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张祥龙先生

作者：毛朝晖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西元2022年6月9日

早晨醒来，我从微信群上读到张祥龙先生去世的消息。刹那间，张先生那长须拂胸、古服古行、仙风道骨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与张先生的交往并不多，但在雪泥鸿爪的几次交往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奇特的。

我与张先生的初次见面是在新加坡。2015年底，梁秉赋老师与李晨阳老师联手主办“比较视野下的先秦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梁老师安排我去帮忙。在会场上，我见到了多位儒学大家，而首先出场的就是张祥龙先生。只见他一袭唐装，长须飘拂，用缓慢而低沉的声音开始讲他的通三统、儒家文化特区和阿米什人的社团生活；在发言的空当，他常常微闭着双眼，就像禅师在静坐时那样。“通三统”是今文经学的旧观念，“阿米什人（the Amish）”是17世纪欧洲的一个新教再洗礼派，“儒家文化特区”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全新概念（根据我的了解，应该就是张先生首创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组合，既非常传统，又非常前卫。这是张先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2018年，我博士毕业后去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应聘，起初被录用为博士后人员，合作导师正是张先生。我获悉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庆幸自己法缘殊胜、得遇明师，正好借此机会“进补”西方哲学尤其是现象学方面的训练。当天，我就给张先生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说道：“我的博士论文《唐文治与学堂经学的改革》便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近代经学进行系统反省，并揭示其在近代中国的生命力。历史的反省只是第一步工作。接下来，我计划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经学如何作为现代哲学的思想源泉，如何与佛学或西方哲学相区分、相调和，共同参与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您在儒家哲学、西方哲学、比较哲学方面都有深厚的学养，是我素所景仰的前辈学者。能够获得您的指导，这是我的缘分，也是我的幸运。相信在您的指导下，我一定能弥补自己学养的不足，打开新的学术视野，进入新的思想境界。这实在是弥足珍贵的学术际遇。”很快，我就收到张先生的回信。他表示乐意担任我的合作导师，让我着手准备一份研究计划。后来，由于我当时已经超过35岁，结果由哲学系出面协调，最终给我安排了一份副研究员的工作。

动身去珠海之前，我给张先生又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能前去拜见。不巧的是，张先生那时已经返回北京。春季学期开学之前，系里临时通知我，说“比较哲学”这门课原来是由张先生负责，由于张先生最近身体不适，希望由我来接替，并让我尽快准备教学大纲。我先是一愣，然后连夜草拟了一份教学大纲，发给张先生指正。张先生回信说：“我最近身体是出了问题（谢谢问候），所以下学期无法上课。看来只能麻烦你了。你的大纲做得很丰富、细致，应该是可以教好这门课的。”这样一来，我没有做成张先生的学生，反而成了他的同事，而且是“代课老师”。现在回过头看，这实在是我的人生中一段很不可思议，很奇特的缘分。

在“比较哲学”课上，我带领研究生一起研读张先生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的相关章节。说实在的，我原本毫无现象学的训练，骤然带领学生研究这本大著，一方面深感吃力，另一方面也深感惭愧。在这种情形下，我与其说是在指导学生研读，倒不如说是在与学生一起学习。然而，吃力归吃力，惭愧归惭愧，研读的收获却是很大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张先生强调中国哲学对“天道”的理解是基于一种境域型的思路，而西方哲学对于形而上学的理解则大抵属于一种概念型的思路。时间、境域、缘在……，这些概念是我从前在思考中国哲学时很少注意的，而在他这里却成了理解中国哲学的关键概念。他的一些论述有时不是非常分析的，我一时之间未能完全接受，但我必须承认，他的思想与论说对于我而言是诚恳的、亲切的、富有冲击力的。就这样，我通过教学的方式与张先生的精神世界发生了一种奇特的交会。

暑假的时候，张先生的病似乎越发沉重了，不久他就离开了中大。离开之前，他曾回珠海校区一趟，我们在校园里不期而遇。与在新加坡初见时相比，张先生这时身体显得比较消瘦，声音更弱一些，但精神还是很矍铄的。我询问了他的病情，然后简单寒暄了几句，他就赶着要收拾行李返回北京。此后，我们还有过几次通信。我一直期待他康复后能再返回珠海，以便有机会进一步向他请教。没想到，这样的一番期待竟成了永远的遗憾，而珠海校区的匆匆邂逅竟然成了永诀。

未来，我还会开设“比较哲学”，还会指导学生研读张先生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也还会重温与张先生雪泥鸿爪的交往，而张先生那长须拂胸、古服古行、仙风道骨的形象也必然会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为我传递源自他那独特的精神世界深处的缘在讯息。