单一了。也就是说，他用心中的一杆秤（价值观）来称量这些作品的轻重和成色，而无论其历史及个人的局限，因而显得缺乏“了解之同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专断的叙述”。读者若要获得更理性的判断，还必须跳出鲍鹏山充满情感和情绪的叙述套路，多方比较，转益多师，方可奏效。反正我个人是被鲍鹏山“成功俘虏”的读者，为了表明自己还有些独立思考，我必须要挣脱他给我的“理智与情感”的束缚——我相信鲍鹏山之所以是鲍鹏山，也是不断在挣脱前人给他的束缚才得以达成的。这一点，我们应该心照不宣。

第三个大气，便是其摇曳多姿的文笔和无处不在的怀疑批判精神。读鲍鹏山的书，你分明能感受到他的孟子般的“纵横捭阖”与《水浒》般的“快意恩仇”，还有鲁迅文章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过，鲍鹏山的怀疑和批判，基本上还是建立在学理和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因而即使是偶尔有点旁逸斜出、擦枪走火的情况，只要读者仔细分辨，同情理解，也还是能够读出其良苦用心。

鲍鹏山除了批判古代的专制主义体制，还经常批判当代的学术研究，而且于后者批判尤甚。如果说孟子是“辟杨墨”，鲍鹏山则是“辟学术”。他对《西游记》主题研究的批判就十分到位。比如有人把孙悟空做阶级分析，说他是劳动人民，或者新兴市民，或者是当时封建当权派的反对派，是中小地主的化身，鲍鹏山对此一类所谓“研究”，一概斥之为“乌烟瘴气”。

鲍鹏山对猪八戒和孙悟空的解读，也不是基于阶级性，而是基于人性和艺术性。所以他才说：

“我们在猪八戒身上看到的，正是我们自身熟悉而又不敢示众的，现在由这夯货呆子表现出来，如同我们自己暴晒自己的隐私，却由于借了别人的名头，当然非常惬意。正如我们在孙悟空身上看到的，是我们自大的梦想一样；我们在猪八戒身上看到的，正是我们自卑的现实。猴子是精神的，理性的；八戒是肉体的，感性的。猴子代表我们的精神的超越，八戒则代表着我们的肉体的贪嗔。”

这样的解读，切中肯綮又妙不可言，读来痛快淋漓！类似的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这里就不再多举例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怀疑和批判其实是最容易把握不好、收拾不住的。鲍鹏山的这部书也有剑走偏锋，以至不能自洽的情况。比如他批评孟子的逻辑不通，用的却是“事实判断”。须知逻辑本来就是一种思维的推导过程，重在思维的乐趣，并不需要事实来证明。反过来，事实即使出现了“反例”，也并不就能推翻逻辑上的自洽。鲍鹏山说孟子“霸道”，其实他倒是深受孟子的影响。

比如在谈到《忆秦娥》这首词的作者问题时，鲍鹏山说：“我今天就这么不讲理一回，和学者们的‘学术规范’开一回玩笑。他们把艺术讲成僵尸，讲成庸俗肤浅的政治经济学与夫似通实不通的考据学，把作家讲成只会简单条件反射的低级生物，他们把这称之为严肃、科学、合乎规范的‘学术’。可我觉得这即便是‘学术’，也已没有了文学。过分的‘学术化’是艺术与心灵的终结。”

他批评孟子：“他的文章师心自用，是一个纯任意气的人，所以他的文章意气风发。他嫉恶如仇，道德感极强，所以他对他看不惯的人与事动辄恶言相加，拔刀相向。”这段评价也很像是鲍鹏山的“夫子自道”。

作为一个文坛和学界的“独行侠”，鲍鹏山一贯以学术或学术界的“边缘人”甚至“踢馆者”自居，因为秉持这样一种姿态，他一方面对“钻故纸堆”“为稻粱谋”的学术生产冷眼旁观，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另一方面，却也敏感地知道学术价值不是骂一骂就消失殆尽的，所以私下里又常常如饥似渴地读书，当然包括读学术书，以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这就是鲍鹏山的文章表现出某种“矛盾”和“吊诡”。他似乎不太相信学术研究确有“拨云见日”和抵达“真知灼见”的可能，比如他就敢这样说：“是的，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和猜测。”他常常把“文学”和“学术”截然对立，就如有人总把“爱情”和“婚姻”截然对立一样。比如鲍鹏山在解读《诗经》时这么说：

纯洁的爱情是没有背景的，真正的文学欣赏也可能正是没有学术的。……正如一个人对他所追求的绝世佳人身世背景的过分关注会让我们怀疑他的真正用心一样，过分学术化的文学研究，也让我们怀疑他是否有“爱”文学的能力，甚至是否真的爱文学，还是仅仅因为这种“学术研究”能给他带来世俗的好处。

这种对学术的消极判断恕我不敢苟同。如果把文化比作一棵大树，那文学就是花朵和果实，而学术就是根脉和树干。文学鉴赏如果是恋爱甚至是“艳遇”，那么学术研究则是婚姻甚至是“家族”。文学鉴赏可以见仁见智，师心自用，重在“美的愉悦”，需要有一“审美意识”；学术研究则需要沿波讨源，追根问底，重在“真的探寻”，需要有一“问题意识”。二者并行不悖，不能厚此薄彼。

换句话说，“文学史”本来就不是文学，而是“关于文学的历史”，不可能过分表现对文学的审美和感悟。反过来，“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如果写得好，倒有可能成为文学。正如一个学者不能有“知识的傲慢”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文学的鉴赏能力强，就产生一种“文学的傲慢”。

我以为，批评学院派的弊端无可厚非，但不能将学术的价值做打包式处理，一概否定。按照古代的经典系统，本来就有“经史子集”四部之分，其中“集部”也就是文学，虽然四居其一，但毕竟是处于最低的一个位格。文学固然为大众喜闻乐见，但今天的读者，也有必要多读读经、史、子三部中的学术书。

对学术的否定，可能会带来一个流弊，就是让年轻的读者以为学术毫无价值，以至于他们只能读集部的文学作品。今天的中小学教育不正是存在着这样的弊端吗？而且，做学问的人不一定就审美能力差，只是选择不同罢了。一个人可以选择做金圣叹，也可以选择做顾炎武。我想，顾炎武不一定会瞧不起金圣叹，但反过来，金圣叹更没有理由看不起顾炎武。

最后我还想说，读鲍鹏山的这本书我很感动。他一直很勤奋，很努力，我也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和榜样。我向他学习的地方要远远多于批评的地方。谢谢大家！

（根据2018年11月19日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